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霖

一直觉得台湾是个适合一群小伙伴集体出游的地方：在夜市狂吃，在海边追逐浪花，骑着机车在沿海公路上狂奔，在铁轨边行走，在稻浪里呼喊，捧着奶茶在大街上无所事事地溜达……这些都是很青春、很有台湾风格的“小确幸”，也应和着我们打打闹闹、渐渐远去的少年时光。所以我总觉得，去一次台湾，就能再年轻一次。

遗憾的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台湾行，是独自出发，独自归来。《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的停留期限是15天，而我在那座小岛上足足待了14天。台北一平溪一九份一花莲一池上一垦丁一高雄一台北，很仓促地环岛一周，所以记得的，也只是一段段不连贯的镜头：爬到象山之巅看台北夜景，101大楼就在正前方，灯光璀璨，夜色斑斓;乘坐浪漫的平溪线在山水森林中穿行，感受最原始、最纯粹的台湾风情;在淡水的渔人码头看夕阳，被街头歌手的某句歌词勾起了遥远的记忆;迷失在垦丁的蔚蓝大海里，怀想着《海角七号》中“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的浪漫爱情;被某家青旅留言墙上的一句话—下子戳中了心中的柔软…

去九份，寻找悲情城市

九份，是一个地名，就是陈绮贞的歌《九份的咖啡店》中的九份。它位于新北市瑞芳区，是台湾北海岸边的山上街市。这里原是附近开采金矿的员工们自建的住宅形成的村落，后来随着附近金矿开采业的没落，这方村落才日渐冷清。再之后，电影《无言的山丘》《悲情城市》《多桑》等在此取景，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寻古怀1日，九份就此再生。

或许用童话的形式，三五句话更能真实、完整、清晰地概括九份的兴衰变迁：“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金矿，金矿吸引来一群人。矿枯猢狲散。百年后出了个会讲故事的老和尚叫侯孝贤，故事名叫《悲情城市>，于是百年孤独的空中之城重新开放。”

我在九份只住了一晚。到那儿时已经天黑，错过了网评很好的九份的黄昏。灯笼已经亮起来，很多店都关了门。安安静静的石板街道，有很多的台阶，拾级而上。走了许久，才到达在Airbnb上预订的房间。

那天我放下行李就出门了。九份与大陆的古镇、古城不同，没有人声鼎沸的酒吧，晚上七八点钟，很多店铺就已经打烊，街上安静得有些过分。我大致逛了一圈，简单吃了点儿九份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芋圆，即返回休息。回去时，发现房东小董还没有睡，在临窗的大桌子前喝啤酒、看书。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天来。他很瘦，快40岁了，未婚，台北人，19岁时失去父亲，25岁失去母亲。他在台北当过几年乐队主唱，也录了一些demo。不玩乐队后，有几年的时光，他无所事事，在台北晃晃悠悠。

这一年，是他在九份生活的第5个年头。在九份，他有一个小工作室，做珠宝设计。他很喜欢九份，在这里，一个人，简简单单。对于生活，他没有什么追求，觉得现在就很好，对爱情和婚姻，他亦毫无向往。

小董没有到过大陆，我向他推荐我上过学的东北，建议他一定要找个冬天去一趟。

他说：“我见过雪，在花莲的山上。”

我问：“那你去过的最北的地方是哪里？”

他想了想，慢吞吞地说：“基隆。”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片刻，我们不约而同地爆笑起来。

但是他说：“我爱台湾，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还是会选择生活在台湾。”

我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我会生活在哪里？

我向来不善言谈，是个没嘴的葫芦，但在外旅行时，却总能较自然地与陌生人交流，在别人的故事中看清自己的生活。那个和小董一人一杯啤酒、隔着一张桌子聊到半夜的场景，直到今天，依然清晰地刻在心里。

