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懿茹

摘 要：为了从更加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以2009-2018年从事慈善方面为核心的基金会为初始研究样本，将高管变更分为政治背景变更和非政治背景变更，进行样本配对和分组检验，采取实验法并搭配倾向得分匹配PMS-DID，控制组织规模、组织成立时间等变量，从而保证实验效果。通过断点回归分析进行检验实验数据的可行性，以高管不变为基准，考察政治背景变更对非政府组织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基金会;高管变更;政治背景;组织绩效

一、研究背景

目前，中国慈善机构和慈善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组织的生存空间尚待调查。政府严格控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基金会获得资金的难度。与此同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也很复杂，非营利组织的良好运行有助于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判斷基金会与政府之间关系有四个主要原因：首先，该基金会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建立;其次，政府为基金会提供初始资金;第三，基金会由政府运营;第四，现任或离任的政府官员在基金会的董事会任职。本文中高管变更是指在基金会董事会工作的现任或即将离职的政府官员的情况。

因此，提出“嵌入式政府控制”的概念。但是，外部因素的影响可能会改变政府控制在基础中的作用。由于与政府建立关系优势，基金会可以与政府进行更多合作，并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政府对公开发行资格的控制，这限制基金会筹集资金的能力。国务院修改《基金会管理条例》，将其划分为公共筹款基金和非公募基金会，不允许为公众筹集资金。因此，没有资格获得公开发行的基金会受到资金渠道的限制，甚至可能受到“非法集资”的打击，从而造成负面的社会影响。

第二类是基金会与政党机关合作，并具有隶属关系，例如隶属于政府。这些基金会内的高管也是本研究的主题。他们的先天优势在于官方身份，与草根组织完全不同。

公开发行的资格以及与政府的关系都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和资源。例如，政府背书认可的基金会可以赢得更多的公众信任，并获得许多政府机会，这为基金会获取资源提供了条件。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和慈善领域的专著文章，基于基金会高管变更的多种动机和目的，以嵌入理论作为基础，分析其影响非政府组织绩效的机理，并运用实验法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政府现任或卸任官员任职于基金会董事会的现状，加深基金会高管内部对组织绩效的重新定位和激励措施，推动慈善事业在我国的稳步进行。

有史以来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基本是从国企或是上市公司角度探索对外捐赠行为对企业的各方面价值效用的多少，很少有人关注政府角度的慈善捐赠行为对基金会的各方面价值效用的多少。更是鲜有人从高管变更的政治背景、组织的成立时间、组织目前规模等方面研究非政府组织绩效的变化。所得出结论，对促进不同行业政府官员变更对慈善机构基金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良好的实际作用，从而能够激励高管在基金会内部作为，达到基金会绩效与高管个人价值的共赢目标，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有助于当局者思考如何对慈善机构基金会，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估和未来规划。

三、理论基础

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波兰尼率先将“嵌入”理论引入到经济社会学。他运用“嵌入式理论”全面合理地解释经济现象，认为经济行动必须考虑到关系网络的制约因素和影响。此后，来自不同研究视角的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对“嵌入”理论进行拓展，理论不断地复杂化。格兰诺维茨在波兰尼的启发下，认为人际关系网络有助于经济行为主体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他的贡献在于构建“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的解释路径。

祖金等对“嵌入”理论集中于解释经济行为主体与社会网络结构之间的嵌入与反嵌入的过程，但“嵌入”理论为考察更广泛的社会议题提供了重要启发。事实上，所有人类行为含经济行为，都可以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这对于理解折服管员嵌入基金会董事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启发。

嵌入基金会的政府官员类型有两种方式概括：“硬性嵌入”与“柔性嵌入”。“硬性嵌入”指在压力型体制下，政府官员受到上级的政策指令或考核任务传递，从而使国家的行政指标能在基金会得到充分实现。

