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潜著

像顾维钧这样在外交界服务时间如此之长，担任过的外交职位如此之重要，经历过的重大外交事件如此之多的外交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鲜为人知的是，除顾维钧外，他的妻子严幼韵、女儿顾菊珍、女婿钱家骐、儿子顾裕昌、侄子顾应昌等，都曾是联合国资深官员。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家族，也是一个深具中华传统美德的家族。

【家世】

名门望族：乐善好施、奋发振拔

顾氏渊源、变迁

顾维钧家族，最早可追溯至三国时东吴名臣顾雍（168-243，吴国丞相，任上多政绩，后世子孙散居于苏州城乡）。清代中期，昆山诸生顾在扬迁居嘉定西门外前门塘村定居，是为顾维钧家族的始迁祖。此后历高祖顾廷珍、曾祖顾汇淮，至其祖父顾晋恩一辈，已是嘉定城内的名门望族。由其家族碑文可见，其父顾溶继承先祖意愿，捐建承裕义庄（义庄是以义田为主体，以赡养贫困族人为宗旨的宗族共同体）的行为，反映出顾氏家族具有乐善好施的门风。

19世纪60年代，西门成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与清兵、洋枪队激战的主战场。一时间，“吴中士民流离迁徙”。顾晋恩和几个兄弟遭到绑架和监禁，家里人不得不花重金赎人。人总算放了回来，可遭此打击，原本身体就虚弱的顾晋恩不久后郁愤病逝，几个兄弟也因伤势严重接二连三地去世。

本来家境富裕的顾家，转眼间家破人亡。在此境遇前，作为顾家媳妇的邹氏，开始了她为苦撑门楣、重振家业而历尽艰辛、饱经苦难的后半生。这位坚强的女性，便是顾溶的继母、顾维钧的祖母。

邹氏出身于乡绅家庭，10多岁就嫁到了顾家。经此变故，她成了年轻的寡妇，只身一人带着儿子顾溶，还有襁褓中的女儿。眼看左邻右舍纷纷弃家出逃，嘉定是肯定不能久留了，邹氏只得拖儿带女，昼伏夜行地直奔邻近的上海。据说，避难路上的第三天，因为追兵正紧，邹氏一咬牙，忍痛把女儿扔在了路边的小河沟里，只带上儿子赶路。安顿下来后，她十分牵挂女儿，于是顺着原路挨家挨户地打听，终于在一户好心的农家找回了女儿。

此后，邹氏不得不独自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为了维持家用，也为了供顾溶上学，她没日没夜地编织和刺绣，昏暗的豆油灯几乎一直从黄昏点到黎明。这种艰难苦况前后持续了近10年，直到顾溶14岁那年去了一家京广洋杂货店做伙计，食宿可以自理，邹氏的负担才得以稍稍减轻。

憶起幼时的家庭情况，顾维钧曾由衷地感叹：“谈谈我童年时的家庭情况和环境，或许有助于理解我的成长过程和形成我品质性格的某些影响。父亲大部分时间在外，只是在轮船来到上海时每周回家二三次。因此，祖母成了公认的一家之主。”在顾维钧的印象里，祖母为人正直，严于律己，小心谨慎，掌管全家事务。她一生讲求实际，勤勉俭朴，即使晚年家境比较富裕时，仍然珍惜这些传统美德，经常以此教育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安吴四种》的作者包世臣曾说过：“史册所载知名氏，率多成贤母之手。盖其计门户者深，鞠育以正，孩提浸渍，柔巽善人而易化也。”顾氏后代深受母教之惠，于艰难困苦中仍保持着奋发振拔的精神。

振衰起敝，时来运转

顾维钧家族的振衰起敝，始于顾溶在上海滩筚路蓝缕的创业。

1856年，顾溶出生，字晴川，是顾晋恩的第四个儿子。身为儒绅世家子，顾溶从小资禀明达，性行笃淳。凭着少小生活的磨难，造就了孝亲纯厚、刻苦勤奋的坚毅品质。

14岁那年，为了贴补家用，顾溶不得不放弃学业，到上海的一家杂货店做学徒。转眼间弱冠之年已过，他很快成了婚。过后几年，顾溶得以进了由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一生兴办实业，1897年参与创办中国通商银行，辛亥革命期间曾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在上海南市新开河开办的一家五金店工作。此后，顾溶逐渐掌管账务，独当一面，成了朱葆三的得力助手。那几年里，夫妇俩吃苦耐劳，辛勤持家，先后生下长子顾维新、次子顾维炳及一个女儿。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

不久，顾家的生活出现了转机。顾溶得了岳父家的一位老友帮助，在官办招商局的一条轮船上找到了一份帮账（会计）工作。此后，顾溶又从事起了海上航运的经营业务，家里的经济状况因此明显好转。

