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超：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

叶延滨：写作意味着什么，对我们这代人跟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一样。我是老三届，而且我原来是准备学工科的，在中学里理工科学得特别好。我高中是在四川读的，家里面为了让我知道中国和世界上理工科有多少比我更优秀的人，高二的时候我就专门坐了三天火车到北京。因为我姐在清华大学，当时一个省考上清华大学的不过10个人，我姐考上清华大学那年是8个，我就去看看清华的才子是什么样。我当时是趋于这样的人生设计。后来突然一下子“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大街上干什么的都有，最后就发现，唯一的属于我自己、能够表达我自己的就只剩下一支笔，它能够使我活得和周围的人不一样。我最早参加工作的时候是马场的农工，放马的，后来是化工厂的工人身份的宣传干事，我觉得做这些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唯有写作是可以实现自己、表达自己的，就是这么个起源。

顾超：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国内和国外谁对您的写作影响最大？

叶延滨：有的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有的人是很偶然的人物。我在读书的时候酷爱数理化，但除了学习课程以外，唯一爱好就是读小说，不是写诗——我那个时候觉得写诗是女人的事，也不太读诗。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应该是托尔斯泰。我在上高一看《战争与和平》的时候，读到其中有一段谈国际形势、战争以及对人类的看法，一写就写了100多页，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我突然发现这个作家真厉害，可以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对世界、对世界大战、对人生都发表重要的意见。他让我觉得作家很牛！这是对我影响最早、最大的，也是最让我震撼的一个作家。之后我逐渐拿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书，就系统地读他。当然后来现代主义的作家，我读得也比较多。但是客观来说，至今没有人对我的影响能超过他。托尔斯泰不是影响我写作，而是影响我怎么做人。一个人的力量——早期人文主义的人的力量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至于要说国内的作家谁对我的影响大，就要谈谈我为什么写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几乎啥都没有，书店里突然出了一本诗集，是李瑛的《红花满山》。诗居然能够这样写，把战士、边关等等写得特别优雅，这在充斥着革命文学语言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非常罕见的唯美的文字，读来感觉很赏心悦目。李瑛的詩对我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也能写出这样的诗。第一，它是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表现，当时铺天盖地都是工农兵口号诗、小靳庄农民诗，它不一样。第二，我发现他这样的写法我也能写。所以我最早的一篇作品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就是写诗。那段时间写了很多诗，都是模仿学习李瑛，这算是特殊时期的特别影响。以至于在以后，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去摆脱他对我的影响。但是一开始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下，是他把我的人生轨道突然从小说转变到诗。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想写小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少有时间写，也很难把想法说出来——那个时候拿起笔就觉得在犯罪一样。写诗是一个很小的缝隙，是那个非常严酷时代中的一个缝隙，在缝隙中间我能够稍微地呼吸顺畅，稍微地表达一点自己。

顾超：随着市场化热潮澎湃、大众流行文化的发展、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作家要怎么应对这种时代趋势：是坚持做纯文学的开拓者和传播者，还是尽量努力生产迎合市场口味的通俗流行文学产品？

叶延滨：在这个时候，作家就开始分化。我曾经讲过，我们最早的那种文学家的觉悟就在于不要听命于行政的指导，就是政治不要干涉文学。那个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政治不要干预文学，文学要听从人民的呼声，听从时代的召唤”，是一种觉悟。任何一个作家要明白，在今天对文学发生作用的不仅有权力，而且确实有金钱。因此对今天的文学而言，它的作用分化了，不像刚起步的时候，它确实有娱乐作用、消费作用了，而且消费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回报。这个时候的文学家实际上是分化了的：有的文学家坚持着他的追求和孤芳自赏，不孤芳自赏的文学家可能最后是成不了大家的；而有的文学家接地气，为社会服务，取得巨大的回报，成就感很大；有的文学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处于一种彷徨状态。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中间那些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部门——在我们这里是一个部门，在西方是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机构，就必须对那些坚持着个人理想的作家予以资助、支持，使那些只有少量人知道的，甚至是不合时宜的作品能够产生、问世和得到保留，这是社会要做的事情。这不是扶贫，也不是去扶助困难，而是去保护那些在市场经济浪潮中仍然闪耀着理想光芒的东西；那些获得巨大社会回报的作家们，就像投资一样，他以文学来投资，而且带来了巨大的回报，这样的人就让市场去指挥好了。这个时候社会的学术机构也好，思想领域的机构也好，必须准确地对那些抱有理想的作家予以支持，给他们奖励和肯定，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选摘自顾超《文学的彼岸：中国作家的话语理性与社会想象》，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