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治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存在外部性以及产权界定不明确等问题，社区治理遭遇了诸多困境。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利用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以及阿尔奇安产权理论的观点进行分析，总结出了产权界定和产权安排对社区治理的重要性，从而有针对性地为改善社区治理困境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社区治理;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产权界定

一、引言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健运行，我国逐渐发展成为以社区治理为导向的新兴社会，社区治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促进作用愈发凸显。近年来，国家始终把社区治理摆在重要地位，2017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并实施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明确强调要全面提升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指出社会治理的中心在社区，一定要强化社区治理的主体职能。就目前而言，社区治理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高，一些突出问题还尚未解决，社区治理遭遇了种种困境，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通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对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根源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有针对性地为改善社区治理困境提出合理建议。

二、我国社区治理的主要困境

（一）公共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社区的公共服务应包括医疗卫生、休闲娱乐、居住环境、社区保障、志愿服务、文化教育以及养老服务等多种类型，对满足居民需求、维护社区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调查显示，居民对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满意程度并不尽如人意。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为例，截止2016年9月，虽然全国共建成了这种类型的设施达8万个，是2005年的10倍，但是由于我国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初級阶段，公共服务的供需关系仍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1]。究其根源，一是居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活高质量的需求与有限的公共服务资源之间的矛盾，二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产权界定以及公共服务的管理模式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二）负外部性问题仍然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社区治理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产生负外部性问题。例如，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导致“搭便车”现象屡禁不止，也因此增加了社区居民“搭便车”的成本，包括情感约束、潜在收益和价值损失等[2]。并且由于部分社区管理不当，导致社区内大声喧哗、噪音产生无章无序，影响了他人享受安静的权利，产生了负外部性。除此之外，生活垃圾处理不善、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等部属于负外部性问题，都为社区治理带来了困境。由此可见，社区治理的负外部性问题与居民参与自治程度和社区管理模式息息相关。

（三）居民权利界定不够明确

社区服务、社区环境以及社区管辖内的基础设施部属于“公共物品”，理应为每个社区居民所享有，但由于某些问题的特殊性，部分社区对居民权利的界定不够明确，导致内部矛盾频频发生。以广场舞为例，部分社区居民喜欢在晚上跳广场舞锻炼身体，但还有一些居民则希望能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早点休息，因此两者之间就会发生冲突，这时就需要社区委员会制定一些制度来界定居民权利，避免矛盾升级。

三、社区治理困境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科斯定理：产权界定会影响社区治理效率

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相对于居民的需求而言社区的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不及时处理，很有可能会迎来“公地悲剧”，这是由社区内的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一般都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所决定的。因此想要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及时改善困境，首先就需要界定公共资源的产权主体，其次利用公共权威将有限资源整合起来，最后再进行公共资源的产权安排，而公共资源如何配置，产权如何安排，将会影响最终社区治理的效率。例如，社区广场属于公共资源，人人有权使用，但由于这种中产权安排方式存在非排他性，可能会出现超负荷的情形，不仅会对社区内的公共设施造成损害，还容易发生群体性矛盾冲突。假如改变产权安排方式，重新界定产权，则会在治理的过程中产生交易成本，需要社区部门建立起公共资源使用的有效平衡，灵活安排产权。所以产权界定及安排方式是影响社区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

（二）交易成本：改善社区治理困境要合理控制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存在对社区治理具有很大影响。在不存在交易成本时，社区治理仅仅只有管理成本，即居民定期缴纳物业管理费用，社区机构对管辖内的公共物品进行有效管理，保证居民的合理使用。但如果居民间的权利发生冲突，例如跳广场舞的权利和享受安静的权利，作为产权安排的主体，社区便会在管理成本之外增加交易成本。假设社区管理成本是一条随着居民人数增加而增加的直线，当不存在交易成本时，社区治理成本即为管理成本。而当居民人数增多，矛盾发生，产生交易成本时，社区治理总成本变成为管理成本与交易成本之和。而管理成本不容易改变，因此只有将交易成本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在改善社区治理困境的同时降低社区治理总成本，提高社区治理效率。

（三）阿尔奇安产权理论：产权安排决定居民行为选择

仍以广场舞事件为例，假如社区最终赋予了居民跳广场舞的权利，则想要享受安静的居民的利益受损，便会改变自己的行为，通过衡量成本的大小来最终选择安装隔音装置或改变休息时间。如果社区最终赋予了居民享受安静的权利，则跳广场舞的居民利益受损，这些居民将另寻跳舞时间地点或购买耳机减少噪音。由此可见，社区的产权安排方式不同，居民的行为选择也会随着改变。

四、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观点对改善社区治理困境的启示

（一）增加公共资源供给，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一方面要联系社区内部和外部力量，增加公共资源供给。在社区内部，应当鼓励内部公共服务组织的发展与壮大，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硬件设施;在社区外部，应吸引外部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社会外部力量按照社区需求设汁和开发相关服务项目。另一方面是要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一是要完善监管运行机制，提高服务质量。二是要根据社区实际情况，设计有效的管理机制与监督评价机制，从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社区的服务体系建设。

（二）建立激励或约束机制，将负外部性问题内部化

面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负外部性问题，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起激励或约束机制，将其转变为内部化设计。在社区治理的不同领域，由于负外部性问题的表现不同，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例如，在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上，对于自觉进行分类的居民可以通过赠送垃圾袋等形式进行正向激励，而对于没有时间分类但愿意支付费用的可以上缴部分垃圾处理费用，而对于既不愿意分类也不愿意缴纳费用的则需要采取处罚的手段进行约束[2]。在机动车辆停放问题上，社区应建立起灵活的监管机制，鼓励人人参与社区治理，对于举报乱停乱放问题的居民给予一定的奖励，而乱停乱放的车主则会面临一定的惩罚。

（三）合理界定产权，提升社区治理效率

产权的界定对于社区治理极为重要。合理的产权安排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率。一是要建立起产权监督管理制度，一旦发生冲突，产生交易成本，能够合理地处理产权界定，解决矛盾。例如，可以将社区广场的使用时间及用途进行划分，在合适时间可以从事娱乐活动，在其他时间则禁止传出噪音污染，通过监督管理，有效避免纠纷的产生。二是要形成居民与委员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局面。建立起社區居民与委员会之间的沟通桥梁，对于产权的安排和界定具有重要意义，不仅能够提高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同时也能保证居民获得效用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李书巧，马伟伟.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9（05）：96-100

[2]岳文新能源产业发展困境的法经济学研究——科斯定理的交易成本理论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04）：72-76

[3]顾锋娟，胡楠.基于外部性理论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改革创新思路——以环境治理为例[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38（04）：124-128

[4]杨海燕，林辉煌城市社区的“共建共治共享”：困境与出路[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21（03）：21-28

[5]赖金茂基于多元协同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J]黑河学刊，2019（02）：8-11.

[6]涂晓芳，王新钰.集体产权改革下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转型研究——以威海高区田和街道为例[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06）：46-52

作者简介：王昱斐（1998-），女，汉族，河南许昌人，单位：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2016级本科生，经济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