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认知态度研究
2019-09-10关世杰
关世杰
【内容摘要】 本文依据2017年初在美国问卷调查获取的1011份样本数据，呈现美国民众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并就影响态度的因素从跨学科视角提出假设和变量，用调查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该理念的赞同率为23.7%;在众多变量中，提升该理念赞成率的前十名潜力变量依次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赞同率、对近5年中国外交的评价的良好率、对中国军事建设有利世界和平的赞同率、对中国游客印象的良好率、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率、对中国发展对美国有积极意义的赞成率、对孔子学院的喜欢率、1年中接触中国媒体的次数、对中国体育国际表现的赞誉率、对中国文化的赞誉率。对外传播中做好这些变量的报道有助于提升美国民众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率。
【关 键 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创新扩散;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下简称“共同体”）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和发展，为国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开辟了新的远景，为变革国际体系、建构国际秩序、加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2015年9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向全世界宣示：中国要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民众对这一新理念认同情况如何？哪些因素对该理念被美国民众认同构成影响？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更有效地向美国民众进行精准传播。
一、理論假设
影响一国民众对“共同体”态度的原因很多，我们宜以广阔的视角进行探寻。“共同体”是一个新理念，具备了运用创新扩散理论进行研究的特征;该理念在海外异文化民众中的传播具有跨文化性，因而跨文化传播理论适用于本研究;该理念由中国政府提出、在外国传播，这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又一分析视角。
（一）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的假设
1.本研究遵循社会学传统
创新扩散理论是传播效果研究的经典理论之一，由美国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E.M.Rogers）于20世纪六十年代提出，是关于通过媒介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新产品的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创新扩散理论转向在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研究传播媒介和受众。罗杰斯认为，“和采用一项技术创新一样，意识形态思想的扩散也是一种社会进程……相比于技术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创新不需要物理硬件支撑，人际网络沟通就显得特别重要。”①在扩散研究的九大传统中，本研究遵循社会学传统，体现在：研究的课题是新理念;通过数据搜集进行统计分析;分析对象是个人和国家;对认同或反对新理念者进行特征分类。
2.创新扩散理论对象
罗杰斯通过接受创新的先后情况，将民众分成了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众多跟进者、后期众多跟进者、落后者五类。因此，可以根据民众对一种创新的态度将其划分为坚决赞同者、赞同者、中立者、反对者、坚决反对者。据此，本研究提出理论对象假设：在“共同体”理念向海外扩散的过程中，民众可分为：坚决赞同者、赞同者、中立者、反对者、坚决反对者，从而作为定距变量，为探讨影响态度的原因提供依据。
3.影响创新扩散的因素
罗杰斯提出了“创新性”的概念。“创新性”指系统内的个体或单位相对于系统内的其他成员较早地接受某种新观念、新方案的程度。“在大量的研究文献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与创新性相关的因素或变量。我们把这些研究重点归纳为以下三类：社会经济地位、沟通行为及方式、人际关系。总的看来，大多数变量与创新性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给这些独立变量一个分值的话，创新先驱者的得分比落后者得分要高。少数变量与创新性呈负相关关系。”①
（1）社会经济地位
主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认同”有显著差异。在这个主假设下，具体分为8个子假设：
假设1-1：“年龄”与“认同”不存在相关关系。假设1-2：“受教育程度”与“认同”为正相关。假设1-3：“家庭收入”与“认同”为正相关。假设1-4：“职业”与“认同”有显著差异。假设1-5：“性别”与“认同”有显著差异。假设1-6：“民族”与“认同”有显著差异。假设1-7：“居住地”与“认同”有显著差异。假设1-8：“政党倾向”与“认同”有显著差异。
（2）沟通行为及方式
主假设2：“是否接触了解中国信息渠道”与“认同”相关。在这个假设下，具体分为11个子假设：
