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婷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仅论个人经历与感情，顾维钧的

人生故事称得上精彩、丰富。作为外交家的夫人，

他的妻子也必得承担起相应的的责任，和他共同进退

作为一个志向高远、名声斐然的爱国外交官，顾维钧的4段婚史，是交织了社会、历史、家庭、人生丰富而复杂的多重变奏曲。这里还是先从父命难违下屈从的一段包办婚姻说起。

张润娥：包办婚姻的牺牲品

1908年春的一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大三的顾维钧，收到了父亲从上海寄来的家书。父亲希望他能在毕业前回去，和在上海的未婚妻完婚。顾维钧苦思冥想，终于模糊地记起：在他大概10岁时，父母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系上海中医界老前辈张骧云的侄孙女——张润娥。

在家庭的压力下，他不得不违心屈从，和张润娥结了婚。张润娥嫁入顾家后，顾维钧一直跟她分床而居。可见，顾维钧实质上并不肯承认这门亲事。不久，在父亲的施压下，顾维钧带上张润娥，一起到了美国。

在到达纽约的当天，顾维钧便把她送到费城，在朋友推荐的一个美国家庭住了下来。他的朋友准备帮张润娥介绍学校，学习英文。安排好这一切后，顾维钧回校学习。

此后，每逢节假日，顾维钧总要去看望张润娥，两人一同吃中餐、看电影，或者散心聊天，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夫妻，不如说是兄妹或朋友。据顾维钧后来回忆：

我向她解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有一份职业，并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国家和民众服务。为此，必须充分准备。她对此完全理解。

至于个人问题，我告诉她，我们应当力争幸福，而幸福只有在以爱情为基础时才能得到。这只能是自然形成的东西。就我们的情况来说，我们彼此从来不了解，甚至从来没见过面。我们纯粹是因为父母包办而被推在一起成为夫妻的，父母甚至不曾征求我们的意见。我是这样，我猜想她也是这样。她证实了这一点。她父母向她提出婚事的时候，从来也不准她发表意见。她既没有见过我，自然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所以，从一开始，她似乎就明白这种婚姻纯属包办，是非常不自然的。

到了1909年秋，当顾维钧试图说服张润娥不再保持这种有名无实的婚姻关系，以便双方都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时，她显然并不因此感到突然和震惊。顾维钧征求张润娥的意见，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离异后，如果女方愿意留在美国，顾维钧负责她的学习费用;如果回国，他俩在家中的财产悉归女方所有。1911年，两人在协议书上签字，友好地分手。

据说，张润娥与顾维钧离婚数月后，独自回了上海，后来出家当了尼姑。1933年顾维钧得知张家生活困难，曾托人捎去5万元，还附有一封信，但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1968年，张润娥病故。

唐宝玥：巴黎和会前夕不幸早逝

1908年，时任奉天巡抚唐绍仪使美返国之前，顾维钧曾作为在美留学生代表致词，给唐绍仪留下了深刻印象。5年之后，顾维钧和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在在上海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新婚不久，顾维钧进入外交部任职，他很快从家庭生活中抽身而出，一心扑在了工作上。从1915年起，他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公使。到美国后两年，夫妇俩先后有了可爱的儿子和女儿，顾德昌和顾菊珍。

1918年10月17日，顾菊珍诞生时，唐宝玥的体质明显地虚弱了，但她仍然全力支持着丈夫的事业，正如时人评说：

顾维钧使节在美时，凡重大典礼，国际宴会，夫人必周旋赞襄，曲尽其欢，以博友邦人士之好感，以故驻美各使，无不知顾唐夫人，亦无不善遇顾唐夫人。说者谓顾惠灵蜚声外交界，倾动欧美者，得于内助者良多，非虚语也。

