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乔长煜，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退休民警，今年88岁了。我于1948年开始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组织指派当时只有17岁的我到内六分局第四派出所工作。为了让我尽快适应新工作，组织上派了军区的张同志帮助我。他带我下到管片儿熟悉环境。在他的帮助下，我从红着脸不好意思说话到很快和群众便打成了一片。

“街派合并”，改革加强基层派出所

1949年7月初，我所在的派出所与第四街政府合并组建为内六分局第四派出所。办公地点由北池子北口的平板房搬到了银闸胡同口北河沿的一处两层的四合院。谭政文局长任命原街长、老“地工”陈延龄同志担任派出所所长，我这个学生干部任副所长。所里有了自己的食堂，还有一辆自行车，人员增加到十五六个。

街所合并后，派出所辖区基本没有变化。骑河楼、北池子北段、沙滩、银闸胡同、马圈胡同、斗鸡坑、井儿胡同、北河沿、草垛胡同，故宫、北大红楼仍在我们所的管辖范围之内。派出所不大，人口也不算多，但政治情况极其复杂。北平刚刚解放，特务的数量之多，系统之庞杂，居全国之首。解放后，那些特务转入地下，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活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

面对严重的敌情、复杂的治安形势，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同志很不适应。他们涉世不深，对公安业务不熟悉，加上形势发展迅猛，来不及培训就上岗。为此，陈所长和我多次研究对策。我们引导大家按毛主席教导，在干中学，边学边干。首先是向新同志进行政治教育，弄清派出所是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基层战斗实体，是公安工作的基石，是公安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派出所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到党群关系。要求新同志在工作中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同志们在实践中经过碰“钉子”、出“洋相”，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思想觉悟、业务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党中央、政务院对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建设非常重视，在1950年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对“警察”称谓统一为“人民警察”，简称“民警”。当时，大家听到这一消息后热烈鼓掌，感动得热泪盈眶。有的同志激动地表示：“我们是人民警察啦！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保卫好党中央、保卫好毛主席、保卫好人民群众。”

当时，派出所办公条件虽经过了改善，但还是不尽如人意，好在大家不觉得有多苦。办公室既住宿又办公，床铺就是办公桌。那时候，办公经费极其紧张，外出开会或办事，还是靠两条腿。从老区来的干部和学生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发给每人几块零花钱，购买洗漱用品，后来改为“包干制”，直到1952年实行薪金制。

1949年夏，我们领到了第一代民警制服，夏季为米黄色，冬季为墨绿色，唯一体现人民警察的标志是铜制帽徽正中央的“公安”二字。大家为有了自己的制服感到高兴。市局机关人员则着人民公安部队制服，与解放军制服相同。到了冬季发棉大衣，有什么穿什么。派出所民警配备的枪支武器也是参差不齐。有的是老式的三八式或漢阳造步枪，干部配备的是日本自来得手枪（俗称“王八盒子”）或德国制造的马牌撸子，很不实用，不是拉不开栓，就是子弹是“臭子”，打不出去。

那时候，公安机关每天工作时间是“三个单元一拐弯”，“三个单元”是指上、下午各一个单元，晚饭后至10点是一个单元，10点以后继续工作，“拐弯”是指要到半夜。因此，在派出所工作的干部、民警一律常住集体宿舍，只有到星期六晚上才准许回家休息，周日晚上继续工作。巡逻四个钟头，四个班“连轴转”。派出所停休是常事，有时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不得休息。别说加班费，连夜餐费也没有。面对超负荷的紧张工作，大家毫无怨言，反以艰苦奋斗为荣，表现出高昂的革命斗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大家都认识到，派出所的工作平凡、琐碎、艰苦，但是责任重大，非常光荣。

1949年6月3日，市政府发布训令：市民政局户政科移归市公安局，各区、街之户政业务亦同时移交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8日，市局发出通知，从6月15日至7月5日在全市进行查对户口工作，目的是查清全市户口数目，发现、培养治安积极分子，掌握各类特种户口。

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我们把民警分为两个人一组，从20日开始，每天走街串巷，逐人逐户地核对户口。那时除了大杂院外，大部分市民住在四合院，住户不多，很幽静，平日大门紧闭，叫门入户难。我们要求核对户口要见人，白天不在，晚上再去，有的人家要跑好几趟。在入户过程中，我们要求民警耐心做群众工作，态度和蔼，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支持。9月5日，经过大家的努力，查对户口工作胜利完成，达到了市局提出的目标。查对结果，北平市共有44万多户，200多万人。

派出所工作繁琐，经常是下管段查户口，往往徒劳无功，民警难免产生“费力不讨好，不如侦查破案轰轰烈烈”的思想。少数同志一度对工作中了解的情况不重视，不懂得积累材料的重要性。对此，我们在派出所内部开展了挖“肚底”活动，要求每个民警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文字材料，按人按户地建立档案备案，对管界情况做到“了如指掌”。我们这么做，同时解决了民警工作变动后工作断档的问题。后来经过不断完善，这一经验做法发展成民警对户口管理的“四知”，即：知历史、体貌特征、绰号;知家庭情况、经济来源;知现实表现;知社会关系。

