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阳

在旷阔的听得见回声的接待大厅里，一个黑发如瀑的年轻女人央求着董伟。“你就让我住进来吧，我万一哪天猝死了。”

“亲爱的，真的不行，你必须有正规医院的诊断报告”。行政护士长董伟刚刚从楼上巡完病房，圆脸配玳瑁圆框眼镜，白大褂裹着肉墩墩的身型，很无奈地，又见到了她。

这位全职太太就是每天早上醒来有种休克的预感，老公常年不在身边，她苍白的脸上掠过丝丝惶惑，神神叨叨，“我太难受了，我一个人呆着，死了都没人知道”。她就是不愿意去医院瞧瞧，非到这家五环之外的临终关怀医院。

“你说我们这儿两百多老人，你跟他们住一块干嘛呀？”董伟都笑了。

“跟他们住一间，我都没问题的......我只要有人陪着，我就不怕了。”她眼里放光，语气着急起来，看得出是想方设法地攀着那根挽救情绪的稻草。

董伟灵机一动，“你看咱们这儿院子里有临终助念团，你去找团长，加入他们做志愿者都行，你就是需要跟人呆在一块嘛。”

“有吗？......我就是佛教里面说的因果病，查也查不出来的。”

“我懂，我们每天都有老人去世要超度，你就去结结善缘吧，回报冤亲债主嘛。”董伟终于把她劝走了。这样既没有诊断报告又没有监护人陪同，自说自话就要来住院的“病人”，松堂是不敢收的。三十二年来，松堂收了四万个被正规医院诊为再无治疗价值的病人，陪他们度过生命最后一程，成为闻名北京城的临终关怀医院，“八宝山的前一站”。

也就因为声名在外，各种奇形怪状、“不治之症”的患者都来登门，包括这个明显是得了抑郁症的住在望京的女人，也当这是心灵加油站。董伟私下叹气，只要她老公能作为监护人来给她签字，“我们也就让她住了，看这样子起码不是狂躁型（抑郁症）”。

时日一长，这里的病患也就杂了，有真进入临终期，准备在这儿善终的、偏瘫卧床的、失智失能的、老弱妇孺、空巢失独的都能在这看到。京通高速一路往东，直到过了双井收费站，还要沿着大路笔直开，一溜在烈日下枯燥无聊的长墙密林，松堂被掩得很深。它就像个小小的孤岛，在京城腹地之外自沉自浮，上岛的居民都是公立医院和社区养老“两头不入港”的，多数人准备好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活动室是玻璃板围建出来的，每天下午老人在里面跟不同的志愿者相遇。

从毫不起眼的铁门进去，是一块刻着“松堂”两字的巨石，游廊相对而开，一条小小的夹道通往主楼接待厅。午后，有些老人坐在院子里，背后衬着一块石屏风，刻着“我们要活120岁”。

院子里亭台水榭、鱼池假山一件不少，從主楼墙面上伸出一溜木质的凌空回廊，连着放满花岗岩佛像的六角亭，再拾级而下，捉迷藏似的，又碰到那扇雕栏画栋的入厅大门。在这五环外的通衢边，硬是搭出个玲珑婉致的菩提世界。

主楼三层，连着辅楼迂迂回回，青砖饰面不够，还在二楼搭出个木栅廊道，扩建出一排阳台家庭房，凭栏可见六角亭里的浮屠。这排屋子注重私密性，可让夫妻同住，常有丈夫住进来照顾即将临终的妻子。这都是院长李伟的创意，他嫌这栋楼不够用，2003年搬过来时，请了四个施工队，自己做监理，把这块经贸公司的办公楼给统统改造了。

李伟是和共和国同岁的人，在北京医疗圈有个外号叫“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当然，在他1987年下海，创办这家医院之初，“临终关怀”这个西方舶来品远未进入中国，他只是做了件超前的事。

