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功过问题

2017-04-10周忆君

理论观察 2017年3期

周忆君

摘要：1895年甲午战败，李鸿章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承担了战败的责任，签订《马关条约》，被视为卖国贼。但是，甲午战争，是随着中国的“宗藩体系”瓦解和日本经过长期谋划的“大陆政策”而发生的一场战争，是两个国家共同学习西方而逐鹿东亚的一场战争，李鸿章作为影响战局的重要人物，功过问题在史学界一直存在重大争议，随着档案搜集和史料的发现，重新讨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功过问题实有必要。

关键词：甲午战争；李鸿章；日本；光绪皇帝；朝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113 — 04

关于李鸿章评价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开展本课题之前，对前辈学者所取得的成果作出梳理。对李鸿章评价问题的研究颇多，就成果形式来看，主要有专著和论文两大方面。学术专著方面：首先，1901年梁啟超先生出版《李鸿章传》，主要从李鸿章的生平事功方面对李的才识、功过、地位等进行了评价，是本课题的重要参考文献。之后，雷颐《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出版，该书从“为官”、“外交”、“洋务”三个方面评价了李鸿章的为人与事功。本世纪董丛林（2012）出版了《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出版，该著作对李鸿章在1870—1901年的外交做出了重要探讨。学术论文方面：蒋易皇（2014）《甲午战争前后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及其分析》一文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对日交涉做出了探讨，是本课题的重要参考文献。王双印（2013）《李鸿章“和戎”外交与甲午之败》从“和戎”外交的由来与发展探讨其对甲午战争的影响，论证了李鸿章奉行的“和戎”外交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关于李鸿章评价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笔者不在一一赘述。笔者立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甲午战争的视角来探讨李鸿章的功过是非。

一、甲午战败是否系李鸿章一人之责

晚清中国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从统治阶层和地方大员之间都有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共识，洋务运动拉开序幕，这个几经折腾的政权又恢复了生机，并略有“中兴”的气象，经过30多年的努力，全国上下沉浸在“同光中兴”的气象之中，在大国崛起的幻觉中悠然自得，然而，在中国东方的日本，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国家实力迅速崛起，不甘久居岛国的日本，便在1887年就做出了《清国征讨方略》图谋中国。随着中国宗藩体制瓦解，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一）李鸿章的洋务和海防

近代中国，李鸿章是最早提出海防建设思想并创建北洋海军的人，李鸿章是近代海军的创始人。

1862年，刚刚平息了太平天国的李鸿章，见识了西洋武器的在战争中的作用，因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1，51〕提出了学习西方技术和海防建设的思想：欧洲诸强国皆齐聚于中国是“三千年一大变局”，以后“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惧而能保守之地”，“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不可省”。〔1，51〕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上奏朝廷：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51-52〕

再次建议国家应该重视海防。

1876年江华岛事件后，李鸿章向清廷奏请订购铁甲船，着手北洋海军的创建。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李鸿章日益察觉到“日本恃有新购铁甲，肆意妄为…中国须急购铁甲数船，代谋制敌”。〔2，31〕并于1880年、1881年先后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

1888年，李鸿章在“财力未充、势难大举”〔3，163〕的困难局面下初步创办北洋海军。中法战争后，在清政府“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主张下，李鸿章趁势全力经营北洋海军。他注重培养海军人才，先后两次奏请清廷派遣船政学生赴欧留学，他认为，“日本蕞尔小邦，岁遣聪颖弟子数百人分赴西国学艺，近年水师整练，颇与西方抗衡。中国欲求自强而自封其征，此陋儒孔之见也”。〔4，29〕此外，又上奏朝廷拨款向国外订购铁甲舰和巡洋舰，并致力于旅顺口和威海卫两大军港的建设。

日本通过一步步侵略中国领土的藩国来刺激中国，在困难的局面下，李鸿章加强海防建设是基于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实力的认识：“日本狡焉思逞，更甚至西洋各国。今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驮日本起见”。〔5，24〕整个北洋海军的建立过程中李鸿章皆以日本为假想敌，后甲午战争爆发的事实也证明李鸿章这一假想的正确性。

在近代中国，李鸿章首创北洋海军，推动洋务运动发展，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实属无二人可比。对于封闭了近几百年的中国来说，李鸿章对于世界大势的把握也远超同时代的同殿为臣者，但时运不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鸿章因北洋、外交成晚清第一重臣，甲午战后也因北洋覆灭和《马关条约》被世人所唾骂！

（二）战败的另面

北洋海军在创立之初曾是亚洲第一的舰队，创立之初雄踞亚洲，但是创立之后未曾增添任何设备，在未添任何一艘战舰，以致甲午之前，虽然船体吨位上中国略胜于日本，但是总体性能还是落后于日本，日本装备又新型的速射炮和快船，航速也比中国快。在讲求绝对性能压制的海战方面，中国其实已经输了。