假设2-1：“使用本国不同传媒了解中国信息”与“认同”有显著差异。假设2-2：“本国媒体传播中国信息的正面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3：“拥有中国朋友的数量”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4：“来华次数”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5：“参加中国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次数”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6：“对中国体育在国际赛场上表现的赞誉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7：“对中国企业的总体印象良好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8：“对孔子学院的喜欢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9：“食用中餐的频繁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2-10：“接触中国媒体次数”与“认同”正相关。②假设2-11：“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率”与“认同”正相关。③
（3）人际关系
主假设3：“对中国人的好感率”与“认同”正相关。具体分为2个子假设：假设3-1：“对中国人的亲近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3-2：“对中国游客印象的良好率”与“认同”正相关。
（二）跨文化传播理论视角下的假设
1.跨文化传播学相关理论
“共同体”理念作为一种带有“和而不同”等深厚中华文化特色的理念，向海外扩散时，信息接收者是异文化的民众。跨文化交流学的“珍珠”理论认为：文化符号、文化产品、民众与杰出人物、文化团体/组织、大众传媒五要素为文化的显性成分，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三要素为文化的隐性成分。在国际传播语境中，把文化的五个显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是价值观、思维方式、信仰这三个隐性要素。①这三个隐性要素是文化的基因，是影响跨文化交流效果的核心要素。
2. 影响创新扩散的文化核心因素
（1）价值观
价值观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体系是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的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价值观和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基础。本文将价值观变量分成两类：一类是作者在《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查研究》一书提出的11项中华核心价值观：其中一部分源自传统（仁、恕、孝、礼、义、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另一部分为新中國成立后确定的价值观（集体主义、共同富裕、以民为本、和谐世界）。②另一类为12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这些价值观的态度，很可能会影响“认同”。对这些价值观赞成率都是定距变量，与“认同”可进行相关分析。③
主假设4：“中华核心价值观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在这个假设下，具体分为11个子假设：子假设4-1到4-11分别为对仁、恕、孝、礼、义、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共同富裕、和谐世界、以民为本、集体主义等11项价值观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
主假设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在这个假设下，具体分为12个子假设：子假设5-1到5-12分别为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12项价值观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
（2）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指人们对进入大脑的信息加以编排处理加工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相对稳定的思维程序，不包括价值观方面的判断。中西思维方式既有共性也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对中国特色思维方式的态度很可能会影响“认同”。
主假设6：“中国特色思维方式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在多个中华文化特色的思维方式中，我们选择了中国人偏好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相对于西方文化偏好的二元对立思维有所长）和综合思维（相对于西方文化偏好的分析思维有所长）。① 对这些思维方式的态度均是定距变量，与“认同”可进行相关分析。在这个假设下，分为2个子假设：
假设6-1：“中国式辩证思维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思维方式是比较抽象的概念，为了对这个假设验证准确，设立了2个问题（1个是通俗问法，1个是定义问法）共同测量相关性。假设6-2：“综合思维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为了对这个假设验证准确，设立了2个问题（1个是案例问法，1个是定义问法）共同测量相关性。
（3）信仰
信仰指对某种思想或宗教及对某人某物的信奉和敬仰，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当今中国无神论信仰占据主流，这与美国基督教信仰占主流有很大的差异。信仰是定类变量，可与“认同”进行交叉列表卡方检验。
主假设7：“不同信仰”与“认同”有明显差异。
（三）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假设
1.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理论