70岁，浓眉大眼，一开口就中气十足，眼角牵动着眉梢，很有京剧开腔的起范意思。他是纯正的老北京，祖父是前清的中医，外祖父是东北抗日名将、满洲护路军总司令丁超。穿上白大褂似乎是有家族渊源的，但进入“临终关怀”这个与传统医疗有点相悖的空白领域，实属巧合。临终关怀所关怀的恰恰是医疗手段起不了作用的病患，某种角度说就是“姑息治疗”。上世纪60年代末，他在内蒙古乌蒙插队落户，已经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是一个叫老张的乡村医生，让他开始思考死亡。老张到了肝癌晚期，临终前念念不忘这个牛鬼蛇神的帽子，不知死后去哪儿，咽不下气，李伟答应他，去大队找人为他平反。他当然没有去，回来后煮了碗土豆白菜粥端到他面前：

“告诉您个好消息！昨天我去公社找了领导，讲了您的情况。他们都说您不是坏人，考虑给您平反，给您恢复人的称号。”老张死死拽住他的胳膊，“我至今还记得他拽我胳膊时那股劲，”李伟说。没想到，这个善意的谎言让老张走得很安详，李伟那时开始想，如果有个职业，可以帮助临终之人了无遗憾地死去，不失为一种大善......

这个念头从萌发到实现又经历了二十年，李伟回城又是考师范职称又做生物老师，直到上世纪80年代，能赚钱又不算投机倒把的机会出现在东华门集邮公司大门口。解放初的八分钱邮票，已经涨到了几十块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套邮票，刚过几年，市场价格就翻了十几倍。

李伟从小家中不乏稀罕物，如英国发行的“红便士”、“黑便士”，近代中国第一枚“大龙”邮票。他取出“文化大革命”前压箱底的十几本集邮册，成了北京城最早炒邮票的那拨人。八分一枚的猴票，如今能卖3500元，这么一来他转眼跻身万元户。

那会儿北京开始有了几家民营医院，当他揣着还是插队时卫生院发的赤脚医生证去卫生局，说要开个“为临终病人服务的医院”，无论如何都不给批执照。

“医院里年富力强的病人都少着药呢，哪里有物资条件给临终的病人”，李伟觉得，对方更多是不能理解他的初衷，他只是觉得有些病人到了癌症晚期，不该那么痛苦。

他只能入股一家已存在的民营医院，挂了个“止疼内科”，要了六张病床，承包下来“试水”。但在效益最大化上，他是最吃亏的，长期不受别的股东待见，姑息治疗了就没必要用那么多药，光开些止疼片，两个大夫四个护士的小班组，还额外自创些心理疏导和安抚，眼看就很边缘化。

“谁都不知道我这儿有个临终病房，我第一个病人是我的邻居，乳腺癌扩散到骨头了，在我楼上住，晚上老听到哎哟哎哟地叫。她丈夫有时候用婴儿袋子套着她背下四楼，去医院开个两三天的止疼片，我有次在楼道上见到他，我说，诶，我这有个止疼科室正筹备布床呢，上我这去吧。”

那女人在他那儿一住四个月，“走得特别好”。李伟也没有过人的高明医术，他只是比普通医院多了三项。一是有那么个病房容纳公立医院那儿“压床”的病人，二是大量使用止疼药，他只是觉得，都到了生命最后一程，吗啡、杜冷丁就不该再限制用量，这些人已无回天之术，只求走得愉快，不存在出了医院产生药物依赖的问题。三是，他开始探索心理治疗，如何让他们接受死亡。两个月，他的病房就满了，都是邻居传邻居的。

李伟对公立医院似乎有着“条件反射的抵触”，特别在癌症晚期的治疗上，他不相信化疗，而是提倡“让身体适应癌细胞，和它共处”。

“我们32%的病人都是插着管子过来的，医院跟家属说活不过三个月，到了我们这儿平均寿命能超过三年。”他这么说，病人一送来，第一件事是拔掉所有管子，“到了末期，医院各种用药，到了体内是种什么复合体，化学家都分不出来吧，也许他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肺部感染，那我们就让他呼吸顺畅，先解决主要矛盾，把危险期过了。”

