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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供给态势及其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2019-08-30肖国安刘慕华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4期
关键词:固定效应模型

肖国安 刘慕华

[摘 要] 基于我国1988—2017年粮食供给相关数据,设定一个动态评估标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粮食供给能力区域差距问题。研究发现中国粮食供给能力区域差距明显,主产区粮食供给能力处于较高水平,非主产区变化不大;东部地区最差,中部地区优势日益明显,西部个别地区发展较快,但是整体速度缓慢;向中、西部加速聚集,向欠发达地区和非农业优势地区分散转移的趋势明显;差异造成粮食减产足以为1569万人,提供每年400kg/人的粮食,导致宏观粮食供给能力的降低;种植面积、粮食单产水平、涉粮有效灌溉面积和机械总动力能够促进粮食供给能力的提升,涉粮化肥施用量和农村劳动力数量指标则呈负向效用。

[关键词] 供给能力;人均粮食供应量;区域差距;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9)04—0051—09

Abstract:The criteria for dynamically assessing food production is established. It is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regional gap of Chinas food supply capability by employing a fixed effect model and estimating China's per capita food supply (PCFS) in 1988-2017 at different scales. It shows a significant gap in food production in China. The food supply capability in the major areas maintains at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Meanwhile, the variation is negligible in the minor areas.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ood supply capability in the eastern areas is the worst. However, it shows a growing and distinct advantage in the central areas and some of the western areas. Chinas food production is accelerating to aggregate to the provinc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areas, and decentralized transferring to the undeveloped and nonagricultural dominant areas. The regional gap leads to food reduction supposed to be affordable for the living of 15.69 million people with an annual per capita food supply of 400 kg and leading to a declined macro food supply capability. Additionally, cultivated area, food per unit yield, foodrelated effective irrigated area and total mechanical power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improving food supply capability. On the contrary, the amount of foodrelated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the indicator of agricultural practitioner show negative effects.

Key words: food supply capability; per capita food supply; regional gap;fixed effects model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地区间粮食供给水平差异问题也日益突出。基于粮食供给对粮食安全的直接决定关系,国内从宏观层面开展了大量关于粮食供给的研究工作,2000年我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之前,研究大都集中于分析我国粮食供给的趋势变化、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1][2]。2000年以后多集中于对粮食减产的宏觀尺度分析[3][4],探讨国家层面上粮食总供给减少的因素,以及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和解决措施[5]。研究宏观层面的粮食生产和总体供给规律,对指导整体粮食生产、制定宏观战略有重要意义。然而,总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供给状况的指标,不能反映局部供给特征,因此不适合评估地区或者城市的粮食供给状况。尽管,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通常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忽略空间因素,在不考虑自然资源和区域差距异质性的情况下,将研究对象整体化,或假设社会整体为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这显然与产业聚集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带来的多重差异现实情况相矛盾。

当前,关于粮食供给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但是,从区域视角研究粮食供给的影响因素及区域转移导致后果的文献不多,且已有文献多聚焦于人均粮食供应量的变化特征和局部差异分析上[6]。例如,潘竟虎和张建辉采用ESDA、重心迁移、GWR等方法,对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人口数量、城镇化率是导致人均粮食占有量变化的主要因素,但是仅研究我国县域变化[7]。张利国和陈苏等人运用Griliches生产函数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范围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影响因素,认为稳定的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是粮食供给能力提升的基础[8]。高军波、谢文全等人基于人口、经济、粮食生产的视角,运用重心计算及空间耦合分析模型,对河南省县域粮食生产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人-粮-经”的空间错位格局日趋严重,人口重心地区的粮食供给能力较高,但是经济发展滞后严重[9]。李亚婷和潘少奇关注了我国人均粮食供应量的差异问题,但是仅对区域粮食供给时序特征进行分析,没有对粮食供给区域差异及其导致的后果进行测算[10]。

