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真

1952年，周恩来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和赴苏谈判，为创建新中国工业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向毛泽东自领任务

1952年5月，在领导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继续进行的同时，党中央紧抓经济工作不放松。根据中财委建议，确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并积极组织力量着手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于是，周恩来与陈云亲自组织，开始具体编制。

与此同时，周恩来为集中精力编制一五计划，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在7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尽量推开……政务会议，当由陈云、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轮流主持并将议程准备好……”毛泽东很快批准了他的这一要求。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按部门和行业划分的《1953年至1957年计划轮廓（草案）》及其《总说明》终于试编完稿。

然而，当周恩来与陈云开始进入更详细的一五计划编制工作时，发现专业技术干部严重不足。鉴于当时国内外的各种实际情况，领袖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苏联。

赴莫斯科争取外援

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带着编出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几本小册子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并与苏联商谈援助中国一五计划建设问题。

周恩来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斯大林。斯大林看后坦诚地说：“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沉吟一下又说：“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余地，以應付意外困难的发生。”这番十分中肯的建议与指导，周恩来认为很有道理连连点头，很快予以采纳。

可有些苏联领导人看了中方的这一经济计划后毫不客气地表示：你们手里的那个计划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甚至作为指令也不够。这当头一棒的质疑让中国代表团成员十分扫兴。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每人都怀有强烈炽热的报国之心和高涨干劲，没多少实践经验的他们竟有些不切实际地提出在5年内要修1万公里铁路。

苏方一听中方在一五计划里就要修1万公里铁路，瞪着幽蓝眼珠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说：“你们根本做不到。”随后，苏联专家针对实际运作中必然要遇到的具体细节连珠炮似地发问：“你们要修1万公里，铁路器材谁给？你们需要多少机车、车皮，这些机车和车皮又让谁来维修？电动机车少，主要是用蒸汽机车，每个车站都要有上水设备，风、水、煤、电、气，这一套东西又怎么解决？”中国代表团成员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得哑口无言，面面相觑，只能感叹：心急加外行，故而想得太简单了。最后，大家压下迫不及待到有点操之过急的心情，重新冷静客观地、切实可行地商量，把原计划砍掉一半，改为修5000公里，苏方这才点头称是。

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中苏双方倾注了大量心血。

压缩高指标制止冒进

一五计划制定与建设期间，从计划的一次次修改、斟酌、完善而最终制定，到一步步付诸实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再到每个建设者，可以说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举全国之力去做的。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对从未经历过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都是在艰辛摸索，所以党内高层免不了对“反保守”与“反冒进”有分歧争论。

有一次争论发生在1953年刚执行计划之时，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就反映出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大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精明心细、通盘统筹的周恩来很快就察觉到这种异样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他马上组织相关人员搞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措施得当，全国经济得以很快调整，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

1955年6月27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对将要提请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作了说明。10天后，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摘自《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