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视角下浙江聋人地名手语造词策略调查

2019-09-10张帆卢苇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 2019年2期

张帆卢苇

[摘要]以浙江地名手语为调查对象，通过调查、描述和分析，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地名手语的命名策略、认知机制和语用效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浙江聋人地名手语造词策略主要有两类：一是借用汉语地名，用仿字、书空、仿译、指拼等方式构成手语词;二是运用“转喻”方式，创造约定俗成的自源性地名手势符号。从认知心理看，转喻是聋人手语基本的意义拓展方式，聋人通过转喻完成地名手语造词的经济性、形象性与理据性表达。转喻机制需要语境的共同参与才能发挥作用，两者合力产生具体形象、通俗易懂、一看便知的语用效果。

[关键词]地名手语;造词策略;转喻;认知;语用

[中图分类号]H 12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0310（2019）02-0071-09

Abstract： This investigation takes the sign language of place names in Zhejiang as the respondent. Following the steps of investigation， d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ming strategies，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pragmatic effect of place names in Zhejiang in sign language by both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re are mainly two kinds of word-forming strategies： one is to form words in sign language by character shape-imitating， finger-writing in air， loan interpreting and finger-spell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place names in Mandarin， and the other is to form conventional autogenic words of place names in sign language by metony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metonymy is the basic means of meaning extension in sign language. People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accomplish the economy， figurativeness and motivation in the word-formation of place names in sign language by metonymy. The metonymic mechanism only works in certain context. Metonymic mechanism and context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pragmatic effect of simplicity， figurativeness and plainness.

Keywords： Place names in sign language; Word-forming strategy; Metonymy; Cognitive; Pragmatic

0引言

对手语词汇的收集、分类与描写是国内手语语言学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领域和研究的主要方向。在手语词的分类描写中，地名、人名、建筑名等专有名词是一个很具代表性的领域。这种专名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文化规定性，是在聋人主体的强烈参与下，经过明确的文化选择后才获得的，集中体现了聋人认知活动的成果。国内对聋人地名手语的采集始于1959年，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编写的《聋哑人手语草图》是国内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地名手语资料，该草图收录各省市地名30个。之后的《聋哑人通用手语图》（四辑）陆续增加省级行政区划和省会城市的手语，共计97个。1990年，中國聋人协会正式出版《中国手语》一书，其中收录地名手语104个，并首次增加国外城市地名;2003年，该书经过修订后，新增国内地名手语32个，国外23个。2010年，仰国维团队完成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地名手语大全》，该书收录省市地名762个，成为目前大陆搜集地名手语最多最全的手语词典。此外，法籍华人游顺钊（1985）较早开始对地名手语的研究，他运用问卷调查法从中国各地聋校搜集整理了232个地名手语，并将其纳入视觉语言学的范畴;台湾学者张荣兴（2004）历时6年建成“台湾手语地名电子数据库”，收集台湾地名手语1 000多个。

与地名手语的采集、整理工作相比，相关研究的数量和深度均相对有限。从可公开查阅的文献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地名手语文化因素及社会因素的探讨。丁志清等[1]举例介绍了国内部分省份、城市地名手语的打法依据，并以此为基础对地名手语背后的文化理据进行了初步分类。高宇翔等[2]采集新疆地区的地名手语，构建小型语料库，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影响新疆地名手语类型特征的关联因素如行政级别、GDP指数、聋人学校的设置情况、民族文化等方面展开讨论。杨潇慧[3]的上海手语地名调查研究，对地名手语的分类描写展开得较为充分，并采集不同年龄段上海聋人地名手语打法，研究了手语的年龄变异现象。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地名手语的研究目的或寻根溯源，寻找始源义，或对其形成原因做外在的、直观的说明，尚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认知结构和语义转换的本质，对其背后形成的认知机理尚缺乏深入解释。语言研究的认知转向已成为近年来手语语言研究的热点之一，地名手语属于手语专有名词，以这类专有名词为对象进行语言认知研究，不仅涉及手语的本质、认知原则、认知策略和社会文化心理等诸多方面，还可以揭示隐藏于其生成、语义建构和语义拓展背后的认知规律，拓宽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丰富语言认知研究的理论内涵，丰富人们对语言本质规律的认识，推动手语词汇研究向纵深发展。