综合而言,已有文献多研究宏观或局部的粮食供给态势及其影响因素,但并未对多维度的区域粮食供给及区域差异导致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系统的剖析。事实上,我国粮食供给态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区域特征,基于现实需求和粮食安全战略的总体要求,中央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要“优化区域布局,提升粮食供给能力”的要求,激活生产新动力,增加粮食的有效供给,践行“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战略性承诺。鉴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宏观、区域以及省域范围粮食供给能力差异、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导致的后果等问题进行研究,所做主要工作体现如下:(1)选取人均粮食供应量(PCFS)为评估指标,并确定一个评估标准;(2)通过以生产条件划分的主产、非主产区,以经济发展划分的东、中、西部和省域范围三个视角对中国粮食供给差异进行评价和分析;(3)选取区域PCFS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结合区域自然条件和经济要素相关指标,分析区域FCFS差异的原因以及各变量对PCFS的效应,进一步对区域粮食种植转移导致的后果进行测算;(4)为缓解区域差异和提升宏观粮食供给能力提出政策建议。

一 方法与数据

(一)评价类型

从我国粮食市场实际供给情况来看,在库存稳定,大米、小麦、玉米等主要谷物数量比例合适的情况下,当人均粮食供应量达到370-385kg时,能够实现粮食供求的大致平衡,当人均粮食供应量高于385kg时容易出现农民卖粮难问题,当低于370kg时容易出现粮食供给困难。陈玲玲和林振东等人[11]基于粮食安全保障的研究,认为人均年粮食消费量400kg为最低保障,封志明[12]、邓宗兵和封永刚等人[13]进一步考虑人口扩张、经济、社会、营养供需、粮食生产特征等方面因素分析,当人均粮食供应量为250-400kg时处于温饱阶段,400-600kg时进入粮食消费的小康水平。贺一梅和杨子生[14]从粮食安全视角对我国区域人均粮食需求量进行分析,得到我国要达到基本小康社会,人均粮食消费量需达到391kg。程国强、陈良彪[15]根据我国粮食库存量,考虑人口增长,预测到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达到437kg才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2030年向富裕阶段过渡时期人均粮食消费量为472kg。马永欢、牛文元[16]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仿真模拟了2020年按照人均每日主要营养供给量若要全面达到小康水平的标准,人均粮食消费需达到450kg。进一步,陈百名[17]基于农业资源承载力和居民健康营养需求,预测到2050年人均每日主要营养供给量若要全面达到富裕水平的标准,则人均每年需要消费500kg粮食。

综上所述,将人均粮食供应量划分为(HI)严重不安全型、(I)较不安全型、(RI)温饱型、(RS)较安全型、(S)小康型、(HS)富裕型六个类型,作为粮食供给能力的评价标准(表1)。

(四)数据来源

诸多指标中,多以农业总量指标的形式公布,没有对粮食相关指标进行单独统计。论文参考马晓河和蓝海涛的方法[18],假设与粮食有关的指标在农业作物中呈均衡分布状态,以粮食播种面积为调整系数,对研究涉及的指标进行近似推算。由于推算数据非直接指标,因此称为涉粮指标,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如表2。

二 供给态势评估结果与分析

(一)主產区、非主产区粮食供给差异演变

图1(a)描述了1988-2017年期间主产和非主产区人均粮食供应量的变化情况。整体上,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具有波动向上的特点,但主产区增长幅度明显高于非主产区。

1988-2017年期间,粮食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的粮食生产类型均未出现温饱类型,主要是两个产区之间差异较大,非主产区供给类型未出现明显变化,尽管1998-2002年期间出现短暂提升,但整体基本处于严重不安全,主产区供给水平表现由较安全类型过度到小康类型并向富裕型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主产区7年次为较安全类型,7年次为小康类型,16年次为富裕类型,非主产区,29年次为严重不安全类型,1年次为较不安全类型(表3)。

(二)东、中、西部粮食供给差异演变

图1(b)描述了1988-2017年期间,东、中、西部粮食生产变化情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2000年之前,东、中、西部三个生产区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在1997年之前,东部地区的粮食生产要高于西部地区,1997年开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表现为小幅度的波动, 2000年之后东部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差异越来越大,而西部地区有向中部地区缩小差距的趋势,尽管幅度较小。第二阶段在2001-2009年,中部地区波动上升,这一阶段的西部地区较1997-2000年期间的水平,为小幅度波动下降趋势,并且几乎每个波峰都与中部地区的波谷对应,波谷与中部地区的波峰对应,东部地区则表现为持续下降。第三阶段在2010年之后,中部地区稳步上升,西部地区缓慢增长(虽然2008年就表现为上升趋势,但是并未突破2000年365kg的供应水平,2010年的372kg为西部地区的新增长点),东部地区依然持续下降。分析还发现,1997年、2000年,2个粮食生产下降期,中部地区下降幅度较小,东部地区下降幅度较大。

