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我常常想起那个被我称为“阿母”的妇人。

她是我的保姆，其实并非专职保姆，而是靠帮邻居照看孩子补贴家用的家庭妇女。我与她的缘分十分偶然，据说是我儿时头发多而蓬松，看着像个小鸡雏，她的大女儿觉得我长得可爱，闹着要她带我回家。于是，工作超忙的父母周一到周五每天一早把我送到她家，晚上下班再接回去。我跟着她的孩子一起叫她“阿母”，她答应得很自然。可我对她的爱人，只是客气地称“伯伯”。

我四五岁的时候，她就带我去厦门。至今，我还保留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跟阿母在南普陀寺的台阶上拍的。多年以后，母亲说当年阿母频频带我去厦门并不是旅游，而是倒卖一些票证，带着年幼的孩子是个好掩护。我听了没有不悦，也没有被利用的气恼，心里反而生出一点怜悯，时常做这种担惊受怕的事，也真是难为她了。

我只记得她对我的好。在厦门的新华书店里，她给我买过一本《卓雅和舒拉的故事》。阿母不太识字，书是我自己选的。当时，这笔书费对她来说算是一笔奢侈的开支，可她没问过我学到了什么，甚至连好不好看都没问过。这才是送人东西应有的心怀。

后来，我不用她照看了，却总是往她家跑。阿母忙她的家务，我就在她身边绕来绕去，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心里就有莫名的满足。她家电视机买得早，于是我又多了去她家的理由，连春晚也去她家看。有时，我夜里跑去，阿母已经困得歪在床上打盹，我毫不客气地爬上床。她睁开眼看看我，也不开口，只朝五斗柜的方向努努嘴。我熟练地拉开抽屉找东西吃，话梅、云片糕、饼干，有时只有一小包碎冰糖。我看完电视，帮她关好房门和大门，独自穿过一条黝黑的小巷回家。与她相处的那种轻松自在远远超过父母。

阿母极爽快，说话也有趣。有一次去她家玩，我随口问她：“伯伯呢？”她把头往卧室的方向一扭：“拎了一桶热水进去开杀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洗澡，真是生动幽默到令人骇异的程度。跟阿母待的时间长了，我再也听不得人家说话吞吞吐吐夹缠不清。她和邻居玩纸牌向来有说有笑，到下午四五点钟要回家烧饭了，便把手边来不及结清的筹码随手送给来顶她缺的人。

以前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和几个兄弟虽然各自成了家单过，但还是一起住在老宅里。奶奶和小叔叔过，孙辈里最疼爱我堂妹，有好吃的总是塞给她。母亲后来告诉我，我曾因为嘴馋，把堂妹叫到后院，说给她讲一个故事，她把手里的东西给我咬一口。婶婶发现了又好气又好笑，到处说给大家听。父母不吭声，唯有阿母说：“这奶奶也太偏心了，同樣都是孙女，又不是给不起。这孩子用故事换一口零食还真是聪明！”我早已忘记了当初的顽劣，却始终记得阿母的直言。

阿母后来过得并不如意，儿子借的钱还不出，她在外地躲债躲了几年。那时她给家里写的信，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读懂的密码。后来女儿帮她把债还清，她又回家来，仿佛那些不愉快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阿母对付艰辛生活的智慧恰如她一贯的牌风，得快乐时且快乐，一手烂牌尽量往好里打，小筹码就不必一枚枚算得那么清了。

阿母早已不在人世，我想起她时心里尽是明净的暖意。这才是阿母喜欢的吧。

戴蓉：复旦大学老师，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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