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华健

[摘 要] 自公安管理學硕士研究生招生以来，培育的学生是否得到社会的认可，论文选题是否紧跟公安变革和公安工作实践的需要，一向缺少定量的点评。通过文献计量学对学位论文的关键词、研究理论和研究办法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研究表明，公安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公安机关的任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理论支撑主要来自管理、行政等相关学科，公安法学理论根底相对薄弱；研究办法相对简单，定量研究相对匮乏。因而，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注重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尝试引入新的理论范式和研究办法。

[关键词] 公安 管理学 管理理论 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035.31 文献标志码：A

随着我国社会管理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公安管理学作为一级学科“公安学”的重要分支，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形式进行了再造和创新。公安管理学学科理论积累的缺乏，成为限制学科开展和实践需求的瓶颈[1]。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表明一个警察管理系统的建设包括价值理性等责任，公平性、回应性等价值理性的警务治理体系在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科学完善的公安管理学科系统，以适应新时期社会管理系统全面现代化的挑战，是公安管理学科建设的主要任务。本文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角度调查了公安管理学科的现状，试图探索出公安管理学科建设的途径。

一、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理论溯源

学科是由特定的术语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常识系统，其成熟程度首要取决于学科的科学性和确定性。公安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式学科，是公安管理范畴评论和争论的热门之一[2]。理论从何而来，实践到何而止，仍有待弄清。公安管理作为国家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具有公共管理的根本属性，因而公安管理学科的研讨还需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进行探索。自公共行政研究的先驱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1887年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来，公共行政的研讨一般会集中在行政的功率目标上。

二、公安管理学学科建设现状及问题

（一）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边界较模糊

公共安全管理，西方警察学界多称其为“police administration”。作为警察科学理论研讨的精华，西方的警察管理研讨始于1829年英国内政大臣罗伯特·比尔在伦敦建立的伦敦警察厅。从英国《1829年的都市警察法》到1950年美国出版的《警察行政》一书，西方警学界与实务部门对警察组织、警察职能与警察管理等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与论证，促进了警察行政研究逐步走向成熟。其中较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涵盖警察行政系统内外两方面：警察系统内包括警察历史、警察安排意图和准则、警察管理和操作过程、警察领导、警察信息管理、警察服务操作、警察安排管理和未来警察行政管理，外部环境的警察作业包括警察和法令之间的联系、警方和政府安排、警察的现场职能（人事管理、纪检监察、规划研讨、治安与警民联系）等。这些专门研讨的出现，标志着警察行政管理学学科雏形已基本形成。随着警察管理从传统警察向现代警察的发展，警察管理进入了主体分化时期，也就是说，本学科领域研讨的问题构成了本学科的常识系统和专业系统。与西方警察行政研讨相比，我国的公安行政研讨起步较晚。由于缺乏统筹和共识的学科理论基础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学术训练传统，公安管理学研究视域偏窄，核心议题呈现异质性、混沌性与分化性、不平衡性的扩散趋向，学科研究边界较模糊，难以形成独特的学科话语体系。

（二）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范式有待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安管理科学吸收和借鉴了政策科学的相关理论框架和研讨方法，突破了自身研讨的内向性，学科研讨已扩展到公安机关社会管理的实践领域。公共安全政策和警察治理已成为科学研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相对应，警察职能、警察权力、警察组织、警察人力资源管理、警察队伍建设、警察领导与决策、警务装备与财务管理、警务督察与监督体制等构成了学科研究的内容框架与基本范畴[4]。毫无疑问，基于公安工作深入变革的社会需求，公安管理学为我国公安系统的运转提供了一套常识根底。然而，因为缺乏理论的积累，

受到学科理论积淀不足、学科定位模糊、方法论局限的影响，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对公安政策的制定、实施，解决公安机关在我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战略机遇期遇到的大量警察管理实践问题的影响较为有限，导致学科的理论研究与警务的实践发展难以契合。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社会治理形式的转变，公安管理学科研讨应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归入现代常识架构，完成学科研讨范式的全体转型。

