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莉昀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市场失灵使得政府补助近年来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的重要手段，但对其作用机制还缺乏深入的讨论。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4543家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和作用机制，并从企业生命周期、所有制类型和经营状况等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府补助行为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工具的作用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性；成长期、国有化程度低、经营绩效欠佳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显著的融资压力，政府补助的作用效果也最为明显；政府补助产生了一定的信号作用，有利于消除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中小企业的外部融资能力。因此，应加大政府补助、因企施策和进一步发挥信号机制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

一、引言与理论综述

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即使在金融资源丰富、中小企业支持体系齐全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郭田勇，2003)，而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更为不畅。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英、德、美三国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在企业债务融资中的占比分别为61.14%、57.14%、40.19%，而中国只有不超过20%的中小企业得到了金融支持，且部分小微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甚至超过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对策和办法，但收效甚微。2017年我国新三板上市，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但截至2016年12月19日，新三板企业数量达到10163家，仅占中小企业数的0.03%，且仍有57.4%的企业没有交易①，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依然没有明显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只是表象，其根本原因则是存在大量融资约束(余官胜，2017)，即由于市场不完备而导致企业外源融资成本过高，使企业过度依赖内源融资，产生融资不足，并因此使企业投资无法达到最优水平(Fazzari，1988)。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75%的非金融类上市企业将融资约束列为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在80个被调查国家中比例最高(Claessens and Tzioumis，2006)。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金融发展不平衡以及信贷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而言，它不仅关系到中小企业能否可持续发展，更是我国经济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纵观国内外文献，有关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解决机制主要围绕解决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融资渠道、提供第三方担保、分散风险、改善外部生存环境等几方面展开，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方法。但由于市场失灵不可避免(Akerlof，1970)，近年来，政府补助也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重要手段。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税收优惠或有倾向地政府采购可以调动企业生产和投资积极性，增强其经营活动，提高企业效益。Czarnitzki(2006)从信号传递角度来探讨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发现政府补助显著影响中小企业对融资约束的敏感性。作为风险分担方，政府补助有助于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机会，缓解担保机构之间协调失灵和协作银行提供贷款资源过度集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Thorsten et al.，2010)。Arping et al.(2010)从信用担保的角度研究政府信用担保对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提出政府对信用担保的政府补助比指令性贷款或其他干预机制更具效率。Koga(2003)、辜胜阻等(2018)从税负的角度来研究政府补助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提出税收优惠激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总的来说，现有文献对于政府如何通过政府补助提高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和融资机制还不明确，且缺乏讨论不同成长阶段、不同产权、不同绩效水平下的中小企业异质性融资需求。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政府补助的视角考察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强度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影响和作用机制。

二、研究设计与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非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通过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企业，并对连续变量1%以下和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Winsorize缩尾处理，获得了1063家上市公司10年共4543个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公司财务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系统、CSMAR数据库和锐思数据库。

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本文从三个维度刻画政府补助水平。第一，借鉴魏志华等(2014)的做法，分别采用“政府补助占总资产的比重”和“政府补助占营业收入比重”来衡量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水平(Gov)。第二，分别用年报中政府补助扣除所有税收返还、即征即退、即征即补和税收减免等税收优惠得到的实际补助与总资产、营业收入比重来表示财政补贴力度(sub)。第三，用企业实际收到的各种税费返还/(收到的各项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来作为税收优惠(Taxp)的代理变量。用“所得税优惠率”②进行稳健性检验。

同时，借鉴Kaplan and Zingales(1997)和魏志华等(2014)的做法，本文选取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KZ指标，以此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

表1 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估计模型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同)，未报告截距项。

第一，对全样本各年度都采用“经营性净现金流/上期总资产”(CFit/TAit-1)、“现金股利/上期总资产”(Divit/TAit-1)、“现金持有/上期总资产”(Cashit/TAit-1)、“资产负债率”(Levit)以及反映公司投资机会的指标Tobin’s Q(Qit)等五个指标进行分类。令kz1=CFit/TAit-1；kz2=Divit/TAit-1；kz3=Cashit/TAit-1；kz4=Levit；kz5=Qit。如果kz1低于中位数，则取1，否则取0；同理，kz2、kz3、kz4、kz5依次类推。

第二，计算KZ指数。令KZ=kz1+kz2+kz3+kz4+kz5。

第三，采用排序逻辑回归(Ordered Logistics Regression)由KZ指数作因变量对kz1、kz2、kz3、kz4和kz5进行回归，估计各变量回归系数，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表1的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以及Kaplan(1997)的实证结果一致。在中国，高融资约束的公司通常都回归结果有经营性净现金流低、现金股利低、现金持有低、资产负债率高以及投资机会多的特征。

