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君，郭丽虹

(上海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发审委社会资本仅仅是IPO市场上的权利寻租渠道？本文以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企业的配股和公开增发申请为研究对象，考察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社会资本对企业再融资审核决策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申请企业聘请的或曾经聘请过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现任和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都显著提高了审核通过率；而非国有企业偏好借助方式更加直接、效果相对明显的、来自现任委员的任职权利；国有企业则更偏好于使用任职期间所获得的、更为隐蔽和稳妥的隐性知识。这意味着发审委社会资本对发审委审核决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IPO市场，所采取的手段除了直接权利寻租，还包括隐性知识的利用。因此，应加强公开再融资市场监管，打击借助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寻租行为。

一、引言

为了进一步提高股票发行审核的专业能力，2003年底中国证监会启动了新一轮发审委制度改革，从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选聘了大量人员进入发审委。在改革后①的第六届至第十六届发审委中，每届委员会中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委员占比平均达到29.09%，增强了其在IPO或再融资审核中的影响力。在上市或再融资强烈意愿的驱使下，拟上市或拟再融资企业是否会通过寻租方式利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发审委决策？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加强监管和改进发审委的资本配置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与发审委形成的关联与高管在其他企业兼职形成的社会连带，聘任有政治背景的官员或其亲信、或主动参政议政形成的政治关联并无本质上的差别，皆是为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稀缺的信贷、股权资本、投资项目、进入资质和战略合作机会等资源的一种方式，都属于企业社会资本的范畴。至于各类社会资本、关联或连带在资源配置决策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有效率观、信号观和寻租观三种不同观点。(1)效率观认为政治联系的存在是克服法律、金融和产权等方面制度缺失或不足的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1-4]。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审委社会资本在一级资本市场上发挥这两类作用的可能性已经不大。(2)信号观认为政府在决定向谁提供财政补贴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企业的各类联系便于当局更好地了解情况，可能被视为良好信誉的信号，有利于提高配置效率[5-6]。(3)寻租观认为，广泛关联的建立，尤其是与当局重要决策者关联的建立，是以寻租为主要目的的，特别是在政府干预严重的国家或地区，都降低了资源或者资本的配置效率[7-8]。

现有关于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发审委社会资本充当了寻租的手段，破坏了资本的配置效率[9-11]。但在两个方面无法给出满意解释：(1)如何借助发审委社会资本去实施寻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②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不但从法律层面关闭了申请企业直接行贿或发审委委员受贿的通道，而且在制度上规定了回避的要求。这些都使得发审委委员参与聘请其原工作单位提供服务企业的再融资审核已经很少，那么不参与审核的发审委委员是如何提高了与其存在关联申请的审核通过率呢？(2)如何排除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发审委通过审核进行的资本配置决策，类似于银行放贷，同样会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特别是逆向选择问题。像银行通过提高利率只可能把劣质借款人留下来一样，通过提高上市门槛也会导致劣质企业极力粉饰业绩，进而起到驱逐优质企业的目的。在审核IPO申请过程中，发审委委员对绝大多数申请企业，尤其是申请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并不熟悉，再加上监管层为了缩短可能的游说窗口，委员们都被给了很短的评估时间③[12]，这些都增加了审核的难度[13]。所以，用IPO数据研究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影响无法判断是信息不对称、还是寻租引发的资本配置问题。

考虑到信息不对称对研究产生的影响，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拟再融资上市公司提出的配股和公开增发申请；为了探索寻租所借助的可能手段，本文除了探索权利寻租的影响之外，还探索了借助隐性知识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了追求大股东的隐性收益和降低企业的财务风险，上市公司普遍偏好股权再融资[14]。因此，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舞弊或者实施迎合性股利发放政策行为[15-17]。在中国证监会提高了公开再融资的盈利门槛和分红要求后④，公开再融资受阻的企业直接转向折价较多的定向增发，表现出公开再融资的强烈愿望。

按照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的取得需要经历董事会预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发审委的审核与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等几个关键环节，其中发审委的审核是其最为重要的一关。随着2003年新发审委制度改革的启动，会计师等专业人士进入发审委，这为申请融资企业通过聘任这些发审委委员去影响发审委审核决策提供了可能。