1892年，顾溶正值37岁，因得到盛宣怀（1844-1916，江苏武进人，洋务运动后期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有政治权势的大企业家）的赏识和提携，进入轮船招商局（1872年10月由李鸿章在上海筹办）任职，辅佐其海外贸易事业。

轮船招商局的人生阅历，不仅为顾溶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知识和理财经验，也为他积聚了广泛的人脉。1900年，顾溶获得了苏松太道袁树勋（1847-1915，湖南湘潭人，曾任晚清苏松太道、山东巡抚、两广总督）的器重，被推荐任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银库出纳，并先后入其苏松太道员、山东巡抚幕，协助征收和转运钱粮、办理赈济等事务。凭自身不辞劳苦的辅助之功，加之蒙袁树勋、盛宣怀等人的不断保举，顾溶晋升为直隶候补道员，加二品衔，后任广东驻沪官银号总办，最终成为邮传部上海交通银行第三任总办。

做事看能力，做人靠格局。顾溶以明智忠信的为人操行、熟谙金融的业务水平，先后得朱葆三、盛宣怀、袁树勋等贵人一路相助，这无疑为嘉定顾氏家族的振兴和腾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当后来母亲把这一家世告诉顾维钧时，他记取了祖辈父辈在因时变迁的家道中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此后，无论身在何处，父亲的墓志铭拓片一直被顾维钧珍藏着。

新旧递嬗，雏鹰展翅

历经父辈之苦辛，顾家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至此，较之父亲少小时的生活，顾维钧和他的兄弟姐妹无疑是非常幸运的一代了。

顾维钧刚满3岁，顾溶就把他和二哥顾维炳送进了一家私塾读书。在老师眼里，顾维钧既爱念书，也爱娱乐。他年纪虽小，却坚持天天上学，即使刮风下雨，也从不耽误。至于在校游戏，他也样样有份，有时还会突发奇想地做一些小发明、小玩意。节假日，他会帮母亲和姐姐剪纸，做各种纸灯笼。当然，让他特别入迷的还是临摹书画。孩提时的这份爱好，一直保持到了他的晚年。

1898年，顾维钧刚满10岁，一条由父亲安排的人生之路，摆在了他面前：

他说我正在长大成人，应该集中精力于中国经书和八股文章，为参加科举做好准备。他有一位知名的朋友，这位朋友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请了一位杰出的学者当家庭教师，教他的子女，他愿意让我和他们一起念书。这个家馆三天后就要开学，我必须做好准备。消息来得这样突然，使我大吃一惊。

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顾溶看来，学而优则仕，才是正途。可天性顽强、执拗的顾维钧，看来是父亲无法规范的了，父子之间的争执终于不可避免。但是，由不得儿子怎样辩解，父亲还是执意把他送往家馆。那么，只有逃跑，去姑母家，去姑婆家，实在跑不了，干脆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一个穷追不舍，一个东躲西藏。为了息事宁人，还是母亲蒋福安出来替儿子打圆场：

在母亲看来，我是命里注定要在世界上做一番大事业的，所以不应该强迫我干某一件事情，或者到一个我坚决不愿去的地方念书。随着我年纪大一些，我或许能较好地懂得什么对我和我的未来真有好处。

经过蒋福安的劝解，顾溶最终妥协了。此后的事实证明，顾维钧未来的人生道路、事业成就，确实印证了蒋福安的预见。

这时，刚出嫁不久的姐姐对丈夫蒋昌桂说起了弟弟的求学去向。蒋昌桂正在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英华书院上学，知此情状，当即建议让顾维钧随他一起到那里读书。这条建议得到了顾家的应允，顾维钧顺利入学。一年后，也是在蒋昌桂的劝说下，顾维钧报考了当时著名的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并于1900年入学。

这一年，恰逢庚子国变。从戊戌变法的昙花一现，到义和团风暴的旋起旋落，中国人在列强的威逼下，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走进新的世纪。在此空前严重的危机面前，少年顾维钧有何感触呢？

直至晚年，顾维钧还清晰地记得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当顾维钧坐着黄包车途经外白渡桥回家，上桥时车夫拉得慢了一些，随后坐马车的一个英国人，因急着要去跑马场，竟叽里呱啦地吆喝着，并随手扬起马鞭抽打中国车夫。目睹此景，顾维钧不由得怒火中烧，立即用英语质问道：“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是个绅士吗）？”这个外国人如此欺弱逞強，给了顾维钧很大的刺激。每次经过外滩黄浦公园门前，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醒目牌子，更深深刺痛着他的心。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顾维钧渐渐萌生出报国之志。

1904年8月，离圣约翰学院毕业还差一年，剪了辫子的顾维钧，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离开故土家园，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1905年，他顺利考入哥伦比亚大学。随后的日子里，顾维钧以勤奋刻苦，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生，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并于1912年启程回国。

少年成才，是人和;回国，是地利;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是天时。天时、地利、人和齐备，为顾维钧步入政坛、驰骋外交界，铺垫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