第四，把各变量系数kz1、kz2、kz3、kz4和kz5代入kz指数方程，即KZ=-7.542×kz1-25.80×kz2-1.797×kz3+5.038×kz4+0.177×kz5，求得各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水平KZ指数。KZ指数越大，则表示该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越高。

本文还对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进行了识别。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特征以及以往文献的惯常做法，将样本公司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时期。除此之外，因后文实证研究所需，表2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定义和说明。

表2 主要变量定义与说明

据此，本文构建面板模型，基本形式如下所示：

KZit=β0+β1Govit+β2controls+εit

(1)

KZit=β0+β1subit+β2Taxpit+β3controls+εit

(2)

其中，在(1)式中，KZit表示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Govit表示政府补助额度。在(2)式中，进一步将政府补助分解为财政补贴subit和税收优惠Taxpit，旨在进一步考察和比较不同政府补助方式的作用结果。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报告了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结果。首先，模型(1)表明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关系显著为负，表明政府补助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约束，即企业得到的政府补助越多，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则越低。模型(2)至模型(5)分别加入企业财务变量、公司治理变量、外部宏观变量，并控制住时间和行业效应，结果显示政府补助与企业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均显著为负，进一步表明政府补助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其次，模型(6)和模型(7)显示，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显著为负，再一次印证了上述实证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财政补贴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大。因而要发挥政府补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方面的作用，不仅应关注整体的政府补助的联合作用，也要关注不同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治理效果差异。

综合来看，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等政府补助行为确实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即财政补贴对企业具有融资效应，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税收优惠对企业投资具有激励效应，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投资效率(Koga，2003)。

(二)异质性分析

1.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在公司治理、经营、财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企业需要权变地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战略。基于此，本文按生命周期理论把中小企业划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以进行分组比较分析。表4报告了在企业处于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政府补助对于缓解融资约束的差异性影响。

表3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注：(1)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2)回归中控制了公司层面的群聚效应(cluster)，下同。

表4 生命周期视角下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对于成长期中小企业而言，模型(1)和模型(2)结果显示，成长期企业的政府补助、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与融资约束均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直接财政补贴与间接税收优惠均有助于缓解成长期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此时的企业正处于总资产加速扩张，产品市场占有率上升，而自有资金难以支撑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求，企业极易陷入资金紧张的困境。政府补贴产生的直接现金流可以弥补其资金缺口，而间接的税收优惠又可以削减其成本，可见政府补助可以减轻成长期企业融资压力，扩大企业融资渠道。

对于成熟期中小企业而言，模型(3)和模型(4)结果显示，成熟期企业无论是政府补助、财政补贴还是税收优惠，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之间均没有显著关系，说明此时政府补助对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效果不佳。这可能是因为企业进入成熟期以后，由于利润稳定且有持续的现金流，内源资金稳定充足，对外部资金敏感性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低，政府补助的效果难以充分体现。

对于衰退期中小企业而言，模型(5)和模型(6)结果显示，政府补助总体上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果不够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助难以从根本上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相反，税收优惠却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资金压力，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由此可见，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中，政府补助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政策效果与政府补助的政策工具选择高度相关。

2.企业所有制视角。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资源可得性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按照注册资本的出资占比划分企业属性，所有制类型以出资占比占50%为分类标准。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主要有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及国有企业，其中包括省属国有企业、国央国有企业和其他国企。由于数据分析的需要，本文把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合并为非国有企业，进而把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进行比较分析。

表5描述了不同产权性质中小企业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从回归结果第(3)列和第(4)列来看，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之间均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补助能显著缓解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但税收优惠的政策效果不显著。而第(1)列和第(3)列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都没有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产生显著影响。由于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很强，市场占有程度高，往往具有财政拨款和政府背书，因而导致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作用难以得到体现。

表5 所有制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国有化程度>50%国有化程度<50%(1)(2)(3)(4)Gov2.047-11.267***(0.290)(-4.150)sub12.323-15.975***(1.058)(-4.457)taxp-0.825-0.819(-0.851)(-1.694)控制变量控制控制控制控制Year & Ind控制控制控制控制Constant0.1303-4.58941.3131-4.7302***(0.0299)(-1.1001)(0.4772)(-2.9911)R20.38740.41820.31360.3444F11.181512.361246.173468.6511N47547527652765