李伟对公立医院似乎有着“条件反射的抵触”，特别在癌症晚期的治疗上，他不相信化疗，而是提倡“让身体适应癌细胞，和它共处”。

不到一年，李伟找到新的体制和靠山，带着医生和护士单飞了。这一搬，便一直步履不停了，松堂命中注定要不断迁徙——它既是体制眼中的异类，又是老北京人传统观念里的不祥之兆。前后搬到第7次，才于2003年在如今这个地方落地转世，寿命还是最长的。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在香山脚下找了个部队医院，是个硬件过关、水电齐全的4000平方米大楼，部队为了盘活资产，用来出租。李伟终于拥有了一栋楼，正式挂牌松堂关怀医院，那时他已经拥有200个病人。

一到了香山枫叶节，门前的上山路就成了停车场，家属从城里来探病的，四五个小时才开得到，怨声颇多。那时正值市场化改革的春天，部队似乎也风向频频转，本来租赁协议是签十年的，这下总是去找李伟说，“你们城里找个房行不行？”其实是盘算着新的下家。

一家医院当然不是说搬就搬的，于是停水停电就开始了，电工一来，过了四五个小时才恢复，挂着吊瓶，插着管子的病人最受罪。之后，是武警门岗开始要登记，家属过来需护士一个个下去接。“老给我们捣蛋，别人说你送点礼不就行了吗，两条大中华，打点下去，过两天，又要登记了，为什么？门岗轮班啊。”

李伟终于决定要搬，那会在工人体育馆的一处部委家属院找了个配套楼，配套楼本是用作邮局、副食店、粮店，1990年，政策刚松动，开发商可自行处理。松堂在此首次遭遇来自民间的大围堵。

那时，用自己医院的两辆救护车，连续三天突击大搬迁，把老人来回送了几十趟，小区里看着他们来来回回，议论道“这下好了，以后看病方便了”。临到倒数第二辆，当工作人员从车里卸下“松堂临终关怀医院”这个大招牌，小区里瞬间炸锅。

当时的李伟正在搬空的病房里检查着电闸开关，电话来了，那边说群众把他们围住了不让上去。他带着最后一拨危重病人乘救护车赶过去，才看到二三十个居民，“这是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给死人看病的医院，咱们一定要抵制不让他们进来，否则进来了就出不去了。”

李伟一听，知道坏了。7月溽暑，药箱、招牌、医疗器械统统露天堆叠一气，10个打着吊瓶的老人被放在马路牙子上，楼前被群众堵着，纵使李伟再苦口婆心地劝“能不能先让老人进来，难道你们没有父母吗”，群众还是嚷着晦气，“开发商欺骗了我们”。

凌晨一点，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一进大厅就叫院长出来，“指着我的鼻子，‘你知不知道安定团结多重要，那么多群众举报你们，我正式通知你，明天中午12点，一个病人都不许在楼里存在’。我懵了，我追上去问，我能不能问问您是谁，这些老人上哪儿去呀，给我们指个道呀’。”

那人恶狠狠道，“别管我是谁，明天中午，我来检查。”拂袖而去。那个晚上，李伟都来不及绝望，调动全院医生，把大黄页拿出来，一个个出去打公用电话，问公立医院有没有床位，当务之急是把病人先安顿。“结果都是，‘对不起，我们没有床’。”道理很简单，在床位周转率和死亡率的双线压力下，没有医院敢收那么多临终病人。好不容易一家医院愿意腾出五个床位，却需要每人带5000块住院押金，李伟不好意思向家属开口。

他静静地坐在凌晨三四点的马路牙子上抽烟，想偌大一个北京城居然没个地方容得下这些老人，他把牙一咬心一横，起身打了那家部队医院的值班电话。二十分钟后，值班武警回复说政委同意他们回来，但租金涨一倍，从当天开始算，晚一天就一千块滞纳金，那年的年租便翻涨到32万......

