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纯青

中国近现代教育之发端，起于19世纪中叶。而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化，则历时长久，到20世纪的前几十年，方成大观。一时之间，与私塾、书院和官学迥异的新型学校，与传统知识分子有别的新一代本土教育家，以及新的教材、课程与教学方式等，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起点上的绚丽图景，完成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本造型。

尽管百年间沧海桑田，但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学校薪火不断，延续至今，向我们诉说着超越时代的不凡气韵。在面向2035、追求中国教育实现总体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回眸这些百年名校的历史纵深，就是要找寻那些虽经时代变迁、但依然保持丰富的创造性的优秀文化基因，希望能从中汲取精华与养分，以服务于当代教育之大变革。这其中最令人着迷的，就是赋予这些学校独特文化基因的本土教育家群体身上的独特精神。无论是学校的创建者，还是再造者，他们的精神都穿透了依然芬芳的建校理念，和依然挺立的旧时建筑，不断给我们以温暖与启示。

这些伟大的教育家投身教育之时，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帷幕已经大开。国家存亡与文化存亡，是他们必须超越的精神困惑。我们注意到，他们从传统的儒学大厦中走出来，鲜明地保持着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面对国家存亡与文化存亡所带来的强烈精神困惑中，他们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并将“教育救国”作为这种使命感的落脚点。广东广州同文馆（今朝天小学）就是官员兼知识分子谋求教育救亡的早期代表。张伯苓先生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川中名儒陆慎言因“欲救垂危之国势，必自教育之大兴大革起”的认识，而创今日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教育救国”，需要以人的培育为着眼点。北师大附中的“全人格教育”、浙江春晖中学“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国民”、四川成都盐道街小学的“新民”，乃至江西九江双峰小学“造就女子文明资格，养成女子高尚程度，使其学识足于服务社会”等若干学校关于培养目标的描述，其落脚点大概都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真人”。为此，这些学校常以改造国民弱点为当然使命。如南开学校以德、智、体、美、劳全面施教的教育方针，力图去除国民“愚、弱、贫、散、私”的五大积弊，造就具有良知、良德、良能的一代新人，理念与实践都极其清晰。

总体上，本土教育家们试图“从教育入手”，系统改造国民身体与精神，使学生能够主动适应世界潮流，融合进步文明，成为现代国民，“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进而共同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

对“教育救国”的伟大追求、对国民性弱点的洞见，以及对教育之于人与社会改造价值的深刻理解，塑造了这一代本土教育家群体的精神气质。这时，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一瞬出现了：怀揣教育救国梦想的先驱们，与被称为“儿童的世纪”的20世纪相遇。他们从中国传统的“成人中心”观念中走出，汲取杜威以“尊重儿童的世界及其成长规律”为核心理念的“儿童中心论”，充分认识儿童及其发展阶段的独立价值、主体性和作为创造者的生命存在。在办学实践中，他们期望培养“自动”“自觉”、自负责任以求上进的学生。在我看来，这种认识超越了古代书院“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思想局限，以实现“民”的“自济”为教育目的，为“教育救国”提供了重要的理念支撑，是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儿童观。

这种儿童观成为他们所办“新式学校”里实施教学的坚定基点。在陶行知先生创办的重庆合川育才学校，我们可以领略到，领域化的课程、社会化的资源利用、去行政中心化的组织机构设置、以学生的作品与创造为基础的评量范式等，都具有超越学校物质存在、穿越百年时空的现代内涵。

托克维尔说：“往昔之光倘若不照亮未来，则人类心灵将陷于混沌和迷茫。”当下，上文提到的以及更多的百年名校都在从不同角度，讲述那群本土教育家的故事，践行他们的精神，破解着教育现代化的命题：立德树人，学生为本，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实践与创新能力，成就服务国家和社会之能力。那群教育家的精神，將继续伴随着我们教育现代化的征程。

（作者单位：中小学管理杂志社）

（编辑？孙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