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时代的崇奉礼教看似热烈，实则是不信礼教、破坏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认同礼教、相信礼教。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是魏晋易代之际名士中的代表人物，是《世说新语》中的典型人物。他们看似荒诞不羁、破坏礼教，内心实则真正崇奉礼教。以阮籍、嵇康、刘伶等人为例，探究《世说新语》中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名教;自然论;阮籍;嵇康

《世说新语》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的人物故事。魏晋时期玄学的主题是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世说新语》中名士们对玄学大多体现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倾向。他们的言行或为纵欲享乐，或为惧祸避世、明哲保身，或为表现任性放达的名士风度，或为追求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主要有饮酒、服药、清谈三种形式。阮籍不拘礼法、刘伶嗜酒如命、嵇康服药求永生。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现状用自己的方式大胆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也是本文所说的“越名教任自然”。

一、阮籍等人思想转变的原因

阮籍、嵇康、刘伶等人毅然决然地弃儒入道，力斥礼教，鄙视礼法之士的种种行为并不是他们的初心。其实，刘伶后世虽蔑视礼法、酗酒避世，但他骨子里还是崇尚“自然”、强调无为而治。嵇、阮二人曾经对儒家的社会文明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并且热烈地推崇。阮籍在少年时期把好学不倦、不慕荣贵、道德高尚的颜回和闵子骞作为效法的榜样。在曹氏掌权的时代，三岁丧父的阮籍凭借曹氏父子与阮瑀的情义，生活得还算不错。比阮籍小十四岁的嵇康不但为人正直、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有人称赞他“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凭着这样的赞誉，他在士大夫中颇收声誉，是出了名的美男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嵇康被沛王曹林看中，娶了当时的长乐亭公主，成为了宗室姻亲。也就是说在正始（240—249）之前，阮籍、嵇康、刘伶等人不仅崇尚自然，而且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也像所有想要报效国家的文人志士一样，都有着建功立业、报效王室的济世志向。

正始（240—249）以来，曹魏政权由相对稳定时期进入了变故迭生的阶段。“高平陵事变”的发生，曹魏政权的衰败和灭亡，司马氏宣扬充满欺骗性、虚伪性的“名教”。阮、嵇等人既不甘向腐朽残暴的势力低头，又没有办法做出有效的反抗，在这种苦闷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向这种恐怖政治发起了挑战，做出了种种怪诞甚至惊世骇俗的言行。

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使人将自身融入自然，不受社会伦理纲常的约束，还原人的本性，否定司马氏集团的虚伪的名教及规定，不按礼教行事，追求精神上的独立自由。

二、嵇康一类通过服药反对名教

嵇康的行为和《世说新语》中的其他人相比，算是相对平和含蓄的，是《世说新语》中“服药”一类的代表人物。他在其《养生论》中说：“夫神仙虽不自见……至于导养得理命，上获千余岁 ，下可数百年 ，可有之耳。”神仙虽不常见，但只要保养得当，上活到一千多岁，下保证性命几百年都是有可能的。由此可见，嵇康认为服药可以成仙，是对服药的肯定。嵇康还强调“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认为精神之于人的形骸正如君主之于国家，是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中强调精神追求的主要表现。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名士们还有很多人像嵇康一样借服药以反抗伪名教，以此作为一种疏离政治的手段。例如《言语篇》指出：何宴服用五石散，他认为这不但能治愈疾病，而且会使人感觉神志开明畅快。再如《德行篇》被人們熟知的患半面之病的殷觊：当时桓南郡和杨广秘密谋划想要抢夺殷觊管理的南蛮地区，殷觊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以服药行散为托辞，率尔离开官衙不再复还。他不以政治上的得失为意，意色萧然，是以典型精神为主宰的写照。《世说新语》的编者把他列入《德行》一门，更可见对他的赞美。