“其实只要不是过度医疗，我们就挣不了钱，我那时还欠着十几万贷款呢，”李偉说。但生命安全高于一切，只能硬着头皮接受那个条件。如今看来，那次风波是松堂第一次在群众面前的“大考”，李伟方觉国人的死亡教育之薄弱、生死观之悖论，对生人来讲，即使冀望死后升天，也对“死”之忌讳至深。

从此，松堂不敢再于居民楼密集区落脚。本世纪初，医院是落在了天坛南门玉蜓桥处的一个湖心岛上，那里环境优美，有平房七八十间，树荫环绕。李伟刚刚造好了鱼池，种上水草，打算用他常年搜拣来的门墩、石兽给老人弄四合院。区委来电话，崇文门花鸟市场要从龙潭湖公园那儿搬到岛上，必须一个月内搬掉。

于是就开始了从岛东搬到岛西的800米的“长征”。他还记得，10月1日那天天坛花鸟市场开业，本地媒体的长枪短炮、上千个遛鸟弄花的居民一早都在玉蜓桥上候着了。医院来不及搬，被人流围得水泄不通，轮椅担架都抬不出去。

“我正好想到崇文门的一家宾馆，前几天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吸毒过量死了，派出所还借了我们的太平间停放。实在没办法，就给她画了个妆，从太平间推出来，盖上布，我们护士一路叫着‘死人来啦，死人来啦’，这才让出一条道，老人的轮椅就跟在后面排队过去。”

就这样搬到了岛上另一头的平房里去。两年后，花鸟市场开久了，欺行霸市出现了，三教九流都占山头了，区政府头疼了，再出新政，说这里要还路于民，拆平盖城市花园。大布告贴在了四合院的外墙上，限令一个月搬走，推土机停在门口，“每次我们都问政府，我们的老人上哪儿去呀？”李伟说，这些老人多数是家属接不走的。

停水的桥段又来了，这次，松堂已经驻扎了全市各大院校的学生志愿者队伍，对面一个职业学校的志愿者给他们出主意，针对这400个老人，可以买200个水桶，来学校接水，“制造社会影响”。于是，全院医生站在马路中间，手串着手传红桶，把马路都截断了。这事被市面上的报纸传遍了。

当晚，崇文区卫生局的消息就来了，说是区里开会要求各个三甲医院分流这些病人，“但他们（医院）一个都不要”。于是各自下一个台阶，松堂向区政府发起行政诉讼，以起诉的名义让对方赔了230万。拿着这点钱，他在如今这位置买下了地皮，这才松了口气，再也没人可随意赶他们了。

“哎呀，花花，你把裤子提起来呀，羞不羞啊？”我尚未踏进203室这个“明星病房”，董伟就吊起了疼爱又调侃的嗓音。“嗯......嗯......它今天又踢我了，”她头发花白的，腆着肚子，眼里闪着孩童般的

精光，睫毛扑闪闪的。“又踢你啦？今天是哪边呀？哎，我们

花花已经生了500个了，现在还怀着呢。”“这边”，老人指指裸露的肚皮一侧，像是幼稚园孩童在告状。她的名字尾字为“花”，被叫做花花。她坐在床沿，不停地用毛线缠一个棉胎娃娃，顺时针、逆时针，

来回缠，不知哪儿出了错。花花在这儿住了十年。她从小就是智

障，被嫁给一个瘸子，两人有一个儿子。三年自然灾害时，她又怀上了，母亲强行给她打掉，不能让她再生。花花有一次对董伟说肚子疼，问她怎么了，她说就像有孩子在里面踢她，“哇，我们花花怀孕啦？”

这事玩笑似的传到李伟耳朵，他将计就计，“你要顺着她说”，他来到花花跟前。“花花，你现在怀孕啦？”

“嗯，你给我看看是男孩女孩？”“让我给摸摸......一边是女孩，一边是男孩，我说你现在啊，最重要的是保胎，别乱走啊，要小心身子，”李伟煞有介事。花花进来时有点躁郁症，见毛衣、棉被、枕头就拆，拆得满房棉絮飞天。自怀孕后，她就安分了，只要眼睛一睁开就用毛线扎娃