夫人殉之前三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氏未能俱去，因令夫人择一地为己代表。夫人念顾氏年来珠盘玉敦，疲于奔命，不愿其重苦跋涉，因告奋勇，愿赴费城，周旋与会之士女间，成礼而归。归途染疫，身即不支，而犹勉强赴某公使夫人之招，略事酬应，回邸病即不起，二日而谢世。

顾唐姻缘犹如昙花一现，留给顾维钧的是满腹的凄怆和悲伤。国难胜于家痛，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作为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在料理了妻子的后事之后，从巨大的悲痛中重新振作起来，即刻远赴巴黎。

黄蕙兰：“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爱中国”

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祖籍福建同安，1893年出生于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一个富商之家。父亲黄仲涵有“爪哇糖王”之称，是一位爱国华侨。

黄蕙兰天资聪颖，会华语、荷兰语、马来语、英语、法语等多国语言。

1920年10月21日，顾维钧和黄蕙兰在法国公使馆举行了婚礼。黄蕙兰自此开始学习和了解如何做一个外交官夫人，就像她自己所说的：“维钧和我结婚的时候，我对这一切很少了解，但我逐渐理解我丈夫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并且在静坐倾听中学习到有关政治和权力活动的知识。我对中国的爱国心并没有因政治而变得复杂化。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爱中国。”

此后，无论是在伦敦、巴黎、华盛顿，还是在北京，凡顾维钧任职所到之处，黄蕙兰总是随同丈夫一起。黄蕙兰与传统中国女性迥然不同的风采，无疑使她成了一个格外靓丽出众的角色。

1941至1946年间，顾维钧担任驻英大使，后来又驻节华府，夫妇俩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被邀请参加外交活动或社交活动，黄蕙兰自己还要设宴招待和拜访客人。种种酬应间，她总是应对自如，游刃有余。

回忆战时伦敦的那段生活，黄蕙兰说：“我们正是靠着父亲的财产，才得以轻松自若地周旋于欧洲的社交界。我丈夫虽然精明能干，但他国际声望的提高，却离不开我们的招待方式及中国使馆的装潢修饰。此外，我谙熟豪华生活，所以在各种庆典酬應中，不论做主人还是做客，全都轻松自如。我总能做到不失自己身份和本来面目。”难怪，在顾维钧任驻美大使后的某个场合，当几位来访的中国官员对他大加称赏时，宋美龄却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呀。”以宋美龄自己的亲身感受和体会，她很清楚顾维钧的外交事务离不开黄蕙兰的襄助。

有一次，甚至连黄蕙兰的长子顾裕昌也当着父亲的面说过：“中国大使多如牛毛，父亲能有今天，也是因为娶了像母亲这样的妻子。”

曾与顾维钧和黄蕙兰夫妇多有交谊的袁道丰，结合自身外交经历，对此作过评价：“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当中，最出色的中国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中外人士都对她很尊敬。”

也许谁都不会想到，就是这对看上去富贵结好、相得益彰的夫妇，却在结婚30多年之后，因聚少离多、感情变淡以及观念分歧，归于分道扬镳的无奈结局。1956年，两人平静而友好地离了婚。1993年12月，黄蕙兰在百岁生辰的那一天无疾而终。

严幼韵：在战火历练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坚强女性

顾维钧的第四任夫人严幼韵，1905年9月出生于天津，祖父严信厚是清末著名实业家、书画家，父亲严子均“多财善贾，颇有父风”，也是一个开明商人。1925年，严幼韵考入沪江大学，2年后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该校第一批女生之一。严幼韵不仅美貌、时尚，而且学习成绩优异。

严幼韵的第一任丈夫是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

马尼拉沦陷后，杨光泩拒绝了日本人让他集中华侨领袖的要求，于是遭到逮捕。此前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曾邀请杨光泩、严幼韵夫妇带着女儿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杨光泩却拒绝道：“身为外交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之前，绝不擅离职守。”直到战争结束，严幼韵才确切得知：杨光泩因在狱中不肯屈服，惹恼了日本人，早在1942年4月就已遇害。

