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晨钰

许知远关心全世界的年轻人。

他走上台，作为一场浮世绘展览的嘉宾。标志性的白衬衫、修身牛仔裤，右边的屁股兜里卷着一本蓝色封面的书。相比起两位嘉宾的拘谨，许知远显得放松，手臂搭在椅背上，脚下穿着人字拖。

他再一次成为发问者。许知远向来自日本的嘉宾询问：“看着日剧、漫画长大的日本年轻人还能否理解江户时代的浮世绘？”

这是一个典型的“许知远式提问”。

在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他总是试图追问他的采访对象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他问林志玲，怎么看东亚社会审美的单调性？他问俞飞鸿，你那么美，为什么要拍那么庸俗的剧？他问李诞，生活哪有这么严峻？他问木村拓哉，有没有想利用自己的能量改变日本？他问张艺谋，你为什么要拍一部烂片？他笨拙而执着地发问，除了把天儿聊死，他很少能得到真正的回答，他因此被称为“最不会聊天的主持人”或者“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

在这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成了一个被群嘲的词。在之前的采访中，许知远的朋友还特意叮嘱记者，千万别把许知远写成“公知”。许知远没有这种担忧，“我当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从不讳言这一点”。

他成了被攻击的“靶子”。在接受“红板报”采訪时他说：“在这样一个反智的时代，我坚定地声称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它必然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冲突。”

许知远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他当然知道一旦涉足大众传播，就不可避免招来非议，“你也可以非常爱惜羽毛，就在知识分子世界里，与大众不发生关系，你的形象或状态一直是那个样子”。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不是许知远的。

也许是因为他足够自恋，也许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他决定还是要做一个“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要“对世界进行广泛发言”：他写专栏，开书店，录电台，做访谈……

在《十三邀》里不断以“知识分子”的身份试图唤醒采访对象却屡屡碰壁之后，许知远或许在另一个时空里找到了慰藉。他今年一口气出版了两本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和《游荡集》。

许知远说前者是他“四十年来最重要的作品”。书里回顾了梁启超从出生到百日维新失败流亡日本的岁月。这不过是梁启超传的前奏，许知远计划要写三卷本，使其成为一部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展现出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这是他在视频访谈中最想从嘉宾身上得到的，但要么被云淡风轻地一笔带过，要么被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诨过去，要么被正襟危坐地忽视了。

“梁启超那一代人也面临一个加速度的、技术革命与知识爆炸的时代，他应对这些变革时的勇敢与迷惘”，激起了许知远强烈的共鸣。这或许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十三邀》，他追问梁启超，时代的困境到底何解？

“假如你邀请梁启超上《十三邀》，会如何自我介绍？”本刊记者问他。

许知远没有思考太久，“我想做他的追随者”。很快，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会很诚恳地跟他说我想追随他”。

散文集《游荡集》则收集了许知远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的意念断片。许知远边走边聊，口中还是絮叨着同一个母题：对当下中国的不解，以及试着理解这个时代。

他是个游荡者，穿梭在不同时空，只寻找一个答案。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许知远选了罗振宇作为《十三邀》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这简直是一次灾难性的对谈——一个“可怜唱挽歌的人”与一个“那个唱挽歌的人”。许知远不认为知识应该如此实用，而罗振宇却觉得“本该如此”。

第一次尝试，许知远没能找到“知识分子”的知己。也许，往回找会运气好一些。

“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许知远再三向蔡澜强调，自己很喜欢这句话。蔡澜的父亲蔡文玄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是一位爱国青年，曾在汕头办报呼吁“谋国之士奋然兴起”。许知远以为从小耳濡目染的蔡澜也许能解答他的问题。他相信，“感官主义者”蔡澜内心一定是“道德主义者”，面对当下这个社会，他如何自处？

蔡澜四两拨千斤，用琳琅满目的吃吃喝喝挡了过去。许知远再追问，蔡澜劝他：“不要想得太多呀，老兄。”

类似挫败是常态。对许知远而言，写梁启超传是一个“避难所”，“我也深深地被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强烈的，想去改变社会、参与行动的那种热情所打动了，因为我们这代人其实普遍属于行动无能的一代人”。

梁启超是在许知远游荡书店时被发现的。2013年，刚过37岁的许知远厌倦新闻业，从北京搬到旧金山。他喜欢到哥伦布街上的城市之光书店打发时间。他记得那天一进门，就在推荐书架的位置上看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梁启超。那是一本印着很多人的书刊封面，大约30岁的梁启超一扭头，就能挨上印度诗人泰戈尔和阿富汗思想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许知远一下子被击中了。他最早是在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少年中国说》里知道梁启超的。许知远的偶像、台湾作家李敖也在《北京法源寺》里写过梁启超。决定写梁启超之后，他数度翻开《北京法源寺》，带着它去法源寺闲坐，想象李敖笔下的那个世界，这能帮助他理解当时的社会情绪和人物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