娃，缠来绕去，时间都在日升月落里流走。她的病床在口上，李伟每次进去第一个见到她，“花花可乖了，咱们打两件毛衣，一件给男孩一件给女孩。”对他来说，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了解这些老人的人生轨迹很重要，那是开启临终关怀的“钥匙”，对于花花来说，一生最大的打击就是堕胎，当她知道自己又“怀上了”，

就让她带着这个美好的梦活下去。张贞娥就睡在隔壁床，眼里带着笑意地望着花花，不作声。今年，是她在床上躺着的第六十年，从18岁起，她再也没站起来过。她是高位截瘫的，那时住无线电机厂的集体宿舍，睡上铺，为了关一扇门，倒头

直捣下地。身边的人都会一一离开，母亲去世，保

姆也走了，她在家里躺了四十八年，直到姐妹都老了，她只能来到松堂。“十二年没得过褥疮”，她笑着对我说，只有眼睛在动。某种程度上，她的日常就是等待护工送到嘴边的三顿饭。在家时，她偶尔被推在轮椅上，来到家属楼的公共走廊上，眺望窗外的工体，想起上世纪50年代时自己在那片本是坟地的工地上弓身清理着垃圾，为北京的“十大建筑”清理出一片地基。那是她人生最后的劳作图景。

在松堂，她再也没有起过身，只有床畔的无线电呜呜地放着，她看着大家逗着花花，舒心地笑了。花花的躁郁症曾经让整个病房的老太太都嫌弃她，张贞娥试着跟她说话，一个半身不遂，一个精神失常，却能擦出微妙的火花。夜里，张贞娥对她说，“花花，你去关个灯。”花花会摸到墙边，问她是哪个开关。张贞娥只能用目光给予她肯定，跟她打开话匣。

“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吧，你那爱人帅不帅？”

“丑死了。”花花说。

张贞娥知道她一生都干不了工作，只在里弄里跟母亲一起糊过信封，还一直被母亲和婆婆教训。她问道，“糊信封一天最多可以糊多少个呀？”

“我不识数。”她委屈地蹙眉，像个孩子。花花从来没为难过张贞娥，对她的“指令”一一“服从”，但也无法产生精神上的交汇，张贞娥如同逗孩子，打发一天又一天。

四点半，松堂的老人开始吃饭，白色的走廊骚动起来。比起雕栏画栋的华丽外表，楼里虽然干净，卻一片寒素雪亮，带着点寒碜。当凌厉的日头斜射过那蜡地钢窗的病房，到处白晃晃，南北对开的病房有的窗户没开，通透得像个薄膜暖房。

一楼大厅里的扩音器轮流播着《爱的奉献》和院歌《我和松堂有个约》，时不时夹杂着“XXX请到前台”的呼叫声，这在二楼可以隐约听到。这是一个自给自足，不足为外人道的小世界。

冯玉珍（化名）伫立在楼道里，她瘦如干柴，精神倒矍铄，她的双人间病友打饭去了，她就巴望着她回来。“我们这位婆婆，当时是抬着进来的，都快不行了。”董伟以此给她打招呼。

“嘿嘿，是啊，住了四年了。”她回道，如同这儿是个无限期旅馆。她当时在医院做了乳腺癌手术，又转移、化疗，送到这里......

我试图跟她谈话，老人家健谈，却在这四年得了另一种病。失智症让她的记忆如同一个被剥开的洋葱，每年剥去一层新鲜的记忆，直留下那个芯，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某一刻。

“他们对我特别好，原来是动也不能动。我原来是在上海工作，资本家的厂，待遇好得来，厕所、马桶都给你装好了，水一抽咕噜咕噜的。我们特别高兴，中午吃饭六个人一桌，大盆红烧肉，一条鱼，上海就是有个缺点，没有大馒头。”

“那你为什么来北京呢？”

“老爸调到北京国棉二厂，厂里给我们一套房，家具都有，我喜欢搞卫生，年年得奖励。那个厕所为什么有卫生纸呢，怕你用棉花擦屁股，专门有个老太太看着......”

