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冉

近代百年来，第一个代表中国对列强说“不”的人，

身为弱国外交家，在挫折中竭尽全力挽回祖国尊严，

一生爱国，但逃不过政治漩涡，曾两次被列为战犯

顾维钧（1888-1985）上海嘉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成回国后，初为袁世凯秘书，五年内七任总长，六掌外交部，一掌财政部，两任阁揆，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任摄阁总理，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旅居欧洲。

1929年，回国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32年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10月任国联中国代表。1933年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1936年2月，任驻法大使。1937年10月，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1941年5月，调任驻英大使。1943年，加入国民党。1944年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商讨二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1945年4至6月，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1946年6月，任驻美大使。

1956年，被聘为台湾“总政府”资政。1957年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国际法院法官。196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退休。1985年11月14日，于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7岁。

在20世纪上半叶，顾维钧无疑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外交家。他作为中国第一批职业外交家的杰出代表，从1912年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开始外交生涯，一直到1956年从外交界退休，在外交界服务长达44年。这期间，他担任过中国驻美国、英国、法国等大国的使节及出席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也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还出席过两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讨论后续问题的巴黎和会和旧金山会议，并且经历了这一时期中国绝大多数重要的外交事件：“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参战、临城劫车、解决中俄悬案、修约外交、李顿调查团、布鲁塞尔会议、中英新约谈判、争取美援……像顾维钧这样在外交界服务时间如此之长，担任过的外交职位如此之重要，经历过的重大外交事件如此之多的外交官，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于上海。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衰亡的道路上走了近50年。顾维钧7岁时《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12岁时义和团运动失败，清王朝被迫为死去的侵略者德国公使克林德树了一座牌坊。20世纪初，出国留学热潮到来，顾维钧认为“这正是中国的需要，我因而也想接受新教育”。决定赴美留学前，他自作主张剪掉了辫子，临行前的一张黑白照片中，身着西服的顾维钧与身着中式服装的父兄们站在一起，神态样貌已然迥异。

1904年8月，16岁的顾维钧告别故土家园，踏上了出国留学的路途，他先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因为他的理想是“为改变中国与列强打交道时总是失败的状况而出一份力”。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穆尔教授曾多次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和代理国务卿，他既是顾维钧的恩师又是顾维钧的终身首席顾问。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

在美国留学时，顾维钧的外交天赋初露端倪。他交友广泛，参加了学生辩论队，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去巡回辩论。同时出任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刊《观察者》的编辑，及《哥伦比亚人年鉴》经理，这也是该校第一次由外国学生担任此职。在哥伦比亚大学短短4年，他获得了文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两个学位，继而又获法学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读预备班时，演讲的题目就是《觉醒了的中国》。

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大众对于顾维钧的认识，除了历史书，还有1999年上映的陈道明主演的电影《我的1919》——电影主要展现的就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顾维钧晚年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外交活动就是参加巴黎和会。

民国初创，顾维钧学成归国，任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和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私人秘书，旋兼任外交部秘书。1915年7月，顾维钧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10月调任驻美国公使，时年仅27岁，成为各国驻美国公使中最年轻的一位。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了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美国總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同等;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威尔逊一下子成了全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救世主。有人甚至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的口号。

中国各界对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的期望值陡然提高。他们希望巴黎和会主持正义，将中国丧失的各种权益交还中国。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当时，顾维钧收到急电，任命他为巴黎和会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刚经历丧妻之痛的顾维钧曾经想谢绝任命，但自他担任驻美公使后，便开始为中国参加战后巴黎和会做了充分工作，放眼当时的中国外交界，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谁比顾维钧更有发言权。再加上顾维钧向北洋政府提出了一个导向型战略：中国要能够获得最大优势，就必须获得美国支持。他还成立了一个和会小组，专门研究战后中国如何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在北洋政府看来，对巴黎和会最关注和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顾维钧。奔赴巴黎前，顾维钧专程到白宫拜见威尔逊。与顾维钧关系相当好的威尔逊也许诺，在巴黎和会上一定会支持和帮助中国。

在回忆录中，顾维钧这样描述了自己对和会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中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由北京和广州派官员联合组成，包括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比公使魏宸组及广州的王正廷等。北洋政府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919年1月27日，由美、英、法、意、日五国首脑和外长组成的“十人会”临时决定下午讨论山东问题。在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以傲慢的口吻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山东问题也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的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令中国代表吃惊的是，他还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这是一个为使日本对德宣战而签订的协定。在协定中，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许诺给了日本。

牧野伸显发言后，“十人会”立即询问中国代表是否愿意答复日本的声明。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山东问题可以包括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中，因此并未做专门准备，故提出在第二天答复。

次日下午，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会”上发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论述了山东的重要性，坚定表示“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可谓有和平之诚意也”。顾维钧长达半个多小时的脱稿发言，在会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竟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顾维钧轰动了整个巴黎。代表团还收到国内各界发来的大量贺电。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命运看上去似乎一片光明。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明白受到称赞与解决问题是两回事。随后，他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