再如《赏誉》： 王恭和王建武叔侄二人关系很好，但是后来遭到小人袁悦的挑拨，叔侄之间有了嫌隙。但是有一次王恭吃了五石散后，外出行散时又想起了堂叔王建武，这说明服用五石散在行散的过程中，更容易使一个人进入超尘脱俗的精神状态，以至于对过去的嫌隙都不再计较了，这也是《世说新语》中强调服药对人精神上影响的例子。

魏晋之际服药之风如此盛行，看似很另类，不可理喻，但的确富有文化内涵和现实意义。腐朽的曹爽集团，虚伪的司马氏集团，让魏晋名士们产生了厌恶之心，他们为了抵抗被异化了的名教，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灵魂上的解放，为了脱离政治，服药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段，五石散成为他们的工具。

三、阮籍一类通过饮酒反对名教

服药之外又有饮酒，饮酒致醉，能够忘情于世事，解除现实矛盾的牵连，产生飘飘欲仙的自我感觉。《世说新语》中饮酒或言嗜酒的典型人物是阮籍和刘伶，魏晋士人中很多人嗜酒成风而且毫无节制。

《任诞第五》：阮籍听说做步兵校尉可以有很多酒，于是就请求做官。真实的阮籍想要去做官吗？当然不是，他只是用这样荒诞放达的行为来表示对名教的反抗。阮籍还经常以喝的烂醉如泥来维护自己的道德底线，不屈服于权势。有一次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求娶阮籍之女，阮籍就每天喝的醉醺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多久呢？整整六十天。在那时，酒对于阮籍不仅是解忧，而且是“保护伞”，是他远离政治、追求自我的工具。《世说新语》中既有连续六十天喝得醉醺醺的阮籍，还有醉酒三日不醒的周觊，《任诞第二十八》：周觊经常尽情饮酒，曾醉酒三日不醒，被称为“三日仆射。再如《任诞第八》：阮籍邻居家漂亮的妇人当垆酤酒，阮籍和王戎经常去喝酒，有一次阮籍喝醉酒便眠其妇侧，但是并没有其他意图。阮籍用行动打破“男女不杂坐”的礼法束缚，塑造了不拘礼俗、旷达不羁的人格形象，他这种行为是超脱世俗礼教的。

再看《任诞第三》：刘伶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嗜酒之人，他因为经常喝酒害了酒病，他妻子劝说他长此以往不是养生的办法，他和妻子说自己无法戒酒，只有在神的面前祷告才可以戒掉，就让妻子准备酒肉，结果不一会儿又醉醺醺的了。他常常不加节制的喝酒，任性放纵，酒在刘伶这里成了“越礼”的工具，成了个性张扬、自我解放的媒介。《任诞第六》：刘伶饮酒没有节制，有时候在屋子里什么也不穿，只是饮酒，别人看见后就嘲笑他，他反而说道，我把天和地作为自己的房屋，把房屋当成自己的裤子，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跑到我的裤子当中来呢？刘伶的这种漠视礼法的行为恰是他特立独行人格魅力的体现，也是他向虚伪礼教发起挑战。《世说新语》中这一则可以说是将刘伶放情肆志、不守礼法、不受任何拘束、任性放达表现到了极致，是否定礼法、反抗名教、追求自我、追求精神自由的典型。

阮咸《任诞第十二》：阮氏家族的人都很能喝酒，有一次，阮咸和家族的其他人一起喝酒，喝到兴头上大家就都不用酒杯喝酒了，改为大酒瓮，这是他们行为中第一个违背礼仪的地方;围坐着喝酒，大家也不按照长幼之序坐在自己的位置了，而是围着大酒瓮“相向大酌”，这是第二个违背礼仪的地方;群猪闻到酒香，阮咸等人非但不撵，反而与之共饮，全然不顾作为人的尊严，这是第三个违背礼仪的地方。以常人观之，真的是荒诞至极，但也正因荒诞所以真实。

魏晋名士以饮酒的方式作为反礼教活动是当时政治环境作用的产物，司马氏集团一面做着窃国的事实，另一面又把自己的这种行为披上“礼教”的外衣。声称用礼治理天下，魏晋名士对他们的虚伪行径当然是心知肚明，又怎么会听之任之。阮籍、刘伶、阮咸等人的过分饮酒活动，就是要以他们看似荒诞过分的行径打破司马政权欺骗世人的面具。他们放荡不羁、超越情理，过分嗜酒的目的就是为了向礼教发起挑战，捍卫真正的名教。