（三）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存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一直是公安管理研讨中的一个问题。因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取向不同，二者之间必然存在抵牾。在工具理性的价值体系下，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依循威尔逊的“行政效率”、泰勒的“科学管理”和韦伯的“官僚层级的金字塔管理”，关注警务科学化与标准化改革模式下警务效率的提升，强调结构化的秩序和正式的权力控制，而不过度依赖对个体的道德教化和以群众为主体的社会控制参与。与工具理性关注效率、注重工具手段的可操作性与现实可行性不同，价值理性主张从根本上改变对机械的法制、集权、程序等一系列正式化管理手段的依赖，试图通过有机的分权和合作应对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问题。因此，价值理性所追寻的正义、道德、信仰与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效率、责任、法律等存在冲突，这直接导致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体系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部分断裂与失衡，影响了专业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质效的提升。

三、公安管理学学科建设路径对策

（一）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要建立一门学科的理论系统，首先要确认该学科的基本学科规模，然后根据学科规模包括研讨领域、研讨办法和基本理论，建立 该学科的基本学科系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张光教授认为，公安管理是指通过对公安机关的有效组织和管理，促进公安行政行为的实施以确保公安行政职能充分发挥的活动过程。公安管理学的诞生源于警察组织在警务运行中如何有效发挥作用的需求，即确定警察组织的性质、任务目标，并通过对警察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警务绩效的提升和组织目标的实现。其研究领域包括以警察组织为界限的机构内部“效率”管理和作为一个整体实现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目标的外部“安全”治理，其内容涉及警察行政管理的职能权力、制度政策、技术方法体系等基本问题，其学科建设的任务是面向实践进行公安管理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因此，公安管理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元理论应蕴含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找准学科建设的目标定位，显示出其面向警务实践的价值，并在若干应用领域彰显出强大的阐释力。

（二）培養学科人才，弥补工具理性的不足

公安管理人才培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公安管理的实际需要，而对公安管理实践问题的回应在转型期的中国显得尤为突出。所谓转型，就是现代化的完结过程，其间社会管理现代化是最核心的指标之一，甚至在引领和指导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起着关键作用[5]。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政治的制度化、法治化和权威的理性化、社会结构的分化，又包括行政的高效化、权力过程的公开化，还包括国民素质的公民文化的培育及社会秩序的稳定，涵盖行政理念、行政制度、行政机制及行政环境诸多方面。

（三）学术公共领域发挥协同创新效应

建立边界清晰且具有完整学术范畴与规范的学术体系需要多方的长期努力，因此，构建公安管理学学术场域，打破个体分散式、封闭式研究显得尤为急迫。公安管理学学术场域有其独有的特征和约束条件，是在若干约束条件下的学术参与平台的构建与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内容包括有效参与机制、平等表达机制、资源共享机制、交流协作机制等。

四、结语

通过审视公安管理学学科建设现状，可以发现公安管理学学科研究边界较模糊、学科研究范式有待转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较大冲突等现实问题，其学科理论研究应梳理学科理论脉络和学术主线，厘清学科研究边界；在实践落点上，应以警务实战化为出发点，依托工具理性，回归学科的价值理性。

参考文献：

[1]方圆.公共行政视野下公安管理学学科建设初探[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33（03）：22- 25.

[2]方圆.公安管理学学科建设探思[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9（03）：16- 19.

[3]张赟，张金海.公安管理学理论研究现状及展望[J].辽宁警察学院学报，2019，21（05）：72- 78.

[4]李侠.试论公安信息管理学课程建设与发展趋势[J].公安教育，2019（04）：55- 59.

[5]张丽园.公安管理学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构想——以贵州警察学院为例[J].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8，30（03）：105- 109.

[6]陈秋菊.公安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体系[J].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18（02）：45-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