我是第二天中午离开九份的。拎着行李箱走过一个个台阶时，我竟十分哀伤。我久久地俯瞰这个完全自我的小世界，高高矮矮、鳞次栉比的房屋从山崖下直砌上来，不远处的大海和基隆山映照相守。我不知道我的忧伤是来自于这个背山面海的小天地，还是来自于我多年来对台湾过分强烈的情怀。

花莲，人情比风景更美

在网上看到花莲的美景，是鹅卯石海滩，是泡沫般的海水漫过双脚，是清水断崖的辽阔海景动人心魄，是太鲁阁的层峦叠嶂、溪泉纵错。于是，我想要到花莲去。

乘坐台铁从瑞芳到花莲，三分之一的路程在穿越中央山脉，三分之一沿着蔚蓝的太平洋一路奔驰，再三分之一则在宜兰的稻田中穿行。没有台铁的自由行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这一路的风景，没有在花莲遇到的那些人，我想我对花莲会是十分失望的。

花莲给我的印象很一般，它最值得去的三个地方——清水断崖、太鲁阁和七星潭，都必须有蓝天白云的映衬才漂亮，而我到那里时天气并不好。

还好，我在花莲遇到了不少有趣的人，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田的商人。当知道我即将研究生毕业、踏上工作岗位，他对我说：“最重要的是自信，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年轻人刚从校园里出来，没有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外边的人会比自己强，其实别人并不会比你强多少。我以前在台中做婚纱生意，刚把业务拓展到台北的时候，我也很紧张，我猜想台北人会不会对婚纱有更高的审美、更苛刻的要求，我在台中的那套生意经在台北会不会不适用？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担忧都是多余的，台北人并不比台中人有更高的审美、更多的要求，除了价格更高，在台北做婚纱生意和在台中做并没有什么区别。”

他这番朴实的话，给了当年那个因即将迈入成人江湖而惴惴不安的我一种定海神针般的力量。

离开花莲时，我又在青旅门口见到他。他正要上车离开，看见我拉着行李箱，就问：“妹妹，你去哪里？”我说：“火车站。”他说：“我送你去。”他问我未来几天的行程，当知道我还打算去垦丁时，便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说：“现在是端午假期，垦丁订房很难，你去了如果订不到房，打电话给我，我帮你解决。”

在台湾，人与人的相处，似乎也变得简单。

台湾，精神上的温柔故乡

台湾于我而言，一直是一个如同精神故乡般的存在，白先勇、张大春、朱天心、李敖、三毛、侯孝贤、杨德昌、罗大佑，这些来自台湾的丰碑一样的名字镌刻在我的成长记忆中。我爱它就像爱一个记忆中的白衣少年，因为遥远，所以爱里有很多想象的、不真实的成分，于是对于它的不完美，也有更多的原谅与宽容。

在臺湾，我没有戒备心。以前旅行，双肩包从来都是背在前面，因为担心东西被偷。但是在台湾，我把双肩包背在身后却一点儿也不担心。

在垦丁租电动车，问老板要锁。老板说：“不用锁，你把车子停在路边，把发动机钥匙拔了就行，想去海边玩多久都没关系，我们这边治安很好，不会有人偷车。”后来，我骑车逛了大半个恒春半岛，发现的确没人锁车。

在台湾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在机场度过。那个晚上留给我最深的记忆便是冷。机场里的冷气开得过大，我不得不跑到机场外边找张长椅坐着，于是，也得以看到一点点亮起来的台北夜空。当绚丽的朝霞洒满天空，航班即将起航，我想起的，竟然是10多年前读过的美国作家安妮·赖斯的小说《夜访吸血鬼》，书中如此描写吸血鬼路易看的最后一场日出：“那天早上我还没有变成吸血鬼，我最后一次看了日出。我完全记得它的细节，但是我已忘记之前的每个日出。我最后一次欣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好像我是第一次看一样。然后我就对阳光永别了，变成了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想，就算我以后的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如意，但是来过一次台湾，我的心里就会一直住着一个温柔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