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越，修建军

一、“和”文化研究的现状

当前学界对“和”文化的研究，依据其研究主体的不同，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高校、社科系统为主体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二是社会各行业就文化产品的融入和文化氛围的构建的研究。前者的大多数研究成果是由高校、科研机构中的专业研究人员所研究，他们为 “和”文化的研究建构了最严实的史料基础，把“和”作为一种文化概念在思想领域中展示出来，实质性地推进了“和”文化的研究。

图1是CNKI数据库计量近六十年来高校、科研机构等关于 “和”文化研究成果(期刊论文)发表情况的总体趋势：

图1 有关“和”文化研究的总体趋势

CNKI数据库显示，有关“和”文化的研究，粗略统计有103586篇，对其中十万余篇论文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可得出：周来祥最早明确提及“和”文化，他在《我们时代的美是对立的和谐统一——关于美的一点浅见》中从“美是和谐”为核心的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出发，阐述了美学范畴的“和”，学界称之为“和谐美学学派”[1]；钟澳、戴钢书是最新成果的代表，他们的《以中华传统文化三大要素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贵和尚中”的和谐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三大要素之一,并指出“贵和尚中”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固有根基所在，对“和”文化的现代化诠释有利于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益探索[2]；席酉民、尚玉钒的《和谐管理思想与当代和谐管理理论》被引用率最高，文章认为和谐理论可以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和”文化在与时俱进的完善和发展后，形成了符合当代要求的组织和谐管理理论[3]；许华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研究》下载量最高，文章认为“和谐社会”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范畴，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和谐思想的研究，发掘出其思想中的主体向度、实践向度以及历史向度这三个层面的内涵。同时，在本世纪党中央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召下，在对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进行改革和创新中，真正的社会和谐必将实现[4]。

二、“和”文化研究的特点

通过上述四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可以看出“和”文化研究的几个特点：

第一，“和”文化的研究学科范围十分宽泛

无论是周来祥先生的“和谐美学思想”(美学)，钟澳、戴钢书的“和谐传统要素”(传统文化)，还是席酉民、尚玉钒的“和谐管理理论”(管理学)，亦或是许华的“和谐社会建设”(政治学)，皆是从不同的角度去验证了“和”文化研究的学科宽泛性。

图2是CNKI数据库有关“和”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

图2 有关“和”文化研究的学科分布

大数据显示：有关“和”文化研究的前十学科，分别为文化(38.25%)、文化经济(12.72%)、外国语言文字(11.33%)、建筑科学与工程(6.58%)、中等教育(6.57%)、中国语言文字(6.20%)、旅游(5.73%)、高等教育(4.94%)、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3.98%)、中国文学(3.77%)。通过图表可以直观看出，对于“和”文化研究所占比例最大的学科是“文化”，在所有研究成果中占有近四成的份额，试举例如下：

1.“和生”说的提出与“和生学”的研究。如：金岳霖、钱耕森的《中国哲学》指出“和生”是中国哲学的特征之一，是中国哲学紧扣主题的核心之一[5]；钱耕森的《〈太平经〉与“和生”思想》则通过分析太平经中的“元气”“阴阳二气”“中和”之气，不仅论证出《太平经》与《老子》及《南华经》一脉相承颇有渊源，并且得出三者都是对史伯“和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结论[6]；钱耕森、沈素珍的《论“大道和生学”的理论源流》通过对史伯之“和生”说、老子之“道生”说、庄子之“气生”说内涵与关系的梳理，得出了“大道之和气”是对以上三种观点传承，并由“大道之和气”塑造了“大道和生学”，指出“大道和生学”对现实世界，尤其是和谐社会的塑造有着积极作用[7]；汪韶军的《“和”文化研究的新拓展——评钱耕森先生“大道和生学”》是对上文提及的钱耕森创造的“大道和生学”的评价，他对钱耕森在史伯“和同论”的研究进行了梳理阐释，并从挖掘深度上给予了“发现史伯”的高度肯定和赞扬[8]。

2.“和合”理念的提出与“和合学”的相关研究。如：张立文的《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21世纪》通过对文化整合的课题梳理，提出了符合21世纪时代文化选择的“和合学”概念[9]；张立文接下来又在《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合学源流的考察》一文中通过音韵、训诂、考据的方法进一步对“和合学”的源流问题进行了补充研究[10]；张立文还在《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一文中回顾了近代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冲击，东方文化被“遗弃”之后，结合21世纪的文化诉求，提出了“和合学”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是最佳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导向的命题[11]；杜运辉的《我国哲学界关于“和合学”的讨论》则以学术研讨的态度对“和合学”的提出以及学界的多面看法进行了阐述，并且指出善于接受多方的声音才能使真理越辩越明[12]。