她的记忆就像一根毛线扔出去，绾成一团麻，把自己罩住，董伟把我拉一边，嘀咕着，“她就是绕不出来。”她在这儿工作了十八年了，差不多亲自送走了九千名病患，早年，癌症晚期的病人居多，后来无处可放的老人也多了，直至脏器衰竭，简单说就是“老死”。心理安抚是这位行政护士长的主要职责，在西方的临终关怀领域，心理这块也占据了大头。

“当时我又不知道英国还有个圣克里斯多费医院，不知道有临终关怀，媒体采访多了，我说我是为临终的人服务的，他们就自然把我们叫成临终关怀。”李伟的办公桌上摆着个有咸丰名款的僧帽紫砂壶，壶边是一个盛放琥珀色液體的玻璃酒坛，带阀门的，他泡了点老白茶给我，自己则用纸杯盛了点酒。他的办公室堆满坛坛罐罐，天光漏进这阁楼似的狭小空间，这也是搭出来的赘生部分。

李伟接着说，“从英国圣克里斯多费医院上世纪60年代成立开始，现在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有所谓安宁疗护，它的雏形是让宗教团体对临终前的宗教人士提供帮助，他们的基督教神父、唱诗班就是最好的临终关怀师，说‘安息吧，上帝与你同在’，但在中国，问题就来了，我们还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历史氛围中去。”

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文化土壤虽然残存了佛教的往生观，又将死亡视为大忌。早年，李伟的病人里面不乏延安老革命、土改干部、老党员、知识分子、艺术家......一跟他们谈起死，反应各异，比如跟持唯物史观的患者讲“你的身体是由物质组成的，你死后你的氮磷钾还是在的”，对方点头称是。跟一般的平头百姓讲天堂，老奶奶怯怯地说，“天堂太高了，摔下来怎么办？”

有一次，一个92岁的老革命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李伟想逮住机会，看他此刻会想啥。“老爷爷，您身体好啊！”李伟在老爷子耳畔大声喊，“不行咯，没几天喽。”此时李伟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您觉得您要到了一百岁走了的话，您会去哪儿呀？”

老爷子冲李伟一笑，突然直起身子，一拍胸脯，“我要去见马克思。”在跟上万个病例接触下来后，他很自豪于他的一个假设，“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觉得还没有完善，在自我实现之上，我认为每个人还有一个，叫生命延伸的欲望。”他拍拍桌子，点上根烟。

跟病人厮混，理解每个人独特的生命线，读懂它，知道他们最惦念的是什么，只说对个人管用的语言，他更想知道，临终到底是什么感受。有时候病人还未见到某个家属，不肯咽气，打了强心针之后还能拖一阵。十分之一二是还能讲话的，李伟在他们床头问，“您是不是做了个梦啊？”很多人会说害怕，就像来到一个洞口，身不由已地滑下去，想抓什么抓不住。

他就在想，有“救命稻草”这么一说，临走前能抓住些什么东西都是莫大的安慰，所以规定松堂的医护人员，只要家属不在身边的临终老人，都要在最后握住他们的手。

从医疗手段无法扭转的阶段算起，病人就进入一个病理临界点，再到死亡，就是临终期，但临终期的长短界定在各国都有所不同。“其实每个人的临终期都不同，”李伟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他差不多用了十年的时间，总结了一万个临终病例，将他们各自的临终期相加，算得一个平均数，结果是288天。“我兴奋得头发都立起来了，来回在屋子里踱步，一个生命在妈妈的子宫里得到营养呵护，到最后无法自理，需要社会子宫的关怀，原来是一样的。”

李伟基于这个案例写了篇叫《社会沃母理论——临终关怀的本质》的文章，提出临终关怀就是提供一个社会子宫，即沃母（womb）。“是一种社会的氛围，类似于对胎儿的支持一样，相应地对临终者提供呵护，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社会成员就会用他们的手臂代替临终者的双手，用轮椅去代替他们的双脚，医生护士昼夜为他们减轻肉体的不适。”