此时全国上下都沉浸在“同光中兴”当中。都处于大国崛起的幻觉之中，慈禧太后为了享受“中兴”气象，积极准备自己的六十大寿，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大肆讲究排场，在她“大摆寿宴，赏戏三天”的时候，日本的刺刀已经攻破了中国的东大门，光绪帝此时虽然已经“亲政”但是作为少年天子，没有了解世界大势，在大臣的诱导下，一味的催促李鸿章开战，而并没有了解自己军队实情。

除了海軍，在陆军方面，八旗兵在康熙帝镇压三藩之乱时，就已经被淘汰出局，绿营兵更是毫无战斗力可言，在地方只充当相当于维稳警察的职责，地方团练虽然在挽救晚清政局当中做出过贡献，颇有战斗力，但是多年的腐败和操练不勤，战斗力下降，李鸿章所依赖的淮军，此时也是夕阳西下，并不能在战斗中有多少实力存在。

多年的战争创伤和战败赔款导致清政府国库空虚。朝廷挥霍无度，慈禧为了修建颐和园更不惜挪用军费进行填补，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李鸿章更是用“海防捐”的手段敛财，弄得被清流和民间一片骂声。作为清王朝坚定的捍卫者，李鸿章深知清朝的实力，他明白，战争的代价太大，如果战败，不但一手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可能就此葬送，清王朝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他认为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因一时愤恨和冲动而轻易使用武力。因此，在甲午战前，李鸿章为力保和局，进行积极的外交活动。这体现在《酌度日朝情势应预筹办理厚集兵饷折》中，李鸿章言：“臣久历兵间，深知时势艰难，边衅一开，劳资无已。但使挽回有术，断不敢轻启衅端”。〔6 ，122-123〕为避免中日战端，李鸿章先后寻求于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和英国的斡旋调停。李鸿章深知俄国和英国在远东和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并且两国之间矛盾重重，俄国不希望中国舍俄而求英，致使英国有插手朝鲜问题的机会，当然英国也不希望如此。因此，当李鸿章请求俄国公使碦西尼出面调停时，俄国政府表示同意调停，并指派希特罗渥会见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调停。与此同时，李鸿章也请求英国公使欧格拉出面调停中日争端。在英俄的调停下，日本曾一度出现议和姿态。终究，李鸿章所希望的调停失败。

1897年7月25号，高升号事件发生。日本不宣而战，中国还是陷入战争的泥潭，这是李鸿章没有想到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李鸿章利用列强在远东的厉害矛盾关系，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是在充分估计自身实力的情况下做出的努力，他的这种行为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国际背景之下是正确的选择，相比那些空喊和日本开战而不顾及自身实力的人要明智很多。

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对战争责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总理海军衙门大臣奕劻为逢迎慈禧，供其享乐，以“挪援、挪垫”的名义将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于颐和园工程，而海军衙门也未对其行径加以节制。帝师翁同龢更是一味怂恿光绪皇帝进行战争，排挤李鸿章，作为李鸿章的政敌。翁同龢在甲午期间主战、主和的态度也曾影响有光绪帝。而朝中局势也对李鸿章不利，大臣之间的无端猜忌和朝廷内斗，如：黄体方参奏：“水师并非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盛，恐用于御敌之不足，挟之于自重则有余”。〔7，188〕

此外，自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以后，负责海军建设的五大臣都另有要职，海军衙门内无一人专职，致使海军缺乏统一的指挥，互不统属，结果海军力量分散。时任北洋海军顾问的毕德格对此曾指出：“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事为事，其兵皆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和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8，175〕正是如此，才使得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国家如此，李鸿章有回天之术，也难救中国。

甲午战败后，虽在战前李鸿章为保和局，积极奔走于列强之中寻求调停，但调停失败后，李鸿章知与日一战不可避免，便转而“主战”。

在黄海战役初始，李鸿章就急切地电示丁汝昌：“各船损毁处，赶紧入坞修理，防日舰复扰北洋”。“不然日知我无船，随意派数船深入，到处窥伺，若再护运兵船长驱直入，大局遂不可问”。〔9，20〕

李鸿章探知日军准备攻占旅顺的意图，又即电示丁汝昌：“师船速修，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雷霆应往小平岛及其附近旅口梭巡”。〔10，1〕

在得知丁汝昌无意将兵舰派出游弋，李鸿章斥责丁汝昌将兵舰“全数伏匿，将欲何为？”〔10，2〕并在战争期间反复电示丁汝昌要严守以待，与日本一拼而不能避战。

为何李鸿章又从“主战”者转为“主和”者？

威海卫战役失利后，李鸿章电示戴宗骞，令“乃与雨亭和商，劝其冲出，设法保船，则失台之罪或可少减。”〔11，778〕并电示丁汝昌：“无论如何危急，必不使我舰为敌所得。”〔11，779〕后又指挥丁汝昌“令其速带船乘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11，783〕此时李鸿章开始采取保船的策略，于是他极力反对北洋官兵出洋寻机歼敌，他电令北洋水师：“海军现船仅五六只船可出海，未能大战，致再损失。”“特别是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12，317〕并再三警告丁汝昌：“有警时…不得出大洋浪战，只能缘岸击贼。”〔13，302〕此做法被后人诟病，认为其为“避战保船”而“主和”。殊不知，主战与主和并不是一个李鸿章能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下，他只能是一个执行者而已。