3.美学“和谐观”的提出和研究。如：庄锡华的《和谐是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终极追求》指出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小到人际关系的和谐，大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只有扬弃私有制的和谐才能实现人的理想追求与艺术审美的提高[13]；赵国乾的《论先秦时期和谐美学思想的逻辑倾向》指出奠定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的是先秦美学，而先秦美学的思想内核是“和为美”，并且阐述了其外部形势、内在统一和内容要素三方面的逻辑倾向[14]；张体勤的《基于和谐的管理美学初论》从管理学的角度上指出由于美学与管理学的结合，管理目标由单一的求真向求真、求美、求善三方面的和谐统一转变，这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结合[15]；黄念然的《中国古典和谐论美学的生态智慧及现实意义》指出由于中国古典美学中包含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其生态智慧的内容能够与当今社会的生态追求相契合，为当代生态美学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16]。

4.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整理和研究。如：夏乃儒的《儒家和谐思想的现代阐释》通过对儒家和谐思想的整体梳理，不仅有助于当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并且阐明的儒家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也对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参考意义[17]；沈素珍的《试论先秦儒学中“和谐”思想演绎之轨迹》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先秦儒学关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系统体系、思想规划、理想现实以及哲理化追求[18]；杨玉辉的《道家和谐之道的四个要点》指出道家的和谐不仅体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行动上，也就是和谐之道，而对和谐的追求正是通过自然无为、多样统一、超越对立和合道顺道四个要点达到的[19]。

5.西方和谐思想以及中外和谐思想比较研究。如：李素霞的《古希腊早期和谐思想初探》，通过对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两位古希腊哲学家哲学思想的研究，指出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偏对立和绝对，忽视统一和辩证，而赫拉克利特则对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进行继承和发散，提出了辩证统一的和谐理念，这对我国和谐思想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费多益的《无形之和谐——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表达和诠释》从音乐的角度另辟蹊径，指出弦乐赐予了古希腊许多思想家关于和谐理论阐述的无形依据，从无形到有形，是和谐思想具象化的历程[21]；晁乐红的《论圆点儒家和谐宇宙观——与古希腊相比较》以和谐宇宙观为切入点，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和谐宇宙观与古希腊的科学宇宙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得出了不同宇宙观对社会发展的利弊[22]；高秉江的《古希腊哲学中的和谐思想》指出基于哲学上“一”与“多”核心问题的讨论，导致古希腊许多哲学家都对由之产生的“和谐”问题有所研究，分别列举了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和谐研究，以期对全面理解和谐思想有所补充[2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文化”“文学”“语言文字”这一类理论研究占主体的学科外；“文化经济”“旅游”“建筑科学与工程”，以及因为图例规格而未能直观展现出的诸如“企业经济”(2.33%)、“贸易经济”(1.69%)、“服务业经济”(1.69%)、“轻工业手工业”(1.66%)等，这一类实践性的学科也占据了相当一部分的比例。这说明，研究人员在对“和”文化的研究中，充分发挥了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将文化主体投映在实践客体上，极大地拓展了“和”文化的研究广度和深度。

第二，“和”文化的研究得到了丰厚的资金支持

较早的一些有关“和”文化的研究，大多是没有申报课题项目、无法拿到资金支持的。试举例如下：杨目生的《古希腊早期和谐思想的探讨》通过对古希腊早期和谐思想的略论，以期正确认识以和谐思想为代表的东西方哲学思想史，并且科学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史观下的文化遗产[24]；杨目生在《古希腊中和观初探》中继续发掘古希腊和谐思想中的具体内涵，并且得出“中和观”是古希腊早期和谐思想的内核之一的成果[25]；王其俊的《孟子和谐观初探》从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角度分析孟子的和谐观，添补了当时对于孟子思想研究在和谐观领域的空白，丰富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和谐思想方面的内涵[26]；王其俊又在《先秦儒家和谐统一思想初探》中将和谐观的研究拓展到整个先秦儒学的脉络中，得出了先秦儒家和谐统一思想经由孔子开创、孟子传承、至荀子集大成的发展轨迹[27]。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学者自身认识水平的提高，加之社会上兴起了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对于“和”文化研究的课题申报、支持基金也越来越多。比如数据库中最新的一篇——《以中华传统文化三大要素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下取得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根据CNKI数据库显示，获得基金支持的论文共有4397篇。图3是CNKI数据库有关“和”文化研究的基金分布：