但是，我国的临终关怀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以至于李伟这个掌握了几万个临床病例的民营医院院长没法跻身学术界发声音，他写过无数不成论文体例的观点型文章，发给官员、北京各大院校的专家，他发现，他虽然被冠名为“中国临终关怀之父”，也经常在各会议上率先发言，但一直是“增点光”的配角，在成果发表上更是排不上。

他说松堂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但百度词条上的第一家是天津医学院临终关怀研究中心。1988年，天津医学院一位副院长找到他，想在学院搞一个临终病室，“要我帮着指导”，还开了一个“东西方临终关怀研讨会”，出了本研讨集子。副院长让李伟写前言，盛情难却之下他写了3000字，最后到了会议现场，一翻开书，发现前言的落款不是自己。“他老说他是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李伟到现在都耿耿于怀。如今，有些院校的护理伦理学考卷上，的确是有那么道选择题，“1988年，中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是？”松堂和天津医学院都列在选项里。

万物从无到有之际，各说各家话在所难免，中国的临终关怀也是如此。北京在2017年首设15个临终关怀试点，民营医院无一在列;上海也是到了2006年，逐步在各社区卫生中心设立临终关怀科，至今76家。当各城市的社区卫生中心、一级医院都在试水着临终关怀科室，李伟明显感到自己在圈里的江湖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更可况，松堂至今还没有医保。

在2003年搬迁之前，松堂是有医保的，但那次搬家太忙了，他疏忽了申报期限。他觉得，反正松堂也没有“过度医疗”，自己药房里都是些基础药品，家属也出得起，再大不了就让他们去医保定点医院开。现在，他发现老这样对不起老人，另外，医院的病人明显不如从前多。

这些年，报报停停，其中有一年批复不通过的理由是，根据规定，一公里范围内如果有一家医保医院，就不再批第二家。“当我们重新回到起跑线上，发现不对了，我们和北京的莆田系医院成了对手”，他这样揣测。卡壳的最关键，还是松堂的医疗设備问题。二十年前，为了批一级医院资质，100万入了台X光机，“一次都没用过，老人躺在床上，难道绑起来推到那儿检查吗？而且我们病人来时什么报告都有，病灶在哪儿都知道”，他总觉得临终关怀医院的医疗标准要重新确立。

搬过7次家后，机器底部生锈，他们就低价处理掉了。如今医院在筹划再入一台，“主动凑齐”等待医保局审查。现在，70岁的李伟准备退休，聘请了北京建工医院刚退休的副院长全玉斌，让他接棒。全对于X光机的问题就站在李伟的对立面，说他“这几年有点跟医疗领域脱节”。

“很多病人在这儿住了十年了，总不见得就凭一张最初的报告看一辈子吧？”全对我说。年初他来的时候，很是惊讶于松堂的门诊就是个空空如也的小隔间。“医保局就看你有没有内科、外科、放射科，人家是在纸上画钩的，达不到基本医疗条件，凭什么批？”他都这样说。

那天，有个叫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的NGO过来询查，该机构专门给公立医院无偿提供医疗器械，全院长三请五请地让他们过来“帮一把”。说实话，松堂的经营现状仅收支平衡。全院长带着他们参观他刚筹建起的门诊，石膏刷的四壁围起一张白床、一溜白色柜子，一看就荒弛着。还有一个偌大的抢救室，里面摆设精简，却看不见高端医疗器械。对方点点头，估摸着是送一台便携式的还是台式的彩超机。

“‘临终关怀’只是它的一个名字，不是所有人都在这儿等死的。就连北京那么多男科女科医院都已经是医保定点了。”全院长对我感叹。但李伟觉得三十年来他也克服了种种困难，让那么多老人“愉快地走了”。

到底如何界定临终关怀医院的门槛？松堂这些年的确越收越宽。公益歌曲鼓噪着我的耳膜，一群轮椅上的老人坐在用玻璃格挡围出的活动室里，看着志愿者的表演。与上百家公益机构定点合作，松堂每天都不缺志愿者。一位女士殷勤地跳着《北京的金山上》，两颊鼓得如两瓣红苹果，收音机的伴奏与大厅的广播声交相轰鸣。