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顾维钧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天必将被视为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顾维钧单靠一人之力，无法改变当时的中国，但他在外交上所做的努力，却在中国的外交史上熠熠生辉。这是当时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对列强说“不”。

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

巴黎和会是中国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此后，顾维钧参加了华盛顿会议、中苏复交谈判、中比修约谈判等一系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活动。顾维钧是唯一参与整个废约交涉过程的外交官，是经由外交途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首创者，是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初期阶段的主要开拓者。不平等条约废除，中国主权意义上的外交才得以确立。

1921年8月，顾维钧参加了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显然是巴黎和会的延续。顾维钧认为中国应该“趁这个机会彻底解决山东问题，要求国际上确保中国的安全，承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关于中国准备向会议提交提案的主旨，顾维钧提倡“求实际而不贪多”。这说明顾维钧积极吸收了巴黎和会的经验教训，一改过去一揽子提出的办法，建议政府采取逐个提出讨论的灵活性策略原则。在当时列强不肯放弃在华特权的现实处境下，直接并一揽子提出具体问题，势必重新遭拒或一时无法求得任何问题的解决，而提出列强难于反对的原则将会为具体问题的讨论与解决首先奠定法理基础，并使整个交涉立于主动地位。这显示了顾维钧杰出的外交智慧。后来，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提出的十项原则，其中主要部分就出自顾维钧的建议。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在会外签订“解决山东悬案问题条约”及“附约”，为收复山东权益、赎回胶济路创造了条件。

华盛顿会议结束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终结，顾维钧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總长（1925年至1926年的间断外）。在此期间，中国与苏俄签订了《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该协定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第一个条约”，是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沉重打击，中苏两国由此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全国各地随即出现了大规模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6年，顾维钧在中比条约谈判无法取得任何进展的情况下，毅然提议北洋政府下令终止中比条约。当年11月6日，北洋政府发表了由顾维钧起草的废约令。宣布废除中比条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中国第一次在面对另一缔约国公开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举措。顾维钧认为，“中国有必要这样做，不仅因为中国根据情况变迁原则在国际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为中国有必要开创一个先例，证明中国决心行动起来，以结束一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

1942年底，中英就废除领事裁判权开展谈判，因为英国人在九龙租借地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为避免谈判破裂影响抗战大局，顾维钧向蒋介石建议先签署废除领事裁判权条约，然后声明保留随时提出九龙问题的权利，双方最终签署条约。顾维钧毕生都在关注中英新约谈判遗留下的香港问题。1984年9月30日，他读到《纽约时报》关于香港将回归中国的报道后，就把报道剪下保存，而今这张剪报陈列在顾维钧故居里。

最艰巨的任务，受到死亡威胁

顾维钧一生参与了中国诸多外交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的外交努力可谓是他承担的最艰巨的任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驻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国际组织）代表施肇基，要求国联对此采取维和行动。基于此，国联决定组织调查团到东北进行调查。

1932年1月21日，以李顿爵士为首，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参加的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为了协助调查团的工作，中日双方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其身份是调查团的顾问。这个顾问首先不能是政府成员，同时必须精通外交。当时中国政府认定，能担任这个职位的非顾维钧莫属。当时他刚刚辞去外交部长一职，完全符合调查团的要求。

1932年3月，调查团抵达北平，准备前往东北。就在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对进入东北的路线产生分歧，日方要求从水路先到大连，而中方要求走山海关，因为大连从日俄战争后就已转租给日本，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中没有战事，而陆路在山海关一线，日本关东军与中国军队仍有着军事冲突。日方让调查团走水路，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

另外，日本军方对于顾维钧也十分顾忌，他们甚至扬言，顾维钧如果进入东北，日方不能保证其人身安全。此后，日军一方面制造一些暴力事件，以形成恐怖气氛，另一方面让法国、比利时公使夫人捎话给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大谈东北局势如何混乱，希望黄惠兰劝阻顾维钧。顾维钧表示：随调查团进入东北是自己基于国联决定而拥有的正当权利，他将坚持这种权利，绝不动摇。“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测或者为国牺牲，我以为那是我极大的光荣。我早就决定献身于中国的事业。”

面对日本的威胁，顾维钧不为所动。然而，就在调查团乘坐政府专列前往东北时，驻扎在山海关的关东军不许列车通过。中方只得派军舰将调查团成员送到葫芦岛，然后从大连登陆。

进入东北后，顾维钧等中方人员被日方全面监视，他们不仅“享受”日本特务24小时“保护”，而且经常受到日方恐吓。

顾维钧有早上散步的习惯。一天早上，在他散步时，3个年轻人突然从远处大喊着向他跑来，日本便衣马上将3人摁倒在地。原来，这3人是东北的爱国青年，他们是来向顾维钧和调查团说明日本为制造舆论收买民众的情况的。