“上海手语是中国手语的地域变体代表之一，浙江手语与上海手语一脉相承，因此，浙江手语也是典型的自然手语方言。”[4]地名手语积淀着丰富的聋人文化，某一地名手语的形成和沿用，往往折射出聋人对当地历史、地理、民俗的了解，体现着聋人的思维和情感，反映聋人的认知规律。本研究在收集浙江地名手語实态语料基础上，对该地域地名手语进行分类描写，探究其造词策略及形成理据，尝试对地名手语语用效果及认知机理进行深入解释。本文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浙江地名手语造词主要运用了哪些策略？其具体分布情况如何？2）造词策略语用效果背后的认知机理是什么？3）产生了怎样的语用效果？

1研究方法

为取得地名手语实态语料，2017年2—8月，课题组通过浙江省残联手语研究基地和组内聋人成员，联系到社会聋人18名。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均衡性角度，课题组对调研对象进行筛选，最后确定研究对象12人，分别来自省内11个地级市，共搜集到浙江地名手语140多个，拍摄地名183个，翻拍照片308张。限于篇幅，本文仅统计分析浙江省最新行政区划中的县级及以上地名，其中包括各地级市（含市辖区）、县级市和县地名，计100个。地名手语类似于普通话的方言变体，对于同一个地名，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聋人打法会有差异，有的地名有两种或以上不同打法。为保证地名手语的代表性，课题组的聋人成员对搜集的各种地名手语打法进行筛选，并广泛征求当地阅历丰富的老年聋人意见，每个地市的地名手语最终确定一种较为典型的聋人打法。

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以汉语地名为基础构成地名手语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聋人与听人交往密切，和汉语接触频繁，汉语对聋人手语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聋人吸纳汉语地名某一语素的字形、字音或字义并加以衍化，成为地名手语的主要组成部分，地名手语体现出聋人手语与汉语言文字的深厚联系。在本次调查中，受汉语影响、以汉语地名为基础的浙江地名手语占总地名手语数的66.34%，成为地名手语的主要造词方式，包括如下3种类型：借用汉字字形，借用汉字字义，借用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并两两组合。

2.1.1借用汉字字形

借鉴地名的汉字写法，聋人用双手描绘出汉字的外形，即成为地名手语。具体而言，可分为“形体取代”和“形体取代+字形描绘”两种。形体取代也可称为“仿字”，用手势打出汉字字形;字形描绘即“书空”，在空中或手上直接写出该字。形体取代又有两种情况：“全部取代”和“同音（音近）替换取代”。如“青田”的“田”笔画较简单，聋人用“全部取代”法：双手中指、无名指、小指拼成“田”形。上虞的“虞”笔画较复杂，聋人先将“虞”替换为笔画较为简单的汉语同音字“于”，然后用仿字法打出（如图1（a））。地名“开化”，聋人运用的是“形体取代+字形描绘”组合策略：先双手食指、中指拼搭成“开”形;再用左手手形来取代“亻”的偏旁，右手书空描绘出“匕”的字形组成“化”字（如图1（b））。

2.1.2借用汉字字义

借用汉字字义这种方法可视为手语对汉语的“意译”，即把构成该汉语地名的汉字语义翻译成相对应意义的手势。这其中可细分为如下4种类型：逐字意译、删减字形后意译、增加字形后意译、替换字形后意译。

“逐字意译”是将构成汉语地名的词素语义逐一翻译成手语。如“富阳”，聋人把“富”翻译成手语词“富裕”，“阳”翻译成手语词“阳光”，并依次打出（如图2（a））。“删减字形后意译”是先删减汉字的某个部件或直接删除地名中的一个字，再将余下部分所表达的重点意义翻译成相对应的手语词。如“龙游”，聋人只取“龙”字翻译：双手食指在上唇处弯动几下，表示有龙须的龙头形象（如图2（b））。“增加字形后意译”是指增加汉字的笔画、部件后，再将增加偏旁后的汉字直译成手语词。如“新昌”的“昌”字在手语中不好表达，聋人借用“唱”来代替“昌”，即先将“昌”增加偏旁“口”，再打出手势动作“唱”，这也符合聋人视觉认知上的形象化特点（如图2（c））。“替换字形后意译”指的是替换汉字的部件或整个汉字，将替换后的字直译成与手语意义相对应的手语词，如“萧山”的“萧”，先将“萧”替换为谐音的“小”，小拇指竖起，打出手语词“小”（如图2（d））。以上所述，体现了聋人群体表达汉语专有名词时去繁化简、简洁明了的打法特点。

