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悦天

摘要：买办阶级是近代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对其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正确科学的认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摒弃以往学界相对流行的狭隘历史史观，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唯物发展史观出发，对近代买办阶级的历史作用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阐述，透析它在经济、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梳理深化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又提出了其带来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买办阶级;历史作用;近代化;现实启示

1.引言

买办阶级（以下简称“买办”）是近代中国的特殊产物，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曾经表现积极的新生代力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近代中国多领域的发展和变化。对买办研究进行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近代史学界对其研究评价主要分为两种论断：一是“阶级论”，对买办的历史影响基本否定，二是“中介论”，全面肯定其历史作用[1]。这两种理论存在的主观色彩浓厚，仅仅片面强调买办的正面或负面作用影响，因而对买办的透析评价也失之偏颇。因此，科学综合运用各种唯物史观，辩证地、历史地重新认识买办的历史作用是很有必要的。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消极而反动的一面，又不可忽略买办在中国经济社会初期现代化当中的先导力量和积极推手作用。本文全面论述买办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影响和作用，首先它对近代中国经济、文化、思想等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并客观分析其消极影响，再审视并深化对买办历史作用这一课题的系统认识，并挖掘其给我们带来的重要现实启示。

2.买办的概念和产生

“买办”本意为采购者，源自葡萄牙语单词“Comprador”。而中国近代跌宕起伏的社会环境，则赋予其更多的含义。“买办”的职业定义如下：帮助西方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贸易活动的中间人[2]。

最初的买办在后来的发展演化进程中主要分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它的发展分为两个历史阶段：19世纪的形成和发展与20世纪的进一步发展与衰落，这样我们可以在后面部分更好地理解买办的历史作用及地位。

买办是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兴起的。《南京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标志，在里面有如下规定内容：“今大清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依照向例（公行制度）乃凡有英商等赴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便……其随意雇觅跟随、买办、通事，均属合法，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3]。至此，鸦片战争前官方的对外贸易窗口“广州十三行”开始被近代买办阶级取代。“买办”这一商人团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对后来的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3.买办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3.1 买办阶级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3.1.1 对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买办推动了中国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19世纪中后期买办积极而大量参入的各种购销洋品、土货的商贸活动直接带动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分化和瓦解了已存在数千年的中国封建小农自然经济，开启了中国社会经济初级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尚属处于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格局，对外贸易份额在整体经济分量不足轻重。清政府相继和外国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及沿海和沿江城被迫对外开放以后，大量洋货如洋布、洋纱、洋油等，经由沿海沿江口岸城市逐步进入内地和农村地区，这些相对质优价廉的洋货在华销售份额及内地市场逐步扩大，熟悉中国市场的买办的直接参入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向推动作用[4]。拿洋布作例，在五口开放通商的早期，仅沿海沿江的市民阶层可购买使用洋布材料，而到了19世纪末的情况却是：“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5]。以上等事实说明当时洋布取代土布的潮流趋势是明显而不可阻挡的。以洋布、洋纱为典型代表的大批量洋货在晚清中国市场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小农自然经济的加速解体[6]。

从当时对外经贸发展情况看来，近代买办将外国资本和中国农民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中，促使中国相当部分地區的茶、丝等农产品农产品生产日益商品化，最终导致当时中国传统自然经济逐步走向分化瓦解。

3.1.2 对现代商人阶级产生的直接推动

买办直接推动了现代意义上商人阶级的出现。在买办产生之前，中国社会传统商人往往指的是进行商贸往来的人们，尽管出现了许多富商和商帮，但受种种阻碍因素的影响，商人群体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阶级，仅仅是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已。而买办阶级产生之后，逐渐扩大了经营范围。买办把从内地采购的茶叶、生丝运到中外通商口岸销售，加上沿海商贸活动，他们渐渐地解脱了传统自然经济，商业活动经营范围扩大。从采购到推销，从商业到金融业甚至扩展到工业等当时各个新兴领域。由此，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3.1.3  对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有力推动

买办商人的经济管理能力和投资行为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与进步。

在当时，不仅新式西方工业机器，还有先进的科学管理方式，如合股制度、保险制度、合同法、有限责任等，都在近代买办创办的各类企业中大量得以投入和运用。这些来自西方的科学管理制度由于买办阶级的积极推动，在中国近代企业中逐步施行下来。同时在创业具体过程中买办也学会了解决企业发展规划、预算编制以及成本结构确定、产品定价等近代企业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2]。不容置疑，对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开启而言，这一切几乎都是弥足珍贵而不可或缺的。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有着上千年封建自然经济传统又饱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40年之后的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和小农经济中的农民群体，不可能、也很难体会并把握当时那些先进的西式理念、技术和方法，买办们却由于独特优越的自身条件而可以熟悉运用，从这点上说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先驱者和推动者。

3.1.4早期买办阶级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观念革新方面的带动促进作用

买办的产生和发展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在思想文化领域，买办起到了推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有力带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

时代的变化促使买办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和背离。由于职业或事业的需要，买办可以接触到当时西方的各种先进文明成果，他们视野和思想相对较为远阔和开明，与其他阶层相比，对中西社会各种差距有着更深层次的切实体会和感悟，这也是他们开始向西方文化广泛学习的主要内因。

