如果把西柏坡作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京赶考”的出发点，那么延安则是“赶考”思想的发源地。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迅即引起广泛关注。《甲申三百年祭》叙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彻底失败的过程。时在延安的毛泽东读到该文，非常赞赏，先后两次号召全党学习并把它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突出強调了戒骄与防腐。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还特别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毛泽东如此重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源于他未雨绸缪，一直在思考如何破解历朝历代由盛而衰、始兴终亡的“周期律”命题。这在后来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一次“窑洞对”中可见其详。

黄炎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1945年6月，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希望访问延安，为国共两党谈判搭建桥梁。不久，中共中央回电表示欢迎。其后，除王云五因病受阻外，其他6名参政员登上前往延安的飞机。7月1日，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子很愕然，一问才知道，1920年杜威访华时，黄炎培曾请杜威在上海演讲，当时台下听众中就有毛泽东。

黄炎培一行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街道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能“直达上听”，给毛泽东提建议。他发现，在延安喊毛泽东就是毛泽东，很少会称职衔。黄炎培在同中共领袖交谈时，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的“朴实稳重”，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当即表示：“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如今，延安的那次“窑洞对”已传为佳话，但“历史周期律”的命题不仅过去曾让毛泽东深思，今天又何尝不令我们同样沉思。可以说，当年的“窑洞对”是朋友间一个善意的提醒，但更是一种警示的告诫、一记长鸣的警钟，它直白地告诉我们，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衡量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试金石，也是跳出所谓“历史周期律”的唯一“秘诀”。

在距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仅仅4年半的时间之后，1948年12月31日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电波瞬间传遍全国各地，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但当革命胜利的脚步一步步临近的时候，毛泽东的忧思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日渐加重。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

提出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给出了解决之策。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宣言：“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两个务必”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精神的核心内容，成为全党作风建设的制胜法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长鸣警钟，并将世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