四、阮籍、王戎一类通过荒诞行为反对名教

在服药和嗜酒这两个典型的魏晋名士追求自然、反抗名教的形式外，《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们还以荒诞、不拘礼节的行为同伪善的、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的名教进行抗争。颇具典型的是《世说新语》中“以情尽孝”和“以礼尽孝”的讨论。《任诞第二》：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处进食酒肉。面对何曾的质问，阮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按照礼节，居丧期间是不能饮酒食肉的，阮籍这样做显然是没有将何曾这个司马氏的虚伪礼教楷模放在眼里。但饮酒食肉就能说明阮籍对于母亲的去世无动于衷吗？他虽然无视礼法，但实则痛苦至极。从《任诞第九》可知：母亲去世，他得的是“废顿”之病，与母亲最后诀别的时候，嘴里只说了一声“完了”就嚎啕大哭，然后又吐出几口鲜血来，瘫倒在地。由此可见，阮籍不是不孝而是至孝。在阮籍看来，亲情乃是人伦至情，本乎自然，根本不需要以繁文缛节来证明，尤其是礼仪廉耻早被抛诸脑后，在社会上虚伪礼教大行其道的时候就更不需要了。

《世说新语》中关于不拘礼节之孝的例证还有很多，如《德行第十七》：王戎与和峤都因孝而声名远扬，王戎与和峤都遇到了大的丧事，王戎虽然在礼节方面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悲伤至极，瘦的像皮包骨头。和峤虽然一切合乎丧葬的礼仪，但神色不损。那么王戎“以礼尽孝”与和峤“以情尽孝”谁才算是真正的孝呢？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正如本文探讨的“名教”与“自然”问题一样，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代，在当时如此黑暗险恶的政治形势下，表面上顺从礼教的，内心里未必真正的推崇礼教。而那些表面上反抗礼教、行为荒诞、违背礼教之人反而是真正的相信礼教、承认礼教的。关于“孝”这个问题也一样，对于逝者的“孝”并非必须通过繁缛礼节表现出来，诸如王戎这种遵循本心、哀有余的人才是更加真挚的孝。

《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在行为上表现荒诞的例子还有很多，如《简傲第三》：钟会邀请当时贤能杰出之士去探访嵇康，“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以言”这是嵇康对待钟会时简慢高傲的行为。《任诞第十一》是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王子猷赶了大半夜的水路想去拜见一名隐士，但到达隐士门口时又打道回府了，有人疑惑地询问他。他回答道：乘着兴致而去，兴致没有了就回来了，有什么必要见戴安道呢？他以这样天马行空的行为向我们表现他的放达。《任诞第八》注引：阮籍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妙龄美女的夭折而痛哭流涕，对于一个陌生的美女的去世伤心不已，可见阮籍内心的纯粹与真实。魏晋时期的名士们经常用这些不合常理又很荒诞的行为来表达对虚伪礼教的反抗，阮籍能为素不相识的妙龄美女大哭，像他这样淳挚的人都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谁又能否认其合理性呢？

五、结语

《世说新语》通过对魏晋名士的记载，给我们呈现了极具个性色彩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名教与自然的看法，用自己的行为反抗着虚伪的名教，勇敢地追求着真正的自然。饮酒、服药和放誕行为展现的是魏晋名士任性放达的性格特征，同是服药，或为神清气明，或为疏离政事;同为嗜酒，阮籍用酒去求官，刘伶为喝酒不顾养生之道，阮咸与猪共饮;都是不拘礼法，却各有各自的怪诞。他们的“越名教”，并非真正地否定礼教的价值，而是否认司马氏黑暗的虚伪的礼教，他们的内心期望着真正的礼教。“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要求人的生活必须符合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魏晋士人理想中“率性的”，亦即“潇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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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段华升，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