3.企业经营绩效视角。经营状况能直接影响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评估，所以企业绩效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本文把企业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按照三分位法把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三等分，按从低到高排列，处于2/3以上部分为高收益率组，即企业绩效好，而处于1/3以下的部分为低收益组，即企业绩效欠佳。

表6报告了经营绩效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从第(3)列可见，对于经营状况欠佳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可以缓解其融资约束。而第(1)列结果表明，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其融资约束无显著作用。即融资约束越高，企业对外部融资的敏感度越高，越需要政府补助资金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

表6 经营绩效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四、政府补助影响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

(一)总体性机制检验

企业对外融资主要包括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四类来源。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不同，政府对企业政府补助的实际效果就可能会存在差异。表7报告了政府补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结果。

表7 政府补助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检验

首先，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中小企业通常具有更低的股权融资水平、更高的信贷融资和更低的商业信用水平。即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通常会选择向银行借款，这与金融理论相符。融资优序理论表明，企业融资的顺序通常是先内源融资，再债权融资，最后股权融资。融资约束水平高的企业由于自身内源融资不足，所以会优先选择成本更低的银行信贷融资，因为信贷融资具有天然的“税盾效应”。

其次，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的各项外部融资方式实证结果均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补助作为企业融资的另一渠道，对其他外部融资产生了替代效应。但是从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来看，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助显著增加了高融资约束企业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拓宽了企业外部融资渠道，从而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这是因为获得政府补助的中小企业不仅可以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同时政府补助还具有信号作用，因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是基于对企业经营状况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可以改善投融资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吸引更多的银行、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增加企业的融资渠道。

最后，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对股权融资的回归系数最高，这说明获取政府补助的高融资约束企业取得了更多的股权融资。这可能是因为资本市场上的股权资本往往对投资回报要求更高，需要承担更高的投资风险，而银行等其他债权方则倾向于规避风险，对中小企业贷款资质审查往往表现得非常谨慎。

(二)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表8报告了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

首先，对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通常会选择显著减少股权融资、债券融资和商业信用水平，因为成长期企业由于投资速度加快，产品市场占有率上升，资金需求度高，但同时由于其自身无稳定的收益率，风险表征较大，融资难度较高。从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来看，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债券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说明政府补助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方式，发挥信号传导的作用，为企业吸引了更多的银行资本和社会资本，拓宽了融资渠道，增加了融资可得性。

其次，对于成熟期的中小企业而言，倾向于减少股权融资，但相比成长期企业减少比例有所下降，而其他融资方式与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是因为成熟期企业对外界筹集资金的依赖度相对较低，这个阶段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内源融资充足，可以满足外部投资的需要。同时，从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和各种融资方式的关系来看，政府补助与股权融资、信贷融资、债券融资和商业信用均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助缓解改善了企业融资压力。

最后，对于衰退期中小企业而言，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通常会增加债券融资，且其他融资方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衰退期企业主要以增发公司债券等形式缓解自身融资压力。这可能由于衰退期企业赢利能力逐渐下降，竞争力削弱。公司债券融资方式既可以利用财务杠杆、资本成本又低，还可以保障公司的控制权，所以常常是衰退期企业调整资本结构、缓解自身融资约束问题的较好选择。同时，从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来看，政府补助使融资约束高的中小企业股权融资显著增加，而债券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变化均不显著。一方面是因为衰退期企业利用政府支持获取更多资金，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可能会使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市场份额逐渐萎缩，投资机会的减少，再加上新的投资前景不确定，外部债权投资者对衰退期企业缺乏投资信心，因而此时的中小企业仍然面临很大的融资困难。

表8 生命周期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

表9 所有制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

(三)企业所有制视角

表9报告了所有制维度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由第(5)列至第(8)列结果可知，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与股权融资、商业信用均显著为负，说明高融资约束会使非国有企业的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显著降低。而信贷融资与融资约束显著为正，说明非国有企业在陷入融资约束困境时，会增加信贷融资。同时，政府补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助确实使融资约束高的非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融资。其次，从第(1)到第(4)列来看：(1)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与信贷融资显著为正，其他融资方式均不显著，说明高融资约束会使国有企业显著增加信贷融资，这与企业的融资次序理论相符。(2)政府补助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交互项与各种融资方式的关系均不显著，说明政府补助没有使高融资约束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外部融资。这是因为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对外部融资的敏感度不高，政府补助虽然增加了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但可能资金利用效率上并不如非国有企业好，甚至可能由于委托代理问题导致过度投资。