中国区域粮食供给能力差距较大,主要表现为东中、东西、中西部的三重矛盾,东部地区粮食生产主要由较不安全向严重不安全类型转变,严重不安全类型出现18年次,较不安全类型12年次。中部地区粮食生产类型由温饱类型向富裕型迈进并且增长快速,温饱类型2年次,较安全类型5年次,小康型7年次,富裕型16年次。西部地区主要由严重不安全类型向较安全和温饱类型增长,严重不安全类型5年次,较不安全类型11年次,温饱型12年次,较安全型2次(表4)。

(三)省(市、自治区)粮食供给演变

计分规则为出现严重不安全一次,得-2分;出现较不安全一次,得-1分;出现温饱一次,得0分;出现较安全一次,得1分;出现小康一次,得2分;出现富裕一次,得3分。5年一个周期,对每个省份进行计分,得分越高越安全,越低则越不安全,颜色越深表示得分越低。

图2(a、b、c、d、e、f)是各省每五年为一周期的粮食供给能力评估结果。评估显示,红色区域逐渐减少,表明我国粮食供给能力在逐渐提升,空间上表现为向中部和北方地区加速聚集,向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分散转移,向非农业优势地区转移趋势。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等沿海经济高发达地区的得分一直最低,主产区以外的新疆、陕西、西藏、云南、广西等内陆地区发展潜力较大。

不安全类型、较安全、温饱、较安全类型发生的频次和出现区域整体逐渐减少,小康和富裕类型发生频次和地区有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总体来看,中国粮食供给能力呈现向好趋势。1988-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严重不安全类型频次由58次下降到42次,14个地区减少到10个地区;较不安全类型逐渐转向温饱类型由21下降到20次,11个地区减少到5个地区;温饱类型由25下降到12次,地区由8个地区减少到4;较安全类型保持在22次,地区由8个减少到7个;小康类型由9次上升到23次,5个地区增加到8个地区;富裕型由13次到36次,4个地区增加到8个地区。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计量回归结果

为了控制不同地区无法观测的因素效应,文章试图利用固定效应(FE)回归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6中横列(1)-(3)报告了样本的普通最小二(OLS)乘回归模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随机效应回归模型(RE)的回归结果。在进行固定效应模型时,回归结果拒绝了样本无截距项的假设,因此论文初步认为样本每个个体具有不同的截距项,进一步构建OLS虚拟变量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个体P值均小于0.05,所以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OLS回归模型。应用Hausman检验固定或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加合理。

结果显示,纵列(1)粮食播种面积、(3)粮食单产水平、(8)农村劳动力数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4)涉粮有效灌溉面积、(6)涉粮机械总动力在5%的水平上显著,(5)涉粮化肥折纯使用量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分析各变量对粮食供给能力的效应: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水平、涉粮有效灌溉面积、涉粮机械总动力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粮食供给能力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当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水平、涉粮有效灌溉面积、涉粮机械总动力每提高1%时,粮食供给能力将提升1.076%、0.612%、0.849%、0.172%。列(5)涉粮化肥施用量和(8)农村劳动力数量与粮食供给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一直以来,以产量最大化的生产模式导致化肥的投入过量,尽管短期内实现了粮食总产量的大幅提高。但是长期来看,既不符合新经济时期越来越高的粮食消费需求,也不利于粮食产业的可持续性[19],而受区域差异和种粮比较效益的影響,农村劳动力流失对粮食生产造成不可持续影响,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聚集的中部地区,经济水平和农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表7),劳动力的流出,不利于粮食生产的长期发展,基于粮食生产与粮食供给的直接导向关系,对宏观粮食供给能力的提升形成制约[20]。列(2)涉粮成灾面积的系数为负,列(7)涉粮农药使用量的系数为正,但都不显著,说明列(2)和(7)对粮食供应能力的作用不稳健,侧面说明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供应异常变化,农药的使用虽然能够增加粮食总产量,但是不利于生态农业的发展,从而降低粮食有效供给的间接效应途径。