图3 有关“和”文化研究的基金分布

大数据显示：“和”文化研究的基金前十分别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65.6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67%)、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4.03%)、江苏省教育厅人文社会(3.86%)、全国教育科学规划(3.7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41%)、湖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2.15%)、陕西省教委基金(1.94%)、湖南省教委科研基金(1.79%)、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1.48%)。

可以说，在“和”文化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以国家为主导，地方各省共同扶持的项目基金群。这给“和”文化的研究人员传达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和实际的物质补贴。

第三，“和”文化研究机构的建立和发展研究

机构对应上文所提到的研究主体，大致也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高校科研机构。图4是CNKI数据库有关“和”文化研究的机构分布：

图4 有关“和”文化研究的机构分布

大数据显示：“和”文化研究前十的机构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12.26%)、华中师范大学(12.14%)、华东师范大学(11.97%)、山东大学(11.18%)、吉林大学(9.72%)、东北师范大学(8.99%)、武汉大学(8.71%)、复旦大学(8.49%)、西南大学(8.44%)、南京师范大学(8.09%)。

高校科研机构对于“和”文化的研究数量众多且比例相对平均，原因有三：1.相关公共选修课的开设。如各高校争相开设的诸如“中国传统文化”类的选修课[28]。2.相关社团的建立和评优。如某些高校开设的“尔雅社团”“和合社团”，在“全国高校百大优秀社团”的评比活动中，国学相关社团占半数以上[29]。3.相关专业课程的开设。如各高校国学班、国学院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二级学科[30]。这都或多或少推动了“和”文化研究的发展。

另一种是民间或地方团体机构。如：长沙“和文化”研究会、苏州和合文化基金会、福鼎市和谐文化学会、江西省和谐文化研究会等。这些团体机构的成立，对传承“和”文化、“和”文化进入社会各领域、弘扬社会和谐风气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和”文化研究的前景

通过对“和”文化研究的现状与特点的分析：“和”文化研究的社会有利条件显著，故当前“和”文化研究的前景依然十分广阔；但在“和”文化研究中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这是不可忽视的症结。

(一)有利条件

当下的社会氛围为“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2005年，中国政府就将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上日程。2006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问题和重大决策部署等[31]，这就为新世纪以来的“和”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而且，在近几年，尤其是2014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出席各项重大活动中，频繁提出了“和”文化相关的议题。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阐明“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在儒家思想中也有很深的渊源。”的事实[32]；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达“中国将深化同亚太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维护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的观点[33]；在出席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奠基仪式上，表达“用‘和’”文化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态度[34]；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中，明确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概念[35]；等等。再加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深深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观点的提出。这些都为“和”文化研究在大方向上提供了充足的有利条件。

(二)不足之处

“和”文化研究的不足之处，突出表现为研究模式的僵化。如果不对“和”文化研究的模式进行调整，那么今后对“和”文化的研究和转化就会面临缺乏创新性的困境。依照图1可知：“和”文化研究从2000年开始有一个突破性的上升，这个上升一直持续到2012年前后，到达最高点。这是由于当时社会上对“和”文化的推崇与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有很多可以进行创新和深入拓展的处女地。随着“和”文化研究的深入，单一范畴的研究“和”文化已经很难具备突破点和创新性。针对“和”文化研究在单一范畴上缺乏突破点和创新性的问题，只要随着交叉学科的出现，向多元领域进行拓展即可。

根据前文分析：虽然在“和”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文化与经济发展”“文化与环境工程”“文化与企业结构”“文化与管理变革”等等新兴概念，但是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论建构薄弱，又大多与现实脱节。图5展现出当下对于“和”文化的研究网络，确乎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文化”视域，而是分别以文化产业和跨文化交际为中心点，分散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势：第一种是将“和”文化融入社会各行业的产品生产和文化服务；第二种是将“和”文化融入不同文化管理体系的交流借鉴。但笔者经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对这两种研究方向的实践转化远远不足。因此，让“和”文化进入社会各领域，通过“和”文化与各行业间的结合，积累经验，才能弥补实践转化上的不足。