来自中介机构的发审委委员大多数属于兼职性质，并且绝大多数又在选派单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合伙人，因此，大多数委员在任期届满后更倾向于回原选派单位继续工作。尽管中国证监会也提供了专职发审委委员的岗位，但在连续不能超过三届⑤的任期限制下，担任专职发审委委员很难实现更大的利益。如果这部分发审委委员在任职期间能够为原任职的单位服务的企业的再融资资格的取得提供直接“便利”，不但可以帮助其原任职单位拿到所服务的上市公司更长聘期的合同，还会吸引其他有再融资需求的上市公司和有上市意愿的企业提前加入聘任其原工作单位担任审计等服务机构的队列中来。这不仅扩大了原任职单位的业务规模，还会为该委员在任职届满回原工作单位后的职业前景做出了良好的铺垫，甚至可能从新增业务收益中直接获得业绩分红，选派发审委委员的中介机构也因能从中直接获益而愿意提供相应帮助。

尽管在改革后发审委委员失去了直接审核利益相关企业申请的机会，但是与企业相关联的发审委委员只要依然在任(存在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即便不直接参与到其关联企业的审核中去，也完全可以通过发审委委员间的相互关照或相互打压威胁来协助其利益相关联企业的上市或再融资计划的获批[18]。

相对于其他资本市场的审核，中国发审委的审核仍部分履行了实质性审核职责。特别是在2003年发审委制度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发审委除了进行形式审查外，还履行了一定程度对企业价值评估的职责。而在掌握企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方面，来自会计师事务所的委员发挥了更加重要的影响力，其发现的问题甚至还会影响到其他委员的判断和决策。因此，如果发审委社会资本被当成寻租的渠道，那么如下假设将成立：

H1：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将有助于提高申请企业的审核通过率。

随着回避制度的实施和寻租打击力度的增强，直接由发审委委员审核其原任职单位提供服务申请的情形也越来越少。若此时能够获取到与发审委委员决策相关的隐性知识，比如当前的审核偏好、特殊问题的处理原则，特定时期的审核重心，审核的具体流程和审核中哪些人员最为关键，以及这些关键人员的特定信息也是十分重要的[18-19]。

如果申请再融资企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曾选派过人员担任发审委委员，即便不能保障提交申请时依然有委员在任(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但其委派的委员任职发审委的经历也会使得会计师事务所直接获取到上述与发审委决策相关的隐性知识。并通过选派发审委委员的会计师事务所的申请前辅导，使申请企业能够更好地准备申请材料和答辩材料，以及指导申请企业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事项的处理等，从而为申请企业顺利通过审核提供重要帮助[18]。为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H2：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将有助于提高申请企业的审核通过率。

相对来说，非国有企业会更急切地想获得再融资的资格，也会更强烈地表现出利用发审委社会资本的意愿[9]，因为：(1)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长期信贷的支持[20]，减少了对再融资的依赖。国有企业不但为政府带来了直接经济回报，还通过吸收额外就业降低了当地的失业率[21]，以及将更多资源带入本地区[22]。当其处于财务困境时，也更容易获得政府救助[23-24]，从而降低了国有企业发生违约可能性；此外，国有企业普遍具有较长经营和与银行交往的历史，降低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信息处理成本[25]。(2)国有上市公司也具有更高的配股审批通过率[26]。

相对于借助隐性知识的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现任社会资本在申请被审核时依然在任，能够运用职权在发行审核环节影响审核决策，效果更为直接和也更为快捷。而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却不一定在任，更可能通过任职经历所获得的隐性知识顺应发审委偏好来影响发审委决策，影响方式不直接且效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在更强融资需求的驱动下，在较大融资约束下，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借助于方式更为直接、效果更为明显的现任社会资本实现融资资格获取；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管理层并非企业股东，为取得融资资格所愿意承担的风险要小一些，在相对较为宽松的融资压力下，可能会选择借助隐性知识这一更为隐蔽和稳妥的手段拿下再融资资格。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聘任的会计师事务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更有助于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审核通过率；而其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则更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审核通过率。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选取