2.1.3借用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并两两组合

借用汉字字形、字音、字义并两两组合，这种组合式的造词方法可分为3种类型：一是字音+字形，二是字音+字义，三是字形+字义，其中以“字音+字义”法造词居多。聋人不需要用手指的指式动作打出汉字的整个音节，只需打出该汉字的首个字母即可。“字音+字形”如“青田”，先用指拼法打出“青”的声母“Q”，再用仿字法打出“田”（如图3（a））。“字音+字义”如“浦江”，先用指拼法打出“浦”的声母“P”，再依据汉语“江”的意义打出手语词“江”（如图3（b））。“字义+字形”如“象山”，先取“大象的长鼻子”义打出手语词“象”，再依据汉字“山”字形打出“山”的手势（如图3（c））。

2.2聋人自创的自源性地名手势

所谓自源性地名手势是指聋人群体在当地长期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对当地人文历史、地理、物产文化的独特理解，于是自创一个约定俗成的手势来对该地域命名，这一命名得到聋人群体的认同并得以广泛传播和推广，成为当地聋人指称该地地名的通用手语。在本次调查中，聋人自创的自源性地名手势占总地名手语数的33.66%，具体分如下4种类型：以人转指地名，以物转指地名，以事转指地名，以地貌转指地名。

2.2.1以人转指地名

聋人用在当地留下重要事迹的人物或在该地居住的少数民族来转指该地地名。如“温州”的打法为：一掌侧立，食指顶在前额前轻轻碰一下。该手势是温州聋校的第一任校长蔡润祥的手语名，他开创了温州聋人教育的历史，当地聋人为了纪念他，就以他的名字代为温州地名（如图4（a））。泰顺是多民族的地区，其中以畲族人口居多，手语“泰顺”即取畲族的头饰形象指代该地名：拇指、食指捏成小圆形，其余三指伸出，放于额前。

2.2.2以物转指地名

聋人用该地风景名胜或特有的物产（动物、植物、建筑、食物等）来转指地名。以植物指代地名如“湖州”：湖州特产菱角，故手语用“Y”指式代菱角形状，并横放于下巴处轻碰几下，表示喜食菱角的动作（如图5（a））。以动物指代地名如“嘉兴”：嘉兴产螃蟹，故用双手展开，拇指交叠，四肢微动来象征螃蟹爬行状（如图5（b））。以建筑指代地名如“鄞县”：鄞县有始建于西晋的古建筑阿育王寺，该地手语即模拟寺中卧佛头枕石侧睡觉状（如图5（c））。以食物指代地名如“瑞安”：烧饼是瑞安传统美食，其原料为面粉，饼做完后的习惯动作是双手在围裙上拍拍，以除去多余的面粉。故当地聋人对“瑞安”一词的手语打法是：双手伸平放手腹部两侧，拍动两下（如图5（d））。

2.2.3以事转指地名

聋人用与该地相关的历史故事、人物掌故或传说等来转指地名。如“镇海”：聋人将“镇海”一词与神话传说“精卫填海”联系在一起，精卫是一个头戴鲜花的女孩形象，故手语用右手拇指和食指圈成一个小圈，放在头上，然后拇指和食指弹开，表示开花（如图6（a））。如“诸暨”：“诸暨”二字笔画繁琐不好表达，诸暨是西施故里，当地聋人熟知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故事，故借用“西施”的“施”的声母S，特定义为S手指语，四指指尖向后，贴于脸颊上，轻轻碰几下，意指西施的貌美与娇羞（如图6（b））。