更为严重的是，据顾维钧回忆，在调查团返回时，一位在铁道上工作的车道长找机会告诉他，就在调查团准备前往长春时，日方已经授意他在中方成员乘坐的车厢下面安装炸弹，一旦列车发动就进行引爆，制造出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将顾维钧炸死。后来因调查团决定终止长春之行，日本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对于调查团来东北调查，日方早就作好了准备，先是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最初现场作了精心设计，同时让一些汉奸组成所谓的民意代表团热烈欢迎调查团，宣称伪满洲国的建立是“东北民心之所向”。

由于担心调查团可能被日方包围，顾维钧一方面将东北民众抗议日本侵略的来信，作为民意转交给调查团。同时积极行使顾问职责，向调查团推荐受调查人。鉴于东北已经处于日军的淫威之下，顾维钧于是向调查团推荐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的中国经理，因为这些人不太容易受日本控制，能说出事情的真相。

与此同时，顾维钧还有意向调查团提出一些调查问题，比如到底谁陪同溥仪到长春？伪满洲国的发起者到底是谁？伪满洲国与日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最后完全被调查团采纳。

调查团先后在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进行了45天的调查，在顾维钧的帮助下，他们克服了日方设置的种种障碍，最大限度地调查了“九一八”以来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况。6月4日，调查团离开东北。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在北平签署了报告书。9月18日，国联公布了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采取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正当防卫。报告最后作出结论：“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驻扎和日本官员的活动，‘满洲国’不可能成立，它没有得到当地普通中国人的支持。”

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以40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基于调查团报告书的声明。声明指出，“满洲国”是日本参谋本部指导组织的，绝不是出自民族自决的运动。声明认为日本应退出满洲。

对于国联的决定，日本大为不满，并于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东北依然被日本占领，伪满洲国依然存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和《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均成为一张废纸。

《顾维钧传》的作者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反法西斯联盟成立后，盟国开始筹划在战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顾维钧较早敦促国民政府关注此事，并提出了详细方案和建议。1944年，顾维钧被选为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首席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对联合国各项基础性制度的构建作出了贡献。在此会议上，顾维钧采取务实方针，确保中国以大国地位参与筹建联合国。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自“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国联调查团起，直至日本战败投降，顾维钧以其外交特长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抗战初期最为艰难的岁月里，顾维钧为中国争取國际援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暴行奔走于西方外交界，在“苦撑待变”时期为中国争取到了尽可能的外援。

一生爱国，两次成为战犯

顾维钧早期的外交思想较多地表现出政治中立、超然党争的态度。超然的态度使他得以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一定的平衡作用，也使他得以实现废除不平等条约、改善中国对外关系的抱负。他在短短5年中，七任总长，两任阁揆，其中一任是“摄政内阁”。顾维钧在1927年春，当了5个月零3天的摄政总理。因此，其后顾维钧“在世界名人录中的记录，是具有国家元首之资历的”。

这与他的才干、声名有直接关系，也与他不介入政争的信条有关，他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么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么使谈判完全破裂。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

然而，外交是一种国家、政府行为，作为当事人的顾维钧是无法摆脱政治集团纷争的，也无法摆脱他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和取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两度成为战犯，就是最好的说明。

1928年，北伐军攻占北京，南京国民政府遂于7月9日发布通缉令，一批北洋政府的军政要员被通缉，顾维钧名列其中。原因是顾维钧在北洋政府后期多次在内阁中出任要职。为了躲避这场政治风波，顾维钧离开中国赴欧洲旅行。

“九一八”事变爆发，南京国民政府急需顾维钧这样的外交人才参与对日外交事务的筹划。在蒋介石的电邀下，顾维钧于1931年10月赴南京，出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秘书长，专门负责对日外交的咨询。曾一度考虑脱离政界，甚至放弃自己钟情的外交工作的顾维钧，在空前的民族危难之际，又义无反顾地走上中国外交的第一线。

1946年，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和平要求，挑起内战。顾维钧于同年6月赴任驻美大使，为蒋介石集团争取美援用于内战不遗余力。1948年1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发表电文，宣布43人为国民党战犯，顾维钧榜上有名，且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维钧是唯一的驻外大使。

顾维钧虽一直主张党派间的政治纷争应止于国内，外交官应保持政治中立。然而，在面临政治道路抉择的时候，他无法超然物外，这是卷入政治漩涡之中人物的必然结果。内战结束后，顾维钧在美国任职至1956年，又前往荷兰海牙国际法庭担任职务，直到1967年，开始定居美国。他在国内居住最长的岁月，竟是人生中的前16年。

1971年台湾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国代表团来到纽约后，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向寓居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赠送礼品，邀请他适当时候访问北京。顾维钧在纽约病逝时，邓颖超也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转达了对他的哀悼。

尽管他一生近一半的岁月住在美国，但他始终不曾忘却自己的祖国是中国。作为身处世界洪流中的弱国，外交是中国国运的“初稿”，顾维钧用半生竭尽所能，奉上了优秀的“稿件”。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辞世于纽约，享年97岁，一代外交风云人物，就此平静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