在《花随人圣庵摭忆.甲午战败之因》一文中，黄濬就指出甲午主和出自慈禧的事实：“西后蔑日而轻战，战不胜而欲以饿制之，……当时世但传李文忠主持重，后又传文忠最主与联俄，而不知战与联俄，皆翁常熟为之介，其实出自西后意。……李之联俄，亦翁承后意督促成之。……盖有一西后于上，虽有十李文忠，其主张亦无所用。”〔13，303〕

二、《马关条约》与李鸿章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更是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开始趁火打劫，准备瓜分中国。更是被日本打败的事实，让许多知识阶层的人认识到中国真正的落后不再兵器，而在制度。一个民族在经历了沉痛的打击后，从大国崛起的梦幻中苏醒。

甲午战败后，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被日本方面遣送回国，并称：“中国另派大臣议和，若无商让地土及办理条约画押之全权，即毋庸前往。”〔14，256〕慈禧迫于无奈，随颁布：从“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指导思想出发，决定给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议”〔15，256〕，交予李鸿章“画押之全权”。

1895年3月底，李鸿章受命奔赴日本与之议和。4月1日，日本提出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澎湖列岛和赔款3亿两白银的要求，对此李鸿章认为“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一律删去，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他将此要求报告清廷，并表示对于日本的无理不能答应，清廷却“意总在速成”〔14，338〕，急于停战求和。4月14日，李鸿章接到总理衙门来电：“奉旨：……即尊前旨，与之订约。钦此。”〔14，259〕此“旨意”当然是慈禧和光绪的决定。李鸿章迫于朝廷的压力，于4月17日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与日本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为维护清朝的利益，放下自己身为朝廷命官的尊严，做到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16〕，凭借自己的外交努力为清朝挽回损失。并在此过程中差点丧失自己的生命。

中日第二次谈判中，伊藤博文提出：“日本军队须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以及该处城堡，在上述各处之中中国军队须将一切武器、军需品交给日本军队。”〔17，20〕面对日本如此苛刻的条件，李鸿章软中有硬地问：“再无其他条约可以代替？”伊藤博文说：“阁下如不能接受此条件，只有继续交战，此外别无他策。”李鸿章气愤地说：“如果日方固执起见，中国人民将永远不忘复仇，即使和气恢复之后，此种恶感，将深深地印于脑海，以致不能除去。”〔17，21〕

中日第三次谈判之后，李鸿章在返回住处途中遇刺。李鸿章遇刺事件给整个谈判带来了转机。他借遇刺为由停止谈判回国，德、美、英等国也在听闻李鸿章遇刺之后，插手调停一事。他们深恐东亚局势会因此改变从而威胁欧美国家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利益，事发之后次日，德、美、英联合发表声明，谴责日本。迫于这些国家干涉，日本在谈判上作出了大幅度让步，放弃对山海关、大沽、天津等城市的占领，并将赔款由原来的3亿两减至2亿两，通商口岸也原来的7处减至4处，撤回将子口税为值百抽二的要求等。

1895年4月15日，李鸿章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号。〔18，107〕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在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上，李鸿章替满清最高统治者背了黑锅，引得万世骂名，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划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一旅以相急以相急难者乎？既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島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1，66〕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日本依赖战争赔款迅速发展，实力更加雄厚，日本也更加加紧了侵略的步伐，一步步向中国迈进，而中国经过甲午战争，全国上下兴起维新运动，痛定思痛，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一切在1898年的政变下经过百天就匆匆落幕，民族面向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李鸿章从一个刀笔小吏到晚清第一重臣，从剿太平天国、灭捻军、办洋务、做外交、创北洋、签《马关条约》、东南互保、签《辛丑条约》。一生起起落落，宦海浮沉。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凸显于天津教案的外交处理，落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成也外交，败也外交。挽救晚清政治危局，成中兴名臣之一，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贡献无人能及。

历史是人的历史，从没有好坏功过评价的标准，更不可能标签好坏。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李鸿章把中国拉近世界，以便顺应潮流。实现国富民强，怎奈时局艰危，寸步难行。只可全力以赴。

三、总结

晚清历史当中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功过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美国人认为：“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

随着新史料的大量披露，对李鸿章的评价也会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深化细化，由以往宏观的定性的评判，转向微观具体的、有特指对象的量化分析。如李鸿章和淮系集团的研究，可以着重剖析这一集团在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中的功用和地位；李鸿章在近代军事外交每一件具体事情上的具体做法，都有详尽的资料可供研考；再如李鸿章的吏治手段，李鸿章的赈灾举措，李鸿章的富民思想和理财经验，李鸿章的人际关系，李鸿章的教育改革，等等，无论其成败得失，对于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参照作用。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李鸿章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李文忠公全集（僚函稿.第18卷）.

〔3〕洋务运动（第3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1卷）.

〔5〕张侠.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6〕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李侃.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1994.

〔8〕李鸿章.李鸿章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9〕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7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10〕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18卷）.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

〔1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光绪朝上〔A〕，清史编年（第十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