2.2.4以地貌转指地名

聋人取当地较有特色的地势地貌转指该地地名。如：“仙居”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那里有连绵不断的群山，“仙居”地名手语打法为：双手划出“山”+“山”并互拍几下，表示山很多（如图7（a））。“秀洲”处于沪、杭、苏中心，聋人用手势模拟出该地地形与位置，手语打法为：双手拇指、食指搭成圆圈，左手不动、右手推向前面，双手组合表示秀洲处于该地域中心位置（如图7（b））。

3地名手语认知心理与语用效果

地名的手语命名需要聋人为一个抽象的地域概念寻找某一特定的表达形式，这个特定的表达形式一旦确定，表示该地名的手势符号与特定的概念内容就会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地名手语词。运用什么样的手势符号来表达什么样的概念内容，一开始并没有定规，是该地域聋人主观意愿与选择的结果，是当地聋人根据已有的知识程度、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去展开心理联想，确认该地名的认识角度，然后在已有的认知图式基础上构造出新的地名手语。从地名手语认知心理分析，转喻是聋人手语基本的意义拓展方式，聋人通过转喻完成地名手语造词的经济性、形象性与理据性表达。

3.1地名手语认知心理分析

3.1.1从汉语“借词”看地名手语造词的经济性

认知经济原则是驱动和指导人类语言行为的基本法则之一，简单地说，认知经济性就是以尽量少的投入去获取尽可能大的产出，使语言使用者以较小的认知能量获取较大的认知效益[5]。哈佛大学教授 Zipf在其专著《人类行为与省力原则》中，以大量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证实了“人类行为普遍遵循省力原则”[6]。“经济原则使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按照合乎经济要求的方式安排对言语活动力量的消耗。”[7]

本次调查表明，从汉语中“借词”是浙江聋人主要的、常用的造词策略。聋人善于用手的形状、动作、位置、方向等“翻译”汉语词语的字音、字义、字形，并用仿字、书空、仿译、指拼及组合运用的方式构造地名手语。调查发现，聋人对汉语词的“借用”与“翻译”并非简单“直译”，而是综合运用了变形、改造、抽象、省略等多种认知手段来尽可能地实现表达上的经济性。具体来说，手语造词的经济性可以概括为“字音取首”和“词义（词形）显豁”两种方式。

1）以“字音+字义”组合造词的“余杭、淳安、慈溪、瓯海、东阳、椒江、临海、德清、柯城、天台、柯桥、婺城”等地名手语普遍遵循字音取首原则，也就是将汉语地名词语第一个词素的首字母（声母）翻译为手语手形，作为该地名手语的首个语素，如地名手语“余杭”先打“余”的首字母“Y”;“淳安”先打“淳”的首字母“C”;“慈溪”先打“慈”的首字母“C”。字音取首其实是一种位置突显。从认知角度看，首先，居首的位置常常是最为重要、最容易引起注意和最容易记忆的，也是最容易被识别的;其次，首字母处于突显位置，在还原时易于联想记忆、扩展激活，具有更好的启动效应[8]。

2）以词义“全字直译”“字义+字形”、词形“仿字、书空”方式造词的“富阳、建德、龙湾、临安、鹿城、乐清、永嘉、洞头、平阳、苍南、文成、平湖、长兴、路桥、黄岩、龙泉、定海、青田、上虞、开化”等地名手语均遵循词义（词形）显豁原则，也就是用手语打出该汉语地名中的意义或词形显豁的成分，如“富阳”先打手语“富裕”义;“建德”先打手语“建设”义;“乐清”先打手语“快乐”义。从认知角度看，将手语中已有的意义或词形显豁的成分突显出来，可以增强语义透明度和视觉上的直观性，方便交际双方理解，还原时相对容易激活，所付出的认知努力也相对较少。

总之，从汉语借词角度看，聋人非常善于利用汉语中的成分，将汉语字音、字形、字义融入和整合到手语表意体系中，消化、吸收之后转变成自身语言中的固有成分，成为手语地名词语的专有表达。地名手语“字音取首”和“词义显豁”认知方式遵循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是手语认知经济性的生动体现。