从衣着打扮来看，买办们不再穿长袍大褂，而尤其喜欢中装。“蓝绸长袍和在剃过的头上戴一顶绷得紧紧的瓜皮帽。”同时他们也冲破封建礼教藩篱，如不允许女儿缠足、见面时要握手等，可谓是思想文化上的一大突破。从他们子女教育方式中也可看出买办与中国传统习俗的进一步突破和背离。他们很少鼓励孩子去学习儒学经典以及参加科举考试，其子女大多就读于国外举办的学校，[2]。这显然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进步。

3.2 买办阶级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消极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对外大门被迫打开，买办阶层因与外商利益上具有的交汇点越来越多，而使之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随着广州十三行的没落，买办阶层逐步成为垄断中外贸易的中间商，其中的一部分逐渐失去公正爱国甚至中立立场，趋附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下，欺压中国商人，有时还可以分享外国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的赔款。随着资本主义侵略不断深入，买办阶级作为资本主义侵略的工具作用日趋持重和明显，造成大量中国社会财富被掠夺，而人民生活却日益贫苦。

4 买办历史作用的现实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买办阶级或被消灭或得以改造而成为服务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群体。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大门不断敞开，许多外商到中国投资、经营，出现了大量在国内贸易公司和外企担任各类高管的中国人。他们为外国企业工作、服务，这一点与近代买办阶级类似，也有人称他们为“新买办”[7]，但其与近代买办的本质截然不同。

首先，历史背景不同。近代买办是被迫开放的中国与外国资本家的中间人，他们为洋行利益而服务。“新买办”是中国主动对外开放的产物，他们本质上是代表了中国利益，并且尽可能在对外贸易和中外经济交往中实现平等互利的双赢。其次，社会影响不同。近代买办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同时也掠夺了大量社会财富，剥削了劳动人民。“新买办”则在对外经贸与吸收学习外资、技术、管理等方面起到积极带动和传导作用，顺应并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但是，令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尽管两者本质相差甚远，但同是为外资工作，这其中难免会出现如近代买办一样的不利因素。其一，买办官僚化和官僚买办化，这在近代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近年来，一些受外商雇佣的“新买办”，为帮助外商在中国开拓市場、寻找商机，处心积虑、花样百出地向掌握重要行政审批权或市场资源监督权的国家公职人员行贿。相关资料表明，外企在我国行贿事件近10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大量腐败案件，其中大部分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8]。这些内外勾结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商业道德，扰乱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秩序，损害了国内某些企业甚至重要产业的健康与发展机遇。其二，西方不良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渗透[9]。就如同近代买办将西方的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奉为圭臬一样，“新买办”利用自身话语权和文化传播的优势，为外国文化代言。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精美”“精日”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片面地要求以西方价值观为标准，去衡量、裁判其他民族的文化，甚至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精神加以批判。他们的做法弱化了国家的整体民族凝聚力，给社会稳定和人民内部的团结带来不良影响。

对此，我们应当以史为鉴，认真吸取近代买办阶级的历史教训，防止这些不良影响愈演愈烈，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新买办”的角色已经转换，我们应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用其长，限其短，引导其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第一，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新买办”在制度保障和规制的大框架下，真正起到对中外经贸来往、中西文化交流的推动作用，实现互利共赢。第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加强政府采购监督和国家重点工程招标法案，加大对重要涉外公权力的监督和惩治力度，对出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要严惩不贷，坚决杜绝买办官僚化、官僚买办化的发生。第三，增强“四个自信”意识，特别是文化自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稳妥地输出中国各类优秀文化产品和文化理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综合国力较量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结语

近代买办阶级是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中一股新生阶级力量，它的兴起、发展、顶峰到后来的消亡可以说紧密伴随着中外经贸、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关系的发展演化史，并贯穿于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对于买办阶级历史作用的全面否定论和作用抬高论都是有失偏颇和不可取的，唯有全面、唯物、唯物地审视和分析它才是重新认识历史问题和解决实现问题的科学正确之途。买办阶级的积极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推动了近代中国经济、文化、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近代化。可以说，正是有了买办阶层对当时中西器物、文化等方面的对比反思，才开启和极大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二波大范围的从小到衣食住行用、大到救国救民道路探索的“西学东渐”进程。

当然，另一方面，近代买办阶级的对外经济依附性和对内掠夺性决定了它的软弱妥协性和反动性，这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所谓“新买办”，我们应当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和科学正确的思想宣传教育路线，防止新时代中买办官僚化和官僚买办化的出现，坚决捍卫国家和民族的经济主权、重大经济利益和思想自主权，努力做到兴其利除其弊。

参考文献：

[1]张萍.近代买办研究综述[J].清史研究，1996 （01）：111-118.

[2]吴国民.对十九世纪中国买办阶级的再认识[J]，人文杂志1994年第2期，P109-111.

[3]中国海关总署.《中外旧约章大全第一分卷（1689-1902）》[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4年6月，P353.

[4]鲜乔蓥.浅析买办与中国早期现代化[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03）：31-37.

[5]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07，P223-232.

[6]吴羽.买办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J].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综合版），2006 （04）：58-60.

[7]任丽梅.新买办的辩证分析与管理对策[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 （01）：67-71.

[8]沈泉涌.谨防“新买办”[J].经营与管理，2007 （06）：6.

[9]孙正甲.中国加入WTO后买办寻租现象透视[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1 （06）：6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