为开国大典站岗放哨，终身难忘

1949年10月1日中午12点，我奉命带领辖区30名居民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我的任务是保护群众安全。按照预案，我们的位置在天安门广场的西南角，就是今天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在的地方。

典礼下午3点开始。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时，广场上的群众欢呼雀跃，热烈非凡。一时间，我忘了敬礼，也激动得跳了起来，和大家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当战机从天空掠过，群众仰头高呼“看！看！我们自己的飞机”时，我的心中真是无比自豪。怀揣着这份天大的兴奋，我依然没有忘记职责，保持着警惕，四处观察，找寻周围有无可疑人。

当我随着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城楼时，已是华灯初上。毛主席摘下帽子挥动着。那一刻，我们都不愿移动脚步，脚下像绑了铁丝一样固定在那里。我一边望着天安门城楼，一边催促着群众快些向前走。我看不清毛主席的面容，只记得他那魁梧的身影一直挥动着手臂……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组建积极分子队伍，增进警民关系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做好派出所工作的关键。我在工作组时期培养建立的积极分子队伍被延续下来发挥了作用。基本上做到每一条胡同有两三名积极分子，大杂院一两名。1949年10月2日，市局决定在城区试办“治安小组”，同时开展了在居民家安装防匪、防盗警铃工作。11月底，市局正式实施《北京市城区组建居民治安小组工作条例》。这些工作措施，增进了公安机关与群众的联系，在群防群治、防范打击匪盗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治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1949年夏日的一天早晨，马圈胡同7号的一位事主来派出所报案称：昨天晚上他家里闯进三个土匪，将他和同住的亲戚用布堵住嘴，捆绑在西屋，之后土匪又到了北屋，北屋是他儿媳居住。在此期间，他听到土匪向他儿媳索要钱财，又打又骂。天快亮了，土匪走后，他们挣脱了绳索，到北屋发现儿媳及一名男子被害。我們立即奔赴现场，同时上报分局。这是我第一次出命案现场。马圈胡同7号是个独门独院，北房三间，西房两间。经现场勘查，北屋床上横卧二具尸体，一男一女，屋内被翻得很乱，连馒头都被掰开，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经过调查走访周围邻居，案发当日胡同内并无异常，男性死者是女性死者的姘夫，女性死者是报案者的儿媳，报案者的儿子是军统特务，当时正在监狱关押。女性死者于案发前日曾去派出所迁移户口，要去西安，不料当晚发生了不测。据邻居反映，平时公媳不和，公公对儿媳有情夫、又要离京去西安，流露出不满情绪。种种迹象表明，其公公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深入调查取证，最终破案。原来，死者的公公因不满儿媳偷情并准备离家去西安，遂勾结外甥蔡某（军统特务）冒充土匪作案。他还交代：那天如果有警察来查户口将一同干掉。好险呀！通过这起案件，我们对保护现场、走访群众、分析案情等环节有了新的发现，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对敌人的凶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打击恶霸流氓，净化社会风气

1950年初，我们对辖区内的游民、乞丐进行了收容并强制劳动，从根本上解决了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再次是依法打击流氓恶霸势力。解放前，北平流氓恶霸势力猖獗，他们与反动军警勾结，霸田地、霸财产、霸人妻女，无恶不作。

1950年初，市局遵照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决定，逮捕了封建流氓组织“搂包”“锣车”“猴车”的首恶分子，要求分局、派出所加强此项工作。“搂包”是混在搬运工人中的封建行会性质的恶霸组织，起源于1921年前后，主要活动在北京前门火车站附近，包揽客商办理行李检查和交税手续，垄断了车站行李出入，对客商恣意敲诈勒索。“锣车”出现于1940年前后，一些混在三轮车夫中的地痞流氓，身穿宽大的衣服做掩护，在揽客拉座时借讨价还价、搬运物品时盗窃旅客财物。或几个人结伙，包围乘客，争抢拉座，乘机盗窃，事后分赃。日伪时期，警察曾将他们抓捕，并押他们敲锣游街，从此，“锣车”就成了偷窃乘客财物的三轮车夫的专用名词。“猴车”是解放前专门给嫖客和野妓拉皮条的流氓三轮车夫。他们欺压其他三轮车夫，独霸一方，诱迫妇女卖淫，强拉嫖客，从中敲诈勒索。

1949年夏天的一个周六晚上，我正好休息，本想着去看电影。刚走到影院门口，突然一个三轮车夫靠近我，悄声问：“玩不？”当时我一愣，但瞬间又明白了，这是一名“猴车”。我假意问他：“玩什么？”他说：“当然是玩姑娘了。”那时年轻气盛的我，不假思索，马上对他说：“你送上门来啦，跟我走一趟吧，我是警察。”我让他拉着车，我用枪在后面押着他，将他送到了附近的炒面胡同派出所。结果那天电影也没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