在上市公司强制披露义务的约束下，参与审核的发审委委员有了更多公开的渠道和相对较为充分的时间去了解提交再融资申请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而极大地缓解了发审委委员在审核IPO申请时受到的信息不对称困扰和时间约束，更有利于确定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发行审核决策的原因。为此，本文以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公布公开增发和配股⑥发审委审核结果⑦的上市公司为对象，分析了申请企业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的发审委社会资本对发行审核决策产生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Wind数据《发审委审核结果一览表》中选取研究对象，并通过与其《增发预案》和《增发实施》、RESSET数据库的《发行审核信息ISSEXMINFO》数据、CSMAR的《中国上市公司增发配股研究数据库》数据以及所有上市公司年报交叉核验，最终得到128条公开增发和139条配股数据，合计涉及230家上市公司的267笔再融资申请。

(二)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度量

1.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借鉴李敏才和刘峰(2012)[10]关于“发审委社会资本”，与杜兴强等(2013)[11]关于“发审委联系”的内涵表述：“上市公司的中介服务机构委派过发审委委员且在审核时在任的”，本文提出了度量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方法：如果申请企业审核当年或过去3年中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中至少有一次选派过发审委委员且该发审委委员在审核时依然在任的，则称该审核存在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这样的定义更强调利用权力实施的直接寻租。

2.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参照Yang(2013)[19]和胡旭阳(2015)[18]关于“往届发审委”的提法，提出再融资时度量隐性知识利用的发审委社会资本概念：“如果申请企业审核当年或过去3年中聘请过的会计师事务所中至少有一次选派过发审委委员的，不论该委员在审核时是否在任，称存在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并取值为1，否则为0。该定义更强调利用任职期间获得的隐性知识实施的“隐性寻租”。

(三)研究模型、假设检验与变量说明

1.研究模型与假设检验。为了验证研究假设1、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本文提出如下模型：

agreei=α0+α1rcpai+∑αkcontrolsik+εi

(1)

agreei=β0+β1rbcpai+∑βkcontrolsik+εi

(2)

其中，agree表示发审委审核结论，rcpa表示企业是否存在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表示企业是否存在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controls表示模型(1)和模型(2)中的控制变量。

模型(1)中rcpa系数α1度量了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对审核通过率产生的影响，而模型(2)中rbcpa系数β1度量了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对审核通过率产生的影响。

如果模型(1)中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α1为正且显著，则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如果模型(2)中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β1为正且显著，则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如果把整个样本按照申请企业的产权性质划分为非国有企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且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模型(1)中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α1为正且显著；以及在国有企业样本中，模型(2)中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β1为正且显著，则研究假设3得到验证。

表1 变量定义

2.控制变量选择及变量定义。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对再融资企业盈利水平、现金分红水平、财务状况稳健性、公司治理水平、《证券法》对企业规模的要求和相关研究发现[26-28]，本文选择在模型(1)和模型(2)中控制如下变量：关联事务所声誉、企业规模、流动性水平、成长性、盈利能力、股利支付水平、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清偿能力和审核前股市行情。并将相关变量的定义详细说明于表1中。

四、描述性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中的统计表明：平均88.01%的再融资申请通过了发审委审核(agree)，与同期IPO市场87.82%⑨的审核通过率相仿。40.07%的申请企业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存在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而存在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占比为64.79。其中，23.60%的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形成(rcpa_big)；而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由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形成的(rbcpa_big)占比为37.08%。

非国有企业提交的(prisg)申请占比为32.58%，在申请年度的前3年中，平均总资产的对数(size_asset)为22.14，平均总资产净利润率(roa)为5.48%，平均支付了13.83%的累计现金股利(dividend_ratio)。过去2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长率(salegrowth)为45.95%。在申请年度的前1年年底，实际控制人平均持有申请企业35.56%的股份(real_controller)，平均流动比率(current_ratio)为0.87；平均资产负债率(asset_liabililty_ratio)为56.02%。在审核季度的上一个季度，市场上涨的申请(trend_qd)占比为35.21%。

