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珵

紧锣密鼓的政策和行动下，不少民办幼儿园举办者还存有观望的心态。有从业人坦陈，政策引领的大方向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上面的政策如何在实施中保障到位，还是有一些担心。

成本之忧

“推出一项利民政策需要保障举办者的合法权益。在学位短缺时期，民办幼儿园承担了大部分学前教育领域的基础投入。如果在需要治理的时候不考虑这些背景，会损伤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也和国家提倡的多种力量办学的大政方针相违背。”联帮在线教育创始人、CEO李白直言不讳。她所指的，是今年年初媒体曝出的江苏丰县一家小区民办园被强制收走事件。

彼时，当地教育局给出的回应是开发商违反了有关规定，擅自与私人租赁者签订办园协议，举办者无权办园。在幼教圈子里，这桩新闻几乎尽人皆知。

“幼儿园房产使用不规范是历史遗留问题，不能因为现在推进普惠就把历史情况都忽略。”天津某民办园园长凌燕对记者表示。几年前，凌燕从北京的集团园跳槽，令她和投资人庆幸的是，运营的两所幼儿园均是商业用地，并不受普惠的限制或者面临强制转普。

随着《若干意见》和《通知》颁布，切断了营利性幼儿园资产证券化的路径，整个行业震荡剧烈。但普惠性幼儿园并非新生概念，小区配套園问题更是在2010年“国十条”和历次“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中反复强调，但因用地性质不清晰、财政投入不足等原因一拖再拖。新政之下一些地方却迅速有了大动作：强制普惠的消息接二连三，举办者心生惶惑，忧虑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与民生相关的政策落地涉及多部委的协作，需要通过调研、讨论、设立试点，最终做全国性推广。由于教育发展不均衡，这轮幼教政策在形成了时间表后，各省市遇到的困难不同，反应速度不一。”李白表示，各地区具体执行方案的出台一方面鉴于地方财政情况，一方面应建立在收集信息，制定补贴规则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经验看，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及税收体系的数据为基础补贴到家庭，而非无差异化补贴到园所，更适合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现状，而幼儿园收费应建立在国家统一的评级评类基础上。但现在各地没有这些后台信息支撑决策，在补贴上只能选择‘一刀切’。”

保定某集团幼儿园分园园长王欢介绍，在河北省的补助政策里，一个孩子每月只能获得250-300元的补贴，对于集团下需要转普的园所来说，运营压力重重。

“任何投资人在最初都想把事情做好，特别是有情怀选择幼教的举办者，绝不是以牟利为主，这是个资金回笼慢、营利很困难的行业。”凌燕说。目前，我国大部分普惠性民办园的性质类似捐资办学——考虑到前期在土地租金、设备购置、人员培训方面的巨大支出，以及“5年小维修，10年大维修”的需求，以投资办学进入幼教领域的举办者在面对普惠时心存疑虑。如果补贴不足，可能面临严重的亏损。

李白认为，地方政府是愿意给予民办园更多扶持和补贴的，但总体来说当前的财力有限。这也成为以财政补贴园所的普惠政策推进的“阿喀琉斯之踵”。因此，先定义分类，再分批次进行支持和补贴，成了各地政府基于现状的举措。“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业内人士如是评价。

在凌燕周围，举办者的态度大概分为几种。一是二类幼儿园和小规模幼儿园，非常认同普惠，也希望拿到补贴，兴奋地等待着政策的执行。一是中高端或集团办园，或者能达到一级一类、示范园水平的民办园，因为投入不菲，面临的考验巨大。也有些亏损的高端项目，主要是考虑普惠的成本，“划得来就继续，不行就撤退”。至于办园比较早、成本回收得差不多的园所，分类时可以选择非营利，但不选择普惠，收费就能保障在3000-4000元。“怕就怕开办时间不长，前期投了1000多万元，现在哪种都不敢报，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

不确定性加重了茫然。根据王欢介绍，转成普惠有对应的前期投入清算公式。“但这个公式谁来审理，谁来清算，怎么确定投入可以拿到补偿，都没有细节，也不知道普惠后应该怎样运营。”于是，观望成了一些人的选择。而补贴能否及时到位，也化为举办者心头的在意事。

质量之思

地区基本情况和政策执行力度差异大，成为非常现实的状况。

江苏一所连锁园园长葛晴表示，因为江苏公办园数量比较多，因此完成指标的压力并不算大。同时要考虑整体情况，即便局域的普惠覆盖率已经完成了，一些教育用地的民办园暂时没有被“点名”，但如果地区整体未达标，这样的园所依然面临必须转普的出路。

但数据“达标”与缓解“入园难”“入园贵”的体验能否相吻合？一些地方的公开信息里，公办园已经达到民办园的1～2倍，但家门口公办园难入的新闻依旧层出不穷。许多公办园都是驻区单位举办，大门只向本单位职工子女敞开。

更重要的是，转普后教育质量打折的担忧，成为不绝如缕的声音。一些幼儿园为节省开支，削减师资投入。“按照新的办园标准测算，教职工工资支出已经占到70%，再办园只有30%的空间，但是将来没有工资上调余地。”北京一名经验丰富的集团幼儿园总园长直言。在她看来，如何保障教师工资待遇和幼儿园可持续发展，是摆在学前教育面前的难题。