图5 有关“和”文化研究的研究方向分布

四、“和”文化进入社会各领域的思路

“和”文化进入社会各领域，就是要将其理论构建转化为现实成果。令人欣慰的是，当前已有学者注意到问题一角，并在有限的实践中归纳出了宝贵的经验。笔者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整理，总结出了当下社会各领域中，“和”文化实践转化的可行思路：就是将“和”文化的理念融入文化公益性行业的文化服务和文化经营性行业的产品生产中。文化公益性行业就是以素质教育为主体的教育产业，文化经营性行业就是狭义上的文化产业。通过对“和”文化在这些方面中实践成果的归纳整理，展现出“和”文化在实践转化上的真实状况，以归纳出“和”文化进入社会各领域的思路。

(一)“和”文化进入文化公益性行业

文化具有思想教化功能。依托当前形势，“和”文化已经融入下至启蒙学幼教，上至高校建设的整个教育活动中，并已经展现出初步成果。比如：孙红艳在《和谐发展、融合创新——和合文化办园理念及其实践探索》中展示了结合“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合学五大原理的幼儿园办园理念[36]；郑艳芳、杨香香、刘会娟、柳晓娜、杨忠儒在《童蒙养正 衡水市某小学打造“和”文化环境》中打造了以“和”文化为学校文化核心的小学[37]；郭军在《和谐教育:熔铸名校的品格与使命——东丰县第二中学“和谐教育”办学思想概要》中阐明了东丰县第二中学“和谐教育”的办学思想[38]；张智超、王旭在《当代大学生如何正确评析中国传统和谐观》中表示，重视“和”的精神，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39]。

当前，教育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和”文化的力量应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和”文化融入后的教育理念对人的全面发展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从启蒙教育到大学教育，在教育领域营造“和”文化氛围，正确引导学生的行为活动，并将实践信息反馈于理论研究中，弥补实践转化上的不足，是“和”文化进入文化公益性行业的思路。

(二)“和”文化进入文化经营性行业

“和”文化概念要融入文化经营性行业的推广中，必须做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文化与文娱活动的结合就是“和”文化在文化产业领域创造性转化的关键。当下社会中的主流文娱方式有：音乐、美术、体育、饮食等，相关研究也已经逐步开展。比如：戴昕萌、温波在《论古琴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中提出“在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古琴文化在人的身心内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系统中能起到调和、调节、调整的和合作用”[40]；钟长祺在《浅析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一团和气”中“和”的寓意》中解释了木板年画传达“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社会各界和谐共处”[41]的寓意；蒙祖敏在《浅析三都水族生态体育的和谐文化价值》中通过对三都水族生态体育的剖析，指出“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体现体育与人和自然之间三者辩证统一的关系[42]；张立文在《中华和合学与当代茶道文化的精神价值》中指出了中华和合学与当代茶道文化具有精神价值的契合性，在茶的中和、恬淡的性情中，能够完成修身养性的实践目标[43]。

2.“和”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只有将“和”文化与那些和文化、教育本无直接联系的其他行业相结合，才能做到“和”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当下，各行业都热衷于发掘行业内本应有的“和”的特质，或将“和”融入行业内，形成全新的理念结构。例如：耿志刚在《传统文化视域下现代企业伦理探析》中提出将儒家所构筑的和谐发展观融入当代企业伦理中的构想[44]；门莹在《和谐价值观视角下的城市绿地系统建设探索》中阐述了和谐价值观与城市绿地系统建设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45]；于家涛在《基于和谐思想的写意设计方式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浅析——以2014年北京APEC峰会场馆景观设计为例》中构思了将和谐思想通过写意精神进行深入表达，探索具有时代特色、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景观设计方法[46]；曲瑞丹，王年文，滕硌宇等在《“中和”思想在餐具设计中的应用》中表明中和思想对餐具设计的影响重大[47]。

总之，“和”文化通过进入文化经营性行业，在更加广泛的社会行业中被传递，“和”文化的文化产品蔚为大观，也能促进与之相关的新兴概念的研究，这就是“和”文化进入文化经营性行业的思路。

五、总结

CNKI数据库虽然不能完全反映所有文献资料的状况，但是窥一斑可知全豹。当下正处于一个大力宣扬传统文化，“国学”热的时代，这为“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但是，作为研究人员，不能固步自封，要清醒地认识到，想要更好地研究“和”文化并且传承下去，不能仅限于在“传统文化”视域下对其进行剖析，应该将目光放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进行灵活的变革。毕竟，任何思想，如果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那么就失去了源泉和动力，必将泯然于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