(四)企业经营绩效

表10报告了经营绩效水平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机制差异。对于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而言，首先，股权融资、商业信用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而信贷融资和债券融资均不显著。说明这类企业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融资均会减少。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与股权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助越高，绩效较差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股权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对于经营状况良好的中小企业而言，通常会选择增加信贷融资和债券融资，减少股权融资和商业信用，以此来缓解其融资约束问题，因为债务融资相对低廉。其次，政府补助可能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信用水平，进一步降低了企业风险，吸引了更多的企业愿意以延期收款的方式交易。而正是因为企业利润持续稳定，内部积累充足，融资约束水平低，政府补助作为企业现金流的补充，虽然可以增加企业利润，但由于其对外部融资约束不如绩效较差企业更敏感，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佳。

表10 经营绩效视角下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

五、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可靠，本文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变换解释变量，变更融资约束被解释变量，删除外资企业样本数据进行重新回归。

(一)变换解释变量

一是用政府补助收入比作为政府补助替代政府补助资产比，二是用财政补贴收入比作为财政补贴替代财政补贴资产比，三是参考白重恩等(2005)的做法，重新计算税收优惠变更，用所得税优惠率作为企业税收优惠的代理变量。表11报告了变换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政府补助、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融资约束均显著负相关，说明政府补助、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确实可以缓解企业融资。这一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二)替换被解释变量

Hadlock and Pierce(2010)认为KZ指数虽然可以综合企业各方面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司融资约束，但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同时包含企业融资约束的定性和定量信息，可能会产生测度偏误。而通过利用完全外生的Size和Age两个变量构建了的SA指数，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KZ指数可能带来的偏误。因此，本文采用完全外生的“SA指数”替换“KZ指数”作为企业融资约束的度量。从表12可以看出，变换被解释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仍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11 稳健性检验1：更换解释变量

表12 稳健性检验2：更换被解释变量

表13 稳健性检验3：剔除外企数据

(三)剔除外企数据样本

由于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在税收优惠上存在差异，可能会影响政府补助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为此，本文通过剔除外资企业的样本数据，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13反映的结果来看，前文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无偏。

(四)内生性处理

为解决实证模型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两阶段估计。首先，选择“政府补助增长率”、“财政补贴增长率”和“税收优惠增长率”来分别作为政府补助、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第一个工具变量。其次，分别选择政府补助、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滞后二期分别作为其第二个工具变量。最后，在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时，加入被解释变量融资约束的滞后一期作为控制变量，以减少可能的遗漏变量。

表14报告了2SLS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均显著相关，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假设。

表14 一阶段回归结果

表15 两阶段回归结果

表15报告了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分别与政府补助、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政府补助与融资约束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政府补助确实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财政补贴与融资约束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再次说明财政补贴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同时，税收优惠与融资约束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也说明了税收优惠能够减轻中小企业融资压力。综上所述，本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和可靠性。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07-2016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4543家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政府补助对于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和作用机制，并从企业生命周期、所有制类型和经营状况等维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助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且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这两种政策工具都发挥了积极作用。(2)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上存在差异，财政补贴因其传导机制更为直接，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果好于税收优惠政策工具。(3)相比较而言，成长期、国有化程度低、经营绩效欠佳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为显著的融资压力，而政府补助可以有效缓解其融资约束。(4)政府补助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它推动了融资约束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股权融资、债券融资、信贷融资和商业信用。同时，政府补助也产生了一定的信号作用，有利于消除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进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压力。

根据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三点政策启示：其一，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社会就业水平、推动社会创新程度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鼓励中小企业成长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中小企业面临较大的外部融资压力。为此，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府补助方式，助力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其二，作为政府补助的常用手段，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不同生命周期、不同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经营状况的中小企业，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为此，政府补助应该进一步提高帮扶精准度，科学评估政策扶持的预期效果，努力做到因城施策、因企施策，不仅有利于最大程度帮助中小企业降低融资压力，同时能够提高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投资绩效。其三，政府补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中小企业的存活率、生命力和市场竞争力，进而服务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但同时不能盲目增加政府财政负担，避免中小企业养成等靠要的惰性思维。所以，要善于利用政府扶持的信号机制，减少资金融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商业资本，提高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和资金可获得性，实现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链接：http：//www.sme.gov.cn/cms/news/100000/0000000033/2017/4/27/61e0e4e092004a86aec984d09193a7a6.shtml.

② 所得税税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会计利润+除坏账准备外的资产减值准备-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股利+收到的债券利息)；所得税优惠率=名义利率-所得税税负，本文延用白重恩等(2005)的做法计算企业的税收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