在杨光泩被抓后不久，严幼韵和女儿们便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他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里面挤满了大大小小40多口人。作为总领事夫人，严幼韵不得不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变成了一个大事小事都要管的大管家。后来，她还带着众人搬了好几次家。为了自救，她将楼外的花园改成菜地，带着女儿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了自制酱油和肥皂。当时她没有任何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同时还要不停地变卖家当，才能维持生计。

虽然战争残酷，生存艰难，但严幼韵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相信战争会结束，中国会胜利，中华民族会走向新生。她时常告诫女儿：“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她让姐妹3人都自己做了一个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

严幼韵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我们确实非常勇敢。我们那时比我现在大多数的孙辈都要年轻——我与莫太太（莫介恩领事的夫人）30多岁，其他一些人则更年轻。尽管我们不知自己的丈夫生死如何，非常担忧我们的孩子，自己的命运也完全无法确定，但我们直面生活，勇往直前。

国难家难当头，失去丈夫的严幼韵独自抚育3个女儿，带着其他遇难外交官的家属和孩子，顽强自救，共度难关，直到日本人投降。昔日的富家千金，已在战火历练中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坚强女性。

1945年，二战结束，严幼韵带着3个女儿坐船到了美国。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严幼韵听闻后向一位朋友打听，问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的一份工作。不料这位朋友反问道：“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呢？”可严幼韵觉得还是应当努力争取。最后，她进入了联合国礼宾司，为初创时的联合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为联合国礼宾司初创时期的5位成员之一，严幼韵负责包括阿富汗、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日本、泰国、美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13个国家的事务。安排递交国书，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所有涉及联合国的官方礼仪事宜，全由她来操持。严幼韵以自身充满慈善、友爱和协作的精神，成为同事心目中最受欢迎的人。以至于她退休之后，许多老同事会来信抱怨工作上的种种困难和麻烦，并肯定地说：“如果你还在办公室，就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严幼韵在联合国礼宾司一直工作了15年，于1959年10月离职。当时，她已经54岁。也就在那一年，她找到了人生的第二个伴侣——顾维钧。1959年9月3日，严幼韵和顾维钧在墨西哥城登记结婚。

严幼韵的乐观豁达，深刻影响了她的家人。她的家长作风十分开明，比如说每次女儿带男朋友回家，她总说：“要是你自己确信了，那我也满意。”小女儿杨茜恩的丈夫从事金融业，严幼韵便把她和顾维钧晚年的积蓄都交给他打理，丝毫没有顾虑。更难得的是，严幼韵与顾维钧的子女也处得不错。顾维钧的女儿顾菊珍回忆说：“我们顾家这些人，跟她们原来不认识的，她能够把我们全部召集起来作为家庭，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在顾维钧去世时，就连大儿子顾德昌也在众人面前感动地说：“如果没有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20年。”

严幼韵晚年时，是一个拥有祖孙五代100多人的大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祖母。当有人问起她长寿的秘诀，她笑着回答：“爱和乐观，对生活永远感恩。”她每天依然穿旗袍，戴首饰，化着精致的妆容，仿佛仍是当年那个美貌惊艳、乐观开朗的“复旦女神”。2017年5月25日，严幼韵在纽约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12岁。

张润娥、唐宝玥、黄慧兰、严幼韵，4位女性，几乎贯穿着顾维钧的情感的一生。而她们所象征的——包办、政治、经济、陪伴，也在顾维钧的工作与生活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顾维钧晚年时，曾对他的婚姻有过以下总结：

主命，与张润娥完婚，实属无奈;主贵，与唐宝玥联姻，借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主富，與糖王之女黄蕙兰通婚，可以多财善舞;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以期白头到老。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仅论个人经历与感情，顾维钧的人生故事称得上精彩、丰富。顾维钧是一个外交家，作为外交家的夫人，他的妻子也必得承担起相应的的责任，和他共同进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