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歆

日常生活是琐碎的庸常的，文学如何反映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常，不仅是对作家叙事能力的考验，也是对思考人生、直抵精神的实质考验。

贵州作家黄冰的短篇小说《法国大使》，写了两位中年女性韩燕和南娅的日常生活和各自的情感故事。故事非常简单：她们都有各自的家庭，韩燕的丈夫肖真海、南娅的丈夫石恩江都是大学老师，一个教中文、一个教数学;她们也都有可爱的孩子，一个读中文，一个读医学。两个中年妇女的家庭，看上去平静、幸福、闲适，如同波澜不惊的一潭池水。

小说这样设置，真的有些平淡，有些单调，但作者似乎还不满足这样的平淡，还要用力走向极致，把两家人的活动空间“局限”在一个更加逼仄的环境中——他们住在顶层六楼，因为拉了个铁门，似乎就成了两家人的空间。虽然在这个铁门之内，还有另外一个家庭——一个单身男人、教务处长，但是这个人物并没有与韩燕和南娅的各自家庭产生“纠缠”，不过就是一个远远的伤感背景而已。同样，在作者笔下，肖真海和石恩江之间没有矛盾设置，韩燕和南娅之间也是风平浪静。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或是感伤，都是来自各自家庭的内部，或是来自个人内心深处。

家庭永远与情爱相伴，就像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说过的那样：“各个时代关于爱情都有形形色色的议论和箴言……有虔诚，也有庸俗，有诗意的赞颂，也有痛切的抱怨。”

作者选取情爱视角去平行展现两个家庭、两个女性的生活。那么这两个女性的日常生活复杂吗？不复杂，很简单。看电视、吃瓜子、做面膜、聊闲天、做瑜伽。那么他们的家庭生活复杂吗？南娅与石恩江离了十几年也没有离成婚，原因很简单，石恩江“对女人没兴趣”，什么家务事都不干，永远都是自己出去打麻将之类的消遣。韩燕这边呢，肖真海爱干净、做家务，但是他喜欢拉着韩燕参加各种聚会，而韩燕觉得没意思，反而羡慕南娅的生活状态。小说最后的结局，似乎有些高潮，南娅跟一个学校的保安好上了，石恩江把保安打了，同时还把几个学生牵连进去。南娅离婚后，韩燕天天跟肖真海在一起，形影不离，好像受到了某种情感上的惊吓。而韩燕再也联系不上南娅，甚至南娅把韩燕的“微信”也都给删掉了，两个无话不讲的好友，永远失去了联系。而且这种“失去”，在于某一方的主动行为。要知道，在当下删掉“微信联系”，比删掉电话还要严重，有着某种断绝关系的意味。

短篇小说《法国大使》，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总体上都是平静的。在閱读过程中，始终替作者担心，这样一种平淡故事，几乎没有任何惊人情节的出现，如何能够抓住当下见多识广、内心匆忙的读者？

但是仔细阅读下来，却蓦然发现字里行间隐藏着一种恐惧，这种深藏不露的生活恐惧，就是来自于“法国大使”这个“道具”的设置，或者说，就是因为这个特别的细节，使其成为《法国大使》“精神与思想”的落脚点和支撑点。因为“法国大使”这个“道具”，它不仅出现在故事的推进之中，还堂而皇之地成为标题，成为这篇小说最令人瞩目之点。

“法国大使”是一个名牌行李箱，很大，可以托运更多的生活用品，是可以随时离开家庭的一件便捷工具。在许多影视剧里，拖着行李箱离开的镜头，也就意味着情感上的“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情感上“分道扬镳”的特别标志。

这个“法国大使”行李箱，一开始出现在南娅家里，后来又出现在家庭和睦的韩燕家里。韩燕买它的时候，义无反顾，非常坚决，而且把它放在家里，随时准备派上用场。每个家庭都有行李箱，这不奇怪，但是预备好一个大号行李箱，在内心深处留作“离开”的心理准备，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也是最为惊悚的行为。

短篇小说一定要有道具，这个“道具”可以千奇百怪，但是一定要有特色，要成为独特的“那一个”。

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这个只活了29年的优秀小说家，曾经有个短篇小说《新娘来到黄天镇》，讲述了一对来自乡下的新婚夫妇的远行。其中“穿衣打扮”成为这篇小说的“道具”。

“他（丈夫）不时小心地低头打量自己的一身打扮……他用诡秘而羞涩的目光瞟着别的旅客”;而她（妻子）呢，则“老是扭头看看自己的胖袖，又硬又高又直”。就是这些关于“打扮”的简单叙述，将这对夫妻的身份、心理状态，阐释得非常清晰，成为读者阅读的一份期待。

小说《法国大使》的结尾，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庸常生活中的惊悚。尽管在韩燕身上，在韩燕的家庭中，这种惊悚还没有发生，但是这种“随时准备发生”的境况，似乎比真实发生来得更加可怕。

荷兰伟大的思想家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中说过“从前对他的爱越大，则对他的恨也将越大”。

把斯宾诺莎的话变成“文学姿态”，一定要有一个“道具”来支撑、去呈现。显然，在《法国大使》中，“爱与恨”的“道具”，就是那件随时可以逃离情感的行李箱。

“法国大使”这个“道具”贯穿在小说叙事之中，最后也终于成为庸常生活中爱与恨的最显著的标识。同时在写作技巧的层面上，作者也把原本是一个细节的“道具”，因为屡次出现，从而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情节，让小说在貌似平淡中，具有了深刻的精神内涵。

责任编辑   魏尚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