几个居士穿着海青在大厅里飘飘拂拂而过，隐没在楼道的尽头，这便意味着楼上有人逝去，他们会把逝者推入三楼一个专门的助念室开始30小时的超度。16岁的冰冰在活动室外机器人般地走着，穿着一套湖绿色手术台病服，手里托着一个苹果，一路痴痴地说着，“我找吴奶奶，”董伟怕他撞上人，“冰冰，一边玩去。”他是先天智障儿童，在这住了六年。

“你说我怎么形容它呢？说是收容所，那又应该是政府的。我就说它四不像，说一级医院吧，没有医保;说是养老院，没有民政局的认可;临终关怀呢，又不完全是......我跟李院长说，你们就是个没娘的孩子，纯属社会良心。”全院长说。

在这幢悲喜有时、生死有时的病楼里，仿佛每个人都在尽力抓住时间的针脚。

一天下午，大厅里来了一拨神色惊慌、北京口音的人，只见他们簇拥地抱着一个襁褓闯了进来。董伟直把他们往东侧副楼引去，为他们开了一间标房大小的“家庭病房”，里边黄皮包边的，有一个卫生间、两张病床。

襁褓里是一个插着鼻伺，睡得安宁的婴儿，被年轻的母亲夹抱着，她边哭边嗫嚅着，“等你好了，爸妈要带你回去的哈。”十来个家眷曳着疲倦的嗓子低嚎着，“乖乖，跟爷爷回去，”孩子的爷爷带着哭腔。这是一个小生命的第45天，三天前他突发咳嗽哮喘，去协和儿童医院吸痰，被一查是急性白血病。全家懵了，没人有这个病史，而医生也说不清楚，就说是种急性血液病变。

医生拎来个心电图机，众人让开条道，检测一开始，就见屏幕上两根白线无丝毫浮动，机器“嘟嘟嘟”自鸣着，“无心率输出”几个字跳跃着。家属没一个看得懂，一个劲问医生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心跳了，”医生非常平常地解释到。

“什么？那就没有了吗？”病房里骚动四起。孩子父母泣不成声，急促的喘息把这个深睡似的孩子罩住，母亲的眼泪雨线般落在襁褓上。屏幕上，黄色的呼吸线骤然跳跃至300，有家属问，“这不还有吗？”

“这是呼吸，他父母喘气干扰的。”“那就是已经不用救了吗？”家属再问，像是一场大梦。这时，护士长进屋，确认可以拿走心电图了，“胃管也可以拔了”。孩子的奶奶和外婆面面相觑，突然抱在一起放声哭，“没了？”“没了。”这时，一位家属无力地倚在门外的白

墙壁上，怔怔地望着护士长，“那么急干嘛？”，他是指“拔胃管”。那些平复了心情的家属开始悉悉索索，董伟闻出了空气里异样，细声打圆场道：“那就先不拔，心情都可以理解哈。”

家属记得，从上家医院出来时，医生没有把胃管拔掉，示意说如果两小时内孩子在下家医院还有救，他们可以选择再回来。

“哎，不也是看着咱没希望了先往外赶吗？”一位叔父辈的男士这样说。

“别说了，都已经没意义了。”另一位无精打采地说。

孩子的外婆呜咽着掏出手机，在人群里殷勤地转着圈，给医生护士们看外甥几天前的艺术照，“看，咱们宝贝多可爱”。屏幕上，一个圆墩墩的婴儿在白色布景前四脚朝天地玩，他外婆说就在发病前照的。

董伟和我离开病区的时候，她长叹，三年前，她怀孕的时候终日忧心忡忡，就担心肚子里的孩子生出来是个怪胎。“我看得太多了，生死轮回，或许真的有因果”，她说。随着长廊的将尽，在大厅的入口，《爱的奉献》又切近了起来，继而鼓动着耳膜。在这幢悲喜有时、生死有时的病楼里，仿佛每个人都在尽力抓住时间的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