3.1.2从“转喻”看地名手语造词的形象性和理据性

從语言的认知功能方面看，关联理论创立人[9]指出：人类认知中的最大关联倾向是一个近乎本能的特点，人类的认知活动以关联为基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聋人听觉通道缺失，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更多依赖于视觉、触觉等其他感官。对聋人而言，无法用肉眼感知的事物都是抽象的，地名属于非视觉性的抽象概念，聋人要将其转化为与之相联系的视觉渠道可以感知的意象才能形象地表达。在地名手语的命名中，他们结合生活体验，利用转喻策略来转换认知视角，在不同性质的概念之间搭建了心理通道，把抽象的地名概念用具体、生动、表象的事物表达出来，以实现彼此间易于理解和交流的目的。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策略，更是一种认知策略，它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相关概念，是同一个认知框架中两个相关认知范畴之间的过渡，以始源概念为参照点，建立与目标概念的心理联系[10]。根据 Langacker的观点，转喻由相对突显的原则提供理据，用转喻词语突显的概念实体可以为被描述的目标实体提供心理可及[11]。当地物产、风俗、地理地貌、历史事件、知名人物——这些来源于日常生活基本经验的意象成为聋人地名手语命名的认知基础，他们选取当地典型事件、特色地貌、特有民俗、知名人物作为地名转喻的对象，这些对象具体实在、表象可触，符合聋人视觉思维重形象、重具体的特点。

转喻既可在整体与局部之间建立概念关联，也可在各局部概念之间建立关联，常见的转喻有整体转指部分、部分转指整体和部分转指部分等类型。本次调查表明，浙江聋人自创的自源性地名手势使用的“转喻”策略均属于“用部分转指整体”模式，其共同点是以聋人的日常生活经验知识为基础，在地名这个“整体”和该地域内的特定对象即“部分”之间建立邻近联系，具体包括以人（著名人物、少数民族）转指地名、以物（植物、动物、特产、建筑）转指地名、以事转指地名、以地貌转指地名四大类。如用当地物产“螃蟹”转指“嘉兴”，“面饼”转指“瑞安”，“菱角”转指“湖州”。另外，类标记与转喻相结合，灵活运用手语类标记。地名手语中存在着能描摹该地域特征和形状的“类标记”手势，如“舟山”“岱山”“仙居”“江山”“象山”“常山”等地名共用手形“山”，聾人通过手的位置和方向的变化来体现手形“山”在意义上的区别：手形“山”立于帆船之上是“舟山”;手形“山”轻贴脸颊，用脸指代舟山本岛，与本岛邻近的海岛是“岱山”; 双手均为“山”手形并互拍几下意指“仙居”有层层叠叠的山;把手形“山”放在头部太阳穴轻碰几下为“常山”等等。

利用转喻策略，聋人在抽象概念和具体意象之间建立稳固的心理联系，使得手语造词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理据性。我们可以从表2中每一个地名手语的打法出发去追溯其词源，找到其最初的构成依据。上文列举的浙江聋人地名手语自源性手势在英国手语与中国台湾手语中也得到印证：英国手语地名也有许多用转喻方式所形成的地名，如“巴黎”用埃菲尔铁塔来表示。Sutton-Spence 等提到有些英国手语的地名只有当地的人知道，跟非当地人交谈，往往用指拼手语（finger spelling）来表达[12]。张荣兴[13]提出，台湾手语中，不管是以海港或以多雨来表示“基隆”都是使用转喻的策略，因为都是用跟当地相关的东西来代表某地。手语在创造象似性的表达方式上具有不可思议的潜力，这一点在全世界的聋人中都是共通的。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理据性较强的手语词，仍要看到其任意性的一面。在该类地名手语的创始之初，选择何种事物或选择谁来指代当地，具有一定的任意性。明确指代对象之后，取该对象的哪一部分来指代，这一部分又是如何被选择的，同样具有任意性。一种可能是，由当地一位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有一定影响力的聋人选定了这个手势，并在聋人群体中推广使用。比如，“奉化”是蒋介石的故乡，“奉化”一词的地名打法是伸拇指、食指置于嘴唇上部并展开的动作来模拟蒋介石的八字须。是否选择蒋介石，以及是选用“八字须”还是“光头”等显著的视觉特征来指代，这应该是聋人群体在长期交流中约定俗成的。