表2 描述性统计

资料来源：作者利用stata软件计算(下同)。

(二)实证回归结果

1.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1)单变量分析。表3第(1)列报告了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对审核决策影响的单变量分析结果。从中可以发现：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为1.18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初步显示了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对审核决策(agree)产生的影响。(2)多变量分析。表3第(2)列至第(4)列给出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情形下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对发行审核决策(agree)产生的影响。相对于第(1)列，第(2)列控制了拥有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第(3)列增加控制了影响审核决策的其他因素，第(4)列相对于第(3)列又增加控制了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在仅控制拥有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声誉后，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变为2.12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增加控制了更多因素后，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变为2.21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进一步增加控制了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后，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变为2.304，但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上市公司再融资时存在的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提高了审核通过率(agree)，即实证结果支持研究假设1。

表3第(3)列和第(4)列结果表明，规模大的企业(size_asset)更容易通过审核，而成长性高的企业的申请更不容易通过审核。

表3 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解释变量部分的第一行是系数估计值，第二行括号内为p值。***表示在 1%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下统计显著，*表示在 10%水平下统计显著(下同)；(2)为使用logit模型，在控制年度效应和行业效应时，仅选择了2004年和管制行业。(3)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缺失，第(3)列和第(4)列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

表4 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在增加控制拥有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第(3)列和第(4)列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

2.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为了验证研究假设2，本文用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取代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完成发审委社会资本对审核决策产生的影响分析，回归结果被报告在表4中。表4第(1)列给出了单变量分析的结果，发现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为1.44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多变量分析中，第(2)列至第(4)列分别控制了不同的变量，随着控制变量的不同，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分别取值1.379、1.734和1.661，且分别在1%、5%和5%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依然可以提高审核通过率，即研究假设2得到验证。

表5 分样本下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变量(1)(2)(3)全样本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agreeagreeagreercpa2.304**17.081***1.831*(0.027)(0.000)(0.088)rcpa_big-2.329**-17.539***-1.789(0.048)(0.000)(0.183)size_asset0.786***0.7760.923**(0.006)(0.204)(0.024)current_ratio0.0960.672-0.417(0.852)(0.340)(0.581)salegrowth-0.121**-0.137**0.481(0.037)(0.045)(0.236)roa16.29354.276**2.707(0.270)(0.028)(0.884)dividend_ratio0.6831.158-1.406(0.767)(0.806)(0.599)real_controller0.0010.006-0.006(0.931)(0.817)(0.690)asset_liabililty_ratio2.9335.644-0.046(0.343)(0.179)(0.992)trend_qd0.6201.2860.252(0.249)(0.192)(0.784)年度效应-1.998***-1.505*-2.445***(0.000)(0.093)(0.001)行业效应-0.206-0.8510.061(0.701)(0.366)(0.943)Constant-17.376***-22.015*-16.463**(0.006)(0.096)(0.024)Observations22577148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导致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5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3中的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3.发审委社会资本对审核通过率的影响在不同产权企业间的差异分析。为了区分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对发审委社会资本利用的偏好，本文把整个样本进一步区分为非国有企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并以表3的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全样本、非国有企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下的回归，并把回归结果分别报告在表5的第(1)列至第(3)列。根据表5第(1)列至第(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第(2)列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为17.08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国有企业样本中，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系数为1.831，且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可以认为，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对审核决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非国有企业提交申请时，即非国有企业更易通过与现任发审委委员形成关联来影响其审核决策；也就是说，研究假设3的前半部分观点得到验证。