国际关系学界现有三大主流理论：现实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强调国际规范。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遵循的均是结果性逻辑。结果性逻辑的基本内涵是指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利益权衡。行为体是理性人，在面临决策情景时，能够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将手段和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理性地选择那些可以最大限度实现目的的手段，即成本效益比最好的方式，采取行动。”②“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选择’，国际体系文化范畴内的重要变量‘国际规范’是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议程。对于建构主义而言，行动性逻辑是适当性逻辑。所谓适当性逻辑，就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对行动是否合乎社会规范的思考，亦即规范决定行动。”③因此，根据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中的利益决定关系，“中国发展对受访国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利弊观决定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态度。根据建构主义理论中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对行动是否合乎社会规范的思考，对中国各种规范的认同率决定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
2.影响创新扩散的国际关系因素
（1）现实主义视角
主假设8：现实主义的“对中国发展与美国互利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在这个假设下，具体分为2个子假设：假设8-1：“中国发展对受访国有积极意义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8-2：“中国军事建设有利世界和平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
（2）建构主义视角
主假设9：建构主义的 “中国规范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对中国各种规范的认同细分为：民众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态度、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评价、对中国文化的看法、认为中国是否可靠可信。对这些规范的看法与对“认同”都存在相关关系，故提出4个子假设：假设9-1：“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9-2：“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赞同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9-3：“对中华文化的赞誉率”与“认同”正相关。假设9-4：“中国是否可靠可信”与“认同”正相关。
（3）中国外交实践
主假设10：“中国外交实践的赞同率”与“认同”互为因果。包括3个子假设：假设10-1：“对目前中美关系的评价的良好率”与“认同”互为因果。假设10-2：“对中国近5年外交评价的良好率”与“认同”互为因果。假设10-3：“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赞同率”与“认同”互为因果。
总之，本研究从跨学科视角提出10个主假设和56个子假设，并根据这些假设形成了问卷。由于篇幅所限，问卷内容从略。问卷中共包括73个变量。
二、系统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承担的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14ZDA053）课题组的问卷调查。2017年初，课题组利用自主设计的《中华文化印象调查问卷》经由北京益派市场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派）通过国际性在线调研公司Lightspeed在美国采用“在线可访问样本库”（online panel）调查方法，获取了大样本概率抽样问卷调查数据。调查的相关信息见表1。
益派于2017年3月20日提供给北大课题组关于美国受访者填写的美国问卷的SPSS格式原始数据。课题组对其进行了逻辑检验，清理1个有严重逻辑问题的样本，最后获得1011份有效样本。从人口构成的各方面看，样本基本代表了现在美国人口的大致情况，属于概率抽样调查。限于篇幅，样本分布情况省略。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数据误差范围理论上为±3.08%。
三、假设验证
本文利用SPSS 统计软件（S20.0版）对数据进行统计计算，对各项假设进行验证。
（一）受访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
理论对象假设“共同体”在海外扩散过程中，民众对其态度可分为：坚决赞同者、赞同者、中立者、反对者、坚决反对者，且呈正态分布的验证情况：
问卷中的问题为：您赞成中国政府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吗？答案为单选，选项分别为：①坚决反对②反对③中立④赞成⑤非常赞成。调查数据显示：假设成立，五种态度的比例呈正态分布。赞成率为23.7%。（表2）
（二）影响“认同”诸变量的数据汇总
诸变量分为定类、定序、定距三种，分别用不同方法检测。
10个主假设中，主假设1、2、7的子假设中，共有9个定类变量，将这些变量分别与“认同”进行交叉列表卡方检验，以皮尔森卡方值双侧显著水平值（P）来衡量是否有显著差异：P<.01为有显著差异，.05>P>.01有较显著差异，P>.05为没有显著差异，以此来验证它们与“认同”是否有显著因果关系。
主假设1-10的子假设中有64个定序或定距的自变量，将它们与“认同”因变量进行双变量的相关检验，相关双侧显著性水平 P<.01为显著相关（用**表示），
