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龙 彭毅

摘 要：新文化运动对文化转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激进主义派“打倒孔家店”是对孔子孟子的严重误解，且将文化发展之优劣归因于个人之功过，这是唯心主义。砸碎孔家店，全盘否定儒家文化，无疑是文化虚无主义。

关键词：“打倒孔家店”;唯心主义;虚无主义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病入膏肓的沉痛刺激，迫使智人哲人们潜心思索，检讨问题，谋求解决问题的良策，五四运动前后便发生了新文化运动。

一、“打到孔家店”的提出

新文化运动针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如何建构顺应世界大势的新文化，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三种态度成三足鼎立之势，激进主义派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口号。

早在19世纪中期，同属东亚国家的日本也面临着将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危险。曾受儒学教育的日本人福泽谕吉，见腐朽中国不堪列强践踏，因赞同西方政治和科技文明，便厌恶和蔑视儒家文化，在其晚年著《福翁自传》中甚至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全部都要打倒”[1]，这是最早对儒家思想要加以“打倒”的提法。福泽谕吉早期反对儒家思想的目的，是想让日本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学习西方文化，维新图强，后来根本就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找理论借口。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前，已有严复、梁启超等见中国之羸弱，主张学习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留学日本回国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派吴虞，受福泽谕吉谬论之影响，最早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被陈伯达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早年留学日本的陈独秀是福泽谕吉的崇拜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与钱玄同一道反对旧文化甚至诋毁中国汉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2]此外，胡适、鲁迅、吴玉章等为反对旧文化“打倒孔家店”推波助澜。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激进主义派对文化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对推动思想解放、追求科学与民主、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土壤等积极意义，勿需赘述。但是，“打倒孔家店”对孔孟是否公平、对儒家文化是否客观公正呢？

二、“打倒孔家店”的原因疏解

总体上说，在谋求救国真理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新思想竞放异彩，大家竞新求变，认为孔孟之道已陈腐落伍，便对孔孟思想感觉厌倦。所以，激进主义派高倡“打到孔家店”，即打倒为中华文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孔子，并全盘否定孔孟儒家文化。具体而言，略作如下疏解：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看，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孔孟时代，中国社会已进入阶级对立时期，通常来说，革命时期固守统治阶级立场，就是反队革命的反动派。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革命风气盛行，因孔孟身居统治阶级，便认为孔孟就是反对革命的反动派，加之历代帝王都尊孔崇儒，于是便直指孔子是帝王御用的镖客，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在激进主义派看来，当然必须打倒孔子，砸碎孔家店。

第二，众所周知，古语中讲“君子”、“小人”分别指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孟子是继承和弘扬孔子儒学的卫道士，《孟子》书中的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今人皆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本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孟子为辩许行是开倒车的历史倒退主义，便述古《左传》、《国语》等记载“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意也”，此话并非孟子本人原创，孟子只不过借此肯定分工的必要性，且说远古中国人早就这样通达了。

我们且看孔孟关于治人学问之根本处：一看《论语》记载，孔子有曰：“修己以安百姓”、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再看《孟子》书载：“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可见，孔孟之治人之道，并不是向外发力之治，而是强调于内修己修身，由内圣而达治国平定天下。梁漱溟说“孔孟之道实不合于一般阶级社会内居于统治地位者之通例，这不外是其人自觉能动性之高强，不局限在一般阶级立场罢了。但孔孟之道既非孔孟二人之事，而是很大一学派，导源自古，流行很远，那么不能不说古中国人聪明太早了。”[3]可见，儒家学派只不过是强调安身立命、待人处事和治国安邦都要严以律己而已，而且它是孔子之前导源自古的中国优秀传统。因此，激进主义派“打倒孔家店”，大骂孔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孔孟何其误解，何其冤枉！

第三，在批孔运动中，认为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是想复辟周礼，护卫奴隶制度，这恐怕是主观臆测。颜渊问“仁”时，孔子答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显然，颜渊只不过就人生修养而问，孔子也不过就此作答，根本不涉及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把“复礼”理解为要复辟周代之礼，岂不是离开语境而强解？诚然，孔子确实崇尚周公，春秋末年社会混乱，更是留念周时的礼乐，但“克己复礼”只不过是指明了成就仁的品格的修养方法，那就是约束自己的言行，使其符合礼的标准。

第四、把“三纲五常”（被罵为“吃人礼教”）归罪为导源于孔子。首先，“三纲五常”

本就不是孔子的思想，况且，其对稳定近2000年的传统社会秩序、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拓大疆域等，所起的莫大作用是历史已明正的。其能存在如此之长久，本就证明它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其次，如果说它是“吃人礼教”，孔子难辞其咎的话，那么试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中，革命时期出现王明等把马克思主义本本化，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文化大革命”的闹剧，是不是也要归因于马克思主义不科学、归罪于马克思之过呢？显然是大错特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我们还熟知《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何以认定孔孟之道是要维护君、父、夫的绝对至上权威呢？

诚然，孔子是主张君臣、父子要行伦理之礼，对臣言忠、对子言孝，但同时也是强调对君言惠、对父言慈的，可见，孔子并不是要维护具体哪一部分人的特权和地位，而是要维持社会的全面秩序，这才是他立言立行的真实价值目标。孔子重仁，推行礼制，孟子贵义，推行仁政，彰显了中国文化的人生实践哲学特色。孔孟圣哲的精神在于，人生的安身立命，要在重视伦理道义的前提下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宗旨。孔孟构建的是形而上的内圣外王之道，后儒在实践中，将无论是伦理之“礼”还是政治之礼，形而下之运作途径僵化、教条化，可见，把“三纲五常”带来的弊端归罪于孔孟，孔孟何罪之有？

三、“打倒孔家店”的遗害

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意义自不必说。但“打倒孔家店”对孔孟妄加恶意中伤和指责，这不仅是对孔孟的极端误解和污蔑，而且把文化发展之优劣归因于个人之功过，这本是唯心主义。将维系2000多年传统社会稳定的儒家文化一棍子打死，全盘、彻底、绝对地否定，对历史文化无疑是虚无主义的态度。

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4]张起钧、吴怡著《中国哲学史话》也说：“他（孔子）虽然生在二千五百年前，却承受了在他以前二千五百余年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支配了在他以后二千五百余年的文化开展。”[5]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创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传统文化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后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领导我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此后，我国文化定马克思主义为一尊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毛主席在1956年提出了学术“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和“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批孔”运动，儒家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被“打倒孔家店”后又被踩上两脚，直到80年代中期，依然有人把传统与封建划等号，提及传统仍然心有余悸！可想而知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文化的生态环境和发展空间！

今天文化建设坚持“以一统多”，以马克思主義为指导，统摄多元文化共同繁荣和发展，立足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着眼时代和世界未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科学发展之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路。

参考文献

[1][2]李运启.“打倒孔家店”的由来与后果，百度文库，2016.9.19

[3][4]李渊庭、阎秉华整理《梁漱溟先生讲孔孟》[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6

[5]张起均、吴怡著《中国哲学史话》[M].新天地书局，1964.1

作者简介：

唐诗龙（1970.11—），男，汉族，重庆奉节人，哲学硕士，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彭毅（1975.4—），男，汉族，重庆奉节人，硕士研究生，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讲师。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