“硬性嵌入”基金会的情况有时难以与基金会的现状相妥协，一方面，处于被更换情境的高管，往往迫于一定的压力会以企业未来为代价增加其在职收入，将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其离任前的在职消费。新任高管在继任之初，为了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尽快认可和信任，虽然有动机尽快提升企业绩效，但学习新的本领、融入新的组织、转变新的角色等都需要时间的积淀，这将阻碍公司财务业绩的显著改善。

另一方面，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处于网络联系中枢纽位置的个体在进行资源交换时，往往获得资源的数量最多且质量最高，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结构洞”效应具有获取稀缺资源的优势。高管是资源交换和信息传递的中心，正处于“结构洞”的位置，基金会高管的变化导致行政倾向，进而导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

“柔性嵌入”指为了激活基金会内部活力，通过高管变更方式，刺激政府与基金会关系，拓宽政府控制空间，营造基金会良好社会形象和政府紧密氛围，激发基金会对政府建设的热情，从而改善基金会与政府关系。

非政府组织的目标不具有盈利性质，而且增加利润作为营利性组织的绩效考核指标。近年来平衡记分卡，我国学者们开始关注于非政府组织绩效评价时就倍受推崇。尽管利润本身不是非政府组织的最终目标，但是财务资源是实现非政府组织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和无法有效利用财政资源，非政府组织就无法实现社会福利或共享利益的目标。因此，有必要从财务角度评估非政府组织的表现。

四、文献综述

通过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梳理，发现对慈善基金会的高管变更研究不多，对慈善基金会绩效的研究较少，该基金会属于非营利组织，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科研假设。

（一）慈善基金会及其特点

根据《汉语大词典》，“慈善”指的是慈爱，善良且富有同情心。慈善事业是一个慈善活动系统，包括社会广泛参与及慈善组织运作，由社会募捐、项目实施。如今的社会有两种类型的慈善运营商：一类是各种慈善基金会，一类就是社会志愿组织，慈善基金会是慈善事业的主要运作方式。

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中指出，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从事公益事业而依照本条例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我国民政部門将中国的社会组织，即非营利组织分为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私营非企业。慈善基金会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其特点是独立、自愿好人不分配利润，且具备非营利组织章程、组织运行规则、工作人员;基金会独立于政府部门进行自我管理，不受政府控制，拥有自己的董事会或理事会，独立地完成组织的使命;组织使命的完成通常是集团成员自愿且无偿参与;基金会不能把经营利润分配给管理和运营组织的成员。此外，基金会还具有公益性，致力于面向弱势群体。

（二）非营利组织的绩效指标

胡杨成综合应用了模糊数学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平衡计分卡的非营利组织绩效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在顾客层面选取了客户满意度、客户保留率、产品或服务领导力等指标;财务水平选取了营业收入状况、资源动力能力、资金利用能力等;内部业务流程层面选择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后续服务、合理管理监督等指标;在学习与成长阶段，选取了员工培训机会、信息资源可用性、员工满意度以及员工目标和组织目标的协调性等指标。

朱小平提出，绩效指标应根据非营利组织的特点，结合“3E”原则，包括代表效果的任务成果与社会接受度和群体满意度等指标，衡量效率的运作有效性以及经济指标等。

仲伟周等人认为，不同的非营利组织有不同的社会使命和不同的组织文化。因此，没有适用于所有非营利组织的“普遍”绩效评估指标。

（三）高管变更对非营利组织绩效水平的影响

高管变更与组织绩效之间关系一直未得出一致的研究结论，且较多文献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或者国企的企业绩效，以基金会作为研究背景并不多见。提及变量高管变更，大多数论文里是主要指集团控股方面集中体现的董事会高管变更，基本没有提及从政府机关行政角色向另一种模式组织高管跳槽情况。从研究样本来看，基金会具有非营利性和资金管理的特征，保障并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李国武研究了来自政府的官员在非营利组织中任职的现象，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可能动员各种资源的能力更强，获得各方的支持也更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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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