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珂融

縱观整个中华文明史，北宋苏轼的地位可以用“举足轻重”来形容。他的从容与超凡，使我深深为之着迷。

  苏轼年少中进士，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却因“文字狱”开始谪居生涯。他一生羁旅四十余年，可漂泊的人生并不妨碍他乐观上进，爱民向贤。你是否相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般豪放畅达的词作，出自一个仕途多舛、几经流放的“罪臣”之手？若将我置于那漫长无期的寒冬中，怕是早已“艰难苦恨繁霜鬓”了。可苏轼浑然不觉考验的辛苦，如是说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贬居生涯视作游玩，实在是一种常人难及的态度与气度。有了这种态度，苏轼把无聊愁苦的谪居生涯过得多姿多彩。

  苏轼与王安石就国家改革而展开的“苏王”之争素为后人津津乐道。王安石急于改革，发动熙宁新政，却因触碰旧贵族地主的利益以失败而告终。苏轼也是当时的反对者之一。难道他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试图阻碍国家发展？事实绝非如此。王安石，身居高位，只看到宏观的弊病与试点的“成功”，却忽略了推广的可行度和人民身上卸不掉的重担。而苏轼，贴近生活，见微知著，想民之所想，充分认识到了改革措施的弊端，因而坚决反对。我无法评判谁是谁非，只知道，谁更得民心，谁更符合时代要求，谁的立场就更站得住脚。可是，当时意气风发的统治者宋神宗任用同样想建功立业的王安石，王安石又势必会打压反对派。所以，当权者身处不同的利益集体也是造成苏轼四十余年无法返京的重要因素之一。

  苏轼被贬往的第一站为黄州。当他从风光无限、备受赏识的大才子转瞬跌至被贬的骚客后，苏轼在孤独与落寞中洗尽浮华，收敛了些书生意气，更贴近生活。任黄州知府时，他带领全家在东坡除荆棘、搬瓦砾、挖沟渠，将东坡由荒地变为良田，他在历史上浓墨重彩地记下一个名字——苏东坡。他是官员，也是文豪，下苦力却轻描淡写，凸显给世人的，倒只有沁人心脾的诗意景象。

  我“偏爱”苏轼主要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无论面对多少挫折，都能始终保持积极处世的态度。其他迁客骚人书写诗词，字里行间透露出愤懑。而苏轼不同，多年被贬的生活并没有使他沉沦、堕落，他往往感叹世事难料后又调整心态，似是把内心的浊气通过词句吐出，再复回本心。苏轼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经历世俗尘埃后仍熠熠生辉。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顺应自我与自然共存的规律，恰到好处——“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这是在自然里寻找乐趣的苏轼，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贤士。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酒醒，天晴，内心宁静。苏轼在一次次的浮沉中愈加稳重，愈加恬静，淡然前行，波澜不惊，只留给我们一个笑傲天下、平淡至美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