表6 分样本下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变量全样本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agreeagreeagreerbcpa1.661**1.0142.650**(0.024)(0.389)(0.016)rbcpa_big-0.903-0.428-1.666(0.267)(0.734)(0.171)size_asset0.783***0.7500.969***(0.005)(0.272)(0.006)current_ratio-0.1080.848-0.415(0.823)(0.242)(0.589)salegrowth-0.116**-0.135*0.434(0.033)(0.078)(0.316)roa20.06663.372**5.597(0.176)(0.023)(0.796)dividend_ratio0.135-0.244-1.468(0.946)(0.957)(0.623)real_controller0.0010.007-0.013(0.966)(0.839)(0.461)asset_liabililty_ratio2.5695.9420.165(0.380)(0.158)(0.970)trend_qd0.884*1.4120.537(0.076)(0.120)(0.534)年度效应-1.803***-1.412-2.149***(0.000)(0.104)(0.002)行业效应-0.296-1.5280.049(0.577)(0.181)(0.953)Constant-17.607***-22.410-18.267**(0.007)(0.171)(0.015)Observations22577148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6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4中的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同样，以表4的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全样本、非国有企业样本和国有企业样本下的回归，回归结果分别被报告在表6第(1)列至第(3)列。从表6可以发现：在第(2)列非国有企业样本中，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为1.014，即便在10%的水平上也不显著；但在国有企业样本中，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为2.65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支持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对审核决策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国有企业身上，即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借助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所获取的隐性知识来影响审核决策，研究假设3的后半部分观点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除了会计师事务所外，申请企业还会借助律师事务所的发审委社会资本。而两类主要关联都是受到企业通过审核强烈意愿的支配，两类关联很可能存在相关性，因此，遗漏律师事务所发审委社会资本很可能导致内生性，进而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发审委社会资本影响估计的不一致。为此，本文把律师事务所⑩的发审委社会资本也引入模型，并作为控制变量，回归的结果一并报告在表7和表8中。

表7 控制内生性后的现任或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或者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7 Panel A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3中的第(2)列至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表7 Panel B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4中的第(2)列至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3)从考虑篇幅限制和改善阅读的角度，所有稳健性检验部分的数据都未展示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下同)。

通过将表7的Panel A部分第(1)列至第(3)列与表3第(2)列至第(4)列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系数(rcpa)的比较后发现：控制了内生性的现任会计师事务所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分别取值2.068、2.146和2.208，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将表7的Panel B部分第(1)列至第(3)列与表4第(2)列至第(4)列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进行比较后发现：控制了内生性后，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依然为正且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即在控制了内生性后，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依然成立。

通过将表8的Panel A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5的第(1)列至第(3)列，表8的Panel B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6的第(1)列至第(3)列的比较后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下，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系数(rcpa)依然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国有企业样本下，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的系数(rbcpa)依然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也就是说，非国有企业更易借助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中的权利，而国有企业更易借助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中的隐性知识影响审核决策。即研究假设3的判断并未受到内生性的影响。

表8 控制内生性后的分样本下现任或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或者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8 Panel A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5中的第(1)列至第(3)列模型为基础完成，表8 Panel B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6中的第(1)列至第(3)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2.选择透明度改善前的样本。鉴于2012年2月2日才公布IPO审核流程等信息，申请企业更强烈的寻租欲望可能主要发生于这之前，为此，本文把分析样本进行了进一步地压缩，把研究对象限定在2012年2月1日及之前被审核的申请。在进行了样本控制之后，相关结果被分别报告在表9和表10中。

将表9 Panel A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3的第(2)列至第(4)列，表9 Panel B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4的第(2)列至第(4)列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和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都为正，且在5%或1%的水平上显著。将表10 Panel A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5的第(1)列至第(3)列，表10 Panel B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6的第(1)列至第(3)列进行比较后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研究假设1、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的判断并未并未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

表9 透明度改善前现任或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或者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9 Panel A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3中的第(2)列至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表9 Panel B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4中的第(2)列至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表10 透明度改善前分样本下现任或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或者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10 Panel A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5中的第(1)列至第(3)列模型为基础完成，表10 Panel B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6中的第(1)列至第(3)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3.消除金融业样本对研究发现的干扰。由于金融业企业的经营活动明显不同于其他行业，参照研究惯例，本文也删除金融业企业的申请重新完成研究假设1、研究假设2和研究假设3的验证。在剔除了13家金融类企业后最终得到127条公开增发和125条配股数据，合计涉及217家上市公司的252笔再融资申请。消除金融业样本后的回归结果被报告在如下的表11至表12中。