.05>P>.01为较显著相关（用*表示），P>.05为不显著相关。在相关的强度上，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刘德寰教授①的意见，标准如下：肯德尔相关系数（r）0.3以上为强相关、0.1～0.3为中相关、0.1以下为弱相关。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了“共同体”理念被美国民众认同，即探讨各变量与“认同”的因果关系。罗杰斯认为，在创新扩散研究中，因果关系的成立要满足三个条件：“如果参数X‘造就或导致了’变量Y，那么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X发生在Y之前;（2）X与Y必须相关或共变;（3）X对Y有一定的‘促成’作用，也就是说必须有理论支撑X是可以影响Y的。”本文根据罗杰斯对因果关系成立的论述，探讨“共同体”理念的海外扩散的因果关系。上述三个条件中。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012年首次在国内提出，2015年在联合国宣示，所以多数变量满足了条件（1）;本文提出的假设具有创新扩散理论、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支持，满足了条件（3）。条件（2）是两个变量之间必须显著相关，需要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得以验证，本文将在测试部分加以验证。
主假设1、2、7中共有9个定类变量，它们都发生在“共同体”提出之前，都是自变量。它们与“认同”进行交叉列表卡方检验，调查数据显示：有显著差异者有5个（55.6%），有较显著差异者有3个（33.3%），它们与“认同”有显著或较显著因果关系。没有显著差异者有1个（11.1%），与“认同”没有显著因果关系。
主假设1～9中有61个定序或定距变量都是根据相关理论提出的变量，发生的时间都早于 “共同体”理念提出的时间，因而它们是自变量;这些自变量与“认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检验显示：61对变量中，相关水平显著的（P<.01）有57个（占93.4%）;较显著的（.05
主假设10中有关中国外交的3个定序变量（子假设10-1、10-2、10-3）由于并非发生在“共同体”理念提出之前，因而它们与“认同”互为因果关系。数据验证表明，3个变量与“认同”都为显著相关。强相关有2个，中相关1个。相关系数最大的是0.357（“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赞同率”与“认同”互为因果）。
（三）诸假设验证情况
1.子假设被证实情况
定类变量与“认同”的皮尔森卡方显著水平P小于0.05为被证实标准，定序、定距变量与“认同”的相关显著性水平小于0.05为被证实标准，子假设被证实情况如下：56个子假设中有53个被证实，3个证伪。
2.10个主假设被证实情况
主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认同”有显著差异，大部分变量被证实（年龄、职业、政党倾向有显著差异，性别、民族有较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居住地没有显著差异）;主假设2～10均被证实。
四、结果分析與思考
（一）诸变量对“认同”的影响力大小筛选
本文要回答两问题，第一，美国民众对这一新理念认同情况如何？调查结果显示，赞同率只有23.7%，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哪些因素影响该理念被认同？准确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使研究结果具有实用价值，从而更有效地向美国民众进行精准传播。
56个子假设包含73个变量（其中9个定类变量，64个定序和定距变量）。哪些变量对“认同”影响大，哪些影响小？下面分别对定类变量和对定序、定距变量进行筛选，以找出影响最大的几个变量。
1.诸定类变量与“认同”的卡方值比较
对于9个定类自变量与“认同”因变量的关系，用交互表检验。筛选的标准为：通过P值进行第一轮筛选，P<.05进入考察范围，越小相关越显著，小者胜出;在几个P值都小于0.01的变量，通过相关系数Goodman和Kruskal的Tau-y系数进行第二轮筛选，系数大的胜出。P值和Tau-y值见表4。数据显示，对“认同”影响排名前三名是职业、信仰、使用推特（通过推特获取中国信息）。职业的Tau-y值为0.032，比信仰（0.022）高出0.010。
2.诸定序、定距变量与“认同”的相关系数值比较
64个定序和定距变量对“认同”影响大小的筛选标准是：首先看它们与“认同”双尾检验相关显著水平，相关显著水平P<.05的入选;入选者用相关强度的Kendall的tau系数（r）的大小来进行筛选，大者胜出。筛选的结果显示，诸变量与“认同”相关系数（r）大于0.3的有4个，0.3～0.2的有26个，0.2～0.1的有24个，小于0.1的有10个。
（二）对宣传工作的启示
多个定类变量和多个定序、定距变量对“认同”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变量对“认同”有影响，甚至较大的影响，但我们在外宣上能做的工作很少。例如受访者“职业”对“认同”影响比较大，但是通过改变受访者职业来增加“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赞成率”（以下简称“共同体赞成率”）显然是不现实的。各个定类变量（受访者的职业、性别、民族、居住地、信仰、政党倾向、是否通过本国推特接受中国信息、是否通过本国线上电影接收中国信息、是否通过本国线上电视接收中国信息）及一些定序和定距变量（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年龄等）都是如此，这类变量可称为“无为变量”。而通过我方的主动作为可以改变的那些定序和定距变量，可称为“可为变量”。对可为变量的筛选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看该变量与“认同”相关系数大小。一个变量与“认同”正相关的相关系数越大，就表示该变量对“认同”的影响力越大。因而，我们需要从“可为变量”中筛选出相关系数大的变量进行分析。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在0～1之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2就比较相关了，因而制定入选被分析变量标准为相关系数超过0.2者。诸可为变量中除中国外交中的三个变量与“认同”是互为因果的变量外，其余的都是因变量，其变化会导致“共同体赞成率”的变化。