“如果补贴不足，质量下降是一定存在的。好老师不好招，招了不好留，有些外教的费用甚至比园长还高。”凌燕指出，削减外教甚至成了普惠性民办园求生存的“首选”。而王欢所在的集团也要求整体提升效率，并裁掉了相当一部分工作效率低的教师。

相较于公办园课程偏重主题活动，民办园的课程更加丰富，但也存在严重的“小学化”倾向，普惠后兴趣课程必然缩减。也有民办园采用增加班级人数、不再实行教寝分离制度或者延长寒暑假上学时长等办法来应对低收费，而无论哪种变化，服务与原先承诺不匹配，都存在家长与园方产生纠纷的可能。

“多数举办者宁可注册成营利性多交税，也不愿意注册非营成为普惠，一是顾虑成本，二是承担风险。”凌燕的态度果决。对她来说，把幼儿园做小、做精，给每个孩子和家长服务到位是第一位的，而非管理大班额的园所。“大体量的校园特别牵扯精力，安全问题、家长纠纷翻了几番。园长一日三巡，如果是四五百个孩子，除了把任务摊派下去，真的很难覆盖到位。”

在旁人眼中，凌燕的幼儿园无疑是幸运的那个——第二所赶在政策出台前拿到了营利性分类的批准。“由于营利性幼儿园的办园标准和监管标准还需摸索，因此很多地区营利性幼儿园很少获批。”李白表示。这一说法也在不少园长和学者口中得到印证。

有教育情怀的从业者依然是学前发展的中流砥柱。“平不平庸取决于园长。我已经做了20多年幼教了，看到幼儿教育从单纯的保障生活需求一步步走向专业化。各地对民办园的资金支持短时间内难以达到同样的力度，但是否就无法进行教研了呢？”在葛晴看来，答案是否定的。她始终记得鼓舞自己的精神榜样陶行知先生，在无比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搞研究，“幼教行业需要真正从儿童出发。”

不过，葛晴也理解一些园长对“被普惠”存在抵触情绪。实际上，有些从业者萌生退意，寄望转手。“从支持多种力量办学的角度来说，维护社会力量办学的合法权益，也是促进行业发展的重要一環。”李白坦言，即便政府作出接手退出者学校的准备，但恐怕没有足够的人员去运营，“整个行业的人才缺口还是非常大，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亟待提升。如果执法过程中出现一些强制措施，受害的还是家长和孩子。”

分层之变

宏观层面的风向标，透露出整个幼教行业分层的加速到来。

李白解释，政策大方向正确无疑，此前的确出现一些需要治理的乱象。“许多民办园收费不合理，家长付出的学费未用于教学质量的改善上，而是花费在营销包装或者过度的硬件投入。”教育需要回归本质，因此李白也认为，大部分幼儿园应该是服务大众，而非成为百姓的负担。

幼儿教育关乎民生。可以肯定的是，此前粗线条的发展模式将发生改变。新政新法的普及无疑将推动行业的规范化，资本介入带来幼教领域资源整合趋势加强，马太效应会逐渐凸显。

洗牌的过程中，不少幼教集团开始调整业务方向。具备优质管理团队和体系者，考虑做to B类业务，提供幼儿园管理、教材、软硬件开发等配套服务，向输出运营体系转型，同时积极拥抱互联网。转型快的那批，将会占据先机。

对于夹在普惠园和高端园间的中低端幼儿园，和君咨询合伙人丁宁表示，其生存空间因为软硬件方面拼不过公办园和高端园，想经营下去，转型是必然面临的选择。一些小区配套园在普惠政策实施后开设了额外的兴趣班来保证利润;抱团取暖也被视为另一条出路。而那些中高端幼儿园，丁宁建议将产业链延展。王欢所在的幼儿园，就选择进军托育业务，“这一领域市场尚不成熟，能够吸引资本”。

九鼎投资幼教产业整合基金总经理谢万彬表示，非营利幼儿园依然可以产生盈利：“80%的非营利幼儿园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十分需要教师培训、软硬件设施等托管服务。借此，幼儿园可以以精细化管理及规模取胜。”沉下心来做教育的人，反而会迎来一些机会。

至于另外20%的营利性幼儿园应该如何办，具体的办园标准还没有明确。“普惠性幼儿园可以参考公办幼儿园，但营利性幼儿园现在没有对标，肯定不能单纯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评判。”李白说，“首先要把幼儿园的评级评类做起来，让百姓看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脱离了这些谈营非、普惠，都只是概念。”

作为教育服务类机构，联帮在线教育主要通过双师课堂与双师师训为二三四线城市的幼儿园提供帮助，让优质教育资源经由互联网下沉。李白告诉记者，政策的变动对公司影响并不算大，因为对教育教学质量的需求始终存在，在眼下的环境里，正是发展业务的好时机。但她也承认，此轮政策可能会影响到未来行业的走向。

“当前的幼儿教育行业是‘还债’的过程，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应该需要磨合期。”李白表示，“现在只希望靴子能尽快落地，并且告诉大家政策组合拳已经出完，许多举办者前期投入不菲，还是愿意继续下去，方向明确后就可以配合政策考虑自己的策略。一个行业只有政策有利且稳定，才会得到大发展。”

（文中园长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