总之，不论是从汉语“借词”还是对意象的“转喻”，聋人地名手语背后的生成理据都可以从“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认知方式得到解释，其本质都是一种突显，都是从认知经济性的角度出发，将视觉上最为突显的部分得以保留，以这一突显的“部分”去代替“整体”，从而完成地名手语的命名。

3.2地名手语语用效果分析

讨论地名手语的认知策略不能脱离行为目标，命名行为需要接受言语交际的检验。心理语言学的等级突显假说认为，认知主体在处理话语理解时，意义的突显程度决定了该意义本身是否首先被激活，且意义的突显程度受到常规性、频率、熟悉性或原型性的影响[14]。浙江聋人地名手语所使用的转喻都属于常规的、熟悉度高的转喻，具有较高的意义突显度，容易为聋人识别。转喻使地名手语产生具体形象、通俗易懂、一看便知的语用效果，也就是可以让聋人在交际中彼此毫不费力地理解、接受手语说话人的意思。无论是源于汉语或是源于自身经验的转喻在聋人日常生活中都被无意识地使用，非常接地气。

当然，转喻机制在地名手语中的有效性是依赖于特定语境的。转喻认知赋予一个手语词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意义，这些意义可能被附加在相同的手势动作上。在具体使用中，究竟哪一个义项被提取出来用于表达和理解？每一个义项都有各自适用的语境，手语会话人借助语境且与上下文意义相吻合，便可获得恰当的词义，因此不会导致歧义。比如，地名手语“绍兴”和手语词“黄酒”的打法一样，都用转动“Y”手形表示“用酒瓶倒酒状”，当这两个词被手语说话人固定在“我要去绍兴买黄酒”这句手语句子中，两个词的意义自然得以选择并确立。总之，在言语交际中，转喻机制需要语境的共同参与，才有可能使一词多义的语言形式实现语义信息的具体化、明确化。

4结论

本研究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手语词汇研究中，对浙江聋人地名手语造词策略进行了描述、分析和解释。从总体上看，浙江地名手语造词策略主要有如下两类：一类以汉语地名为基础，通过翻译汉字字形、字音、字义以及音形义相结合等手段生成地名，占66.34%;一类不依托汉语，当地聋人自创约定俗成的自源性手势符号代指该地地名，占33.66%。转喻是浙江聋人地名手语基本的意义拓展方式，聋人通过转喻完成地名手语造词的经济性与形象性表达。不论是从汉语“借词”还是对意象的“转喻”，其背后的生成理据都可以从“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认知方式得到解释。转喻使地名手语产生具体形象、通俗易懂、一看便知的语用效果，当然，在具体的言语交际中，转喻机制需要语境的共同参与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手语是年轻而富有活力的语言，通过对浙江聋人地名手语造词策略的认知心理与语用效果分析，可以探寻聋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丰富聋人手语词认知研究的理论内涵，加深人们对手语这一独特的视觉语言的本质认识。我们发现，聋人在命名新事物时，通常会发挥“视觉代偿”功能，他们比听人更善于捕捉事物的视觉形象（比如形状、空间、颜色、大小等），并善于运用转喻、隐喻、类化等手段，将其编入已有的认知框架，搭建手语词汇谱系。他们能用表象、具体、生动传神的概念来转喻视觉上难以表现的抽象事物或规律，使彼此直觉体悟。显然，聋人文化心理有着强烈的具象思维色彩。此外，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还看到了当地的历史事件、民情风俗和特产地貌等对聋人地名手语命名的影响，看到了中国手语受汉语深刻影响从而在地名命名中存在彼此间的亲密关系。

在今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大手语词汇的调查与采集工作，构建开放的中国手语视频语料库，積极吸纳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加深聋人手语认知规律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寻找手语和有声语言的相同与相异之处，并挖掘视觉语言的独特个性，丰富人类对语言的认知，推动手语的语言资源和文化保护，增强聋人的语言认同感，为促进残健融合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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