通过将表11的Panel A部分第(1)列至第(3)列与表3第(2)列至第(4)列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系数的比较，本文发现：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分别取值2.183、2.212和2.304，且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将表11的Panel B部分第(1)列至第(3)列与表4第(2)列至第(4)列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系数的比较后发现：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依然为正且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即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依然成立，并未受到金融业样本剔除的影响。

表11 消除金融业样本后的现任或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或者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3)表11 Panel A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3中的第(2)列至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表11 Panel B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4中的第(2)列至第(4)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通过将表12的Panel A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5的第(1)列至第(3)列，将表12的Panel B部分的第(1)列至第(3)列与表6的第(1)列至第(3)列进行比较后发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下，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cpa)的系数为17.081，依然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国有企业样本下，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rbcpa)的系数为2.650，依然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在非国有企业中，发审委社会资本的存在提高了审核通过率；而在国有企业中，因对发审委社会资本中隐性知识的利用审核通过率也提高了，即研究假设3依然成立。

表12 消除金融业样本后分样本下现任或历任发审委 社会资本与审核通过率关系

注：(1)在增加控制拥有现任(或者历任)发审委社会资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声誉之外的变量后，由于部分控制变量数据的缺失，模型未能够利用全部数据。(2)表12 Panel A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5中的第(1)列至第(3)列模型为基础完成，表12 Panel B部分中的三个回归皆以表6中的第(1)列至第(3)列模型为基础完成。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上市企业的公开再融资申请为研究对象，考察申请再融资企业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发审委社会资本对审核决策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利用发审委社会资本时可能借助的手段。研究结果表明：(1)申请企业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拥有的现任发审委社会资本显著提高了审核通过率；(2)申请企业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只要曾经选派过发审委委员，即可能借助任职期间获得的隐性知识时，也显著提高了审核通过率；(3)非国有企业更偏好借助于更加直接、效果相对明显的任职权利；而国有企业则更偏好于使用任职期间获得的隐性知识。

根据上述结论，在配股和公开增发这些再融资市场上，发审委社会资本依然被视为寻租的手段影响着发行审核决策。建议监管机构在全力打击IPO市场上屡屡发生的寻租行为时，不要忽视配股和公开增发等公开再融资市场上的寻租行为的影响，同时建议相关研究继续关注发审委社会资本在定向增发和并购市场上对发行审核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些对于推进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和改进发审委的配置决策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注释：

① 2003年发审委制度改革后新组建的首个发审委是第六届发审委。

② 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第十三条第(四)和(五)款、十四条和第十五条。

③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暂行办法》或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中国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应当在发审委会议召开5日前，将会议通知、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的初审报告送达参会发审委委员，并将发审委会议审核的发行人名单、会议时间、发行人承诺函和参会发审委委员名单在中国证监会网站上公布。

④ 2006年通过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要求申请公开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应满足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连续盈利，最近三年累计平均股利分配率达到20%的要求；申请公开增发还被要求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净利润的低者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6%；2008年通过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将现金分红比例修订为“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2013年通过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把现金分红细化到20%-80%的区间。

⑤ 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第七条。

⑥ 选择公开再融资而不纳入定向增发是因为相对于公开增融资，定向增发要求很低，寻租动力相对不足。

⑦ 选择这个期间主要是考虑到主板第16届发审委从2014年5月份开始任职，且在第二年被延期，承担了原计划的注册制改革过度委员会的职能，会使得其构成和决策明显异于以前各届，故将2014年以后审核明确排除在研究之外。

⑧ 根据中注协编制的历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信息》确定当年排名前10的会计师事务所。

⑨ 根据Choice数据库统计，2003年12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有1461家企业申请IPO，有1283家企业通过审核，IPO通过率为87.82%。

⑩ 在引入律师事务所关联后，依然需要控制该类关联中声誉和规模的影响。在处理律师事务所声誉时，视2016年发布的《首份中国律所国际化服务能力排名》前20强为声誉较好或规模较大的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