其次，在相关系数较大的基础上，还要看“可为变量”自身数值大小。自身数值有两类：一类自身数值为百分比，各变量自身数值在0%～100%之间，自身数值越小，本身提升的空间越大，影响提升“共同体赞成率”的空间可能性越大。例如，“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率”和“诚信的赞同率”与“认同”的相关系数相同，但“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率”的自身数值为30%，今后通过中国媒体的努力，信任率可以提高到60%，从而可能会相应地提升 “共同体赞成率”。诚信赞同率的自身数值已达90%，自身提升的空间很有限，从而带动对“共同体赞成率”的提升也有限。另一类本身数值是“均值”，例如受访者一年内看过中国出版图书数量的均值，均值越小，提升“共同体赞成率”的空间越大。
要想通过我国的努力提高外国民众对“共同体赞成率”，要筛选出那些与“认同”相关系数较大，自身数值较小的变量。本研究将同时具有这两种特点的变量称之为提升“共同体赞成率”的潜力变量（简称潜力变量）。本研究认为，自身数值为百分比的，自身数值在60%以下的提升潜力为大，60%～75%的提升潜力为中，75%以上的提升潜力为小。自身数值为均值的，其提升“共同体赞成率”的潜力大小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1.潜力变量
美国民众的“共同体赞成率”为23.7%，有很大提升空间。美国64个变量中，与“认同”相关系数超过0.2的有30个，均为可为变量。其中，涉及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率的有6个（根据相关系数大小依次为对中国的政府媒体、公共媒体、新闻出版业、网络新媒体、商业媒体、电视台），这说明对中国媒体信任率与“认同”相关是个普遍的问题，把6个变量归类为对中国媒体的信任率，以对中国政府媒体的信任率为代表。接触中国媒体的次数的变量有8个（依次为1年中接触人民网、电影、国际广播、中国网、外语电视节目、图书、新华网、百度网的次数），这说明接触中国媒体与“认同”是个普遍的问题。这8个变量可归类为对中国媒体的接触率，以浏览人民网的次数为代表。将30个变量精简为18个，其中16个变量自身数值为百分比，介于19.7%～62.3%;2个为“均值”，均在0.29次以下。18个变量都具有提升空间，均为潜力变量。详见表5。
2.对我国外宣工作的启示
数据显示，提升美国民众“共同体赞成率”涉及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媒体传播、组织传播、中国人形象、价值观等多方面。
综合18个潜力变量与“认同”的相关系数及自身数值来观察，提升潜力最大的有以下方面：
第一是国际关系，有9个变量入围。其中，中国外交最为突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赞同率”（22.8%）和“对近5年中国外交的评价的良好率”（23.1%）与“认同”相关系数分别名列第一（0.357）和第二（0.356），而且相差无几。这两个变量与“认同”互为因果关系，这说明，做好和宣传好“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外交与提升“认同”相辅相成。其次，中国发展方面，“對中国军事建设有利世界和平的赞同率”（19.7%）与“认同”的相关系数名列第三（0.309），这启示我们，要向美国民众说清楚，中国发展军事是为了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消除中国威胁论对提升“认同”率有重要作用。“中国发展对美国有积极意义的赞同率”（24.9%）与“认同”的相关系数（0.276）排名第6，这显示，向美国民众讲明中国发展对美国是互利双赢而不是零和博弈非常重要。
第二是沟通行为与方式。有6个变量成为潜力变量，其中中国媒体对外传播方面，有2个变量，其中最突出的美国民众对中国对外媒体的信任率普遍偏低，对中国政府媒体的信任率（35.5%）与“认同”的相关系数（0.298）在众多变量中名列第5。对媒体的信任率会直接影响对媒体的接触率和影响力。因而采取措施提高美国民众对中国外宣媒体的信任率是提高对外传播效果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组织传播上有4个潜力变量，其中“对孔子学院的喜欢率”（37.2%）与“认同”的相关系数最高（0.273），高于“对中国体育国际表现的赞誉率”（0.264）、“对中国企业的印象的良好率”（0.255）、“参加中国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次数”（0.214），且在全部64个变量中名列第7。中国在美国建立了110所孔子学院和501个孔子课堂，近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警告并批评孔子学院是中国用来扩展海外政治影响工具，有个别孔子学院关闭。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在美国民众中提高孔子学院的喜欢率值得重视。
第三是提高中国出境游客的素质。中国游客印象的良好率（49.1%）与“认同”的相关系数（0.301），其在众多变量中排名第四。据美国商务部2017年8月11日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到访美国的人数近300万，增长了15%，旅行消费支出330亿美元，上升了9%。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已连续13年增长，其中12年都是两位数增长，而且从2005年至今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已经增长了10倍。目前，中国内地游客数量已占美国海外游客总量的3.9%，排名第五。①部分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使美国民众对中国游客印象的良好率不足一半。因而提高中国出境游客的素质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第四，在价值观方面，在所列的23项价值观（中华核心价值观11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项）中，对“共同富裕”的赞同率（60.3%）和对“集体主义”的赞同率（59.3%）与“认同”的相关系数（0.220、0.214）名列第1第2，成为潜力变量。这说明在诸价值观中，提升“共同富裕”和“集体主义”的赞同率更有助于提升“共同体赞成率”。
（责任编辑：姬德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