(二)种植转移导致粮食供给能力区域差异扩大

种植面积是能否生产足够粮食,保障有效供给的基础,基于其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政府要求耕地面积不能低于120.19万公顷。但是,中国的粮食生产格局并不完全符合农业生产资源的区域差异和优势,很大程度上受当地经济发展和利益驱动。例如,拥有丰富水资源,气候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和农民收入最高,失去耕地最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地区,耕地面积不断增加,较高比例的农田受自然灾害和水资源局限的影响(表7),粮食供给能力的评估得分却最高(图4(B))。尽管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种植面积有所增加,但有限的水资源和自然灾害限制了粮食供给能力的增长。

(三)区域差距导致的后果

根据公式(1)-(3),计算出1988-2017年间,由于粮食作物的种植转移和改变,导致全国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减少了672.79万吨(图3(b)),粮食减产足以为1569万人,每人提供400kg/年的粮食。相比之下,同期PCFS实现平均增长率为0.82%,如果减少种植的区域转移,为0.84%,比现实高出了2.4%。转移还导致宏观粮食供给能力降低了2分,尽管中部提升了18分,但是不足以中和东部(-42)和西部(-28)的降低(图4)。

1988-2017年期间,PCFS变化呈下降趋势(图3),特别是2004年之后,除中部地区和主产区,多数地区的负面影响尤其显著,尤其是东部地区,粮食减少了203.56万吨/年(y= -203.56x+13590,R2 = 0.79),导致粮食供给能力评估得分最低(图4右)。

30年来,中国耕地总量变化不大,但种植面积发生了重大区域转移,并对粮食安全产生了影响。中部地区种植面积增加最多(19.5%),已经成为重要的粮食安全供给区,西部增加2.3%,然而水资源的供应局限和自然灾害的频繁,抵消了PCFS的上升速度。一些文献表明,由于水资源的局限和生产区的错位,主产区和西部地区种植面积的增加主要取决于灌溉农业扩大,导致了许多负面的环境后果,例如,地下水下降,水污染等,对农田和作物生产的可持续产生不利影响[21][22],农业用水的增加,导致西部的地下水压力过度,干旱情况预计会加重[23][24]。而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的扩张都和农业种植竞争东部地区的土地和劳动力[20],同时收入和经济差异,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在城市工作,导致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每年大约2.45亿流动人口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加剧了东部地区粮食供给压力[25][26]。

根据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到2020年将有超过1亿吨的需求缺口,而根据现有的水资源格局,2025年的粮食产量将减少到2010年的72%[27]。到2080年,由于气候变化,全球粮食产量将下降约3%至16%,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严重的粮食挑战。面對国家和全球的生产变化,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必须致力于农业资源和粮食供应自给自足,减少贸易脆弱性和全球食品供应压力造成的粮食不安全风险[28][29]。但目前的生产格局,对粮食安全的改善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优化区域种植格局,是一项宏观和区域都亟待解决的粮食问题。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文章分析了我国粮食供给态势的现状、态势和特征,利用1991-2012年粮食供给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模型检验,进一步从种植转移的视角对我国粮食供给能力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研究表明:(1)中国的“粮—经”发展为非均衡的,尽管粮食供给整体处于较高水平,但是农业与非农业的空间错位和聚集趋势,已经导致宏观粮食供给能力降低。(2)粮食生产主要由较不安全型逐步向温饱型、较安全型转变,小康型和富裕型增长;主产区大部分地区由较安全型转向小康型和富裕;非主产区人均粮食供应量有高有低,但始终处于严重不安全类型和较不安全类型。(3)东部和中部差距最显著,中部和北方地区以及西部差距逐渐缩小。中国粮食供给得以较高水平发展主要得益于中部地区和主产区的贡献。(4)中国粮食供给态势具有明显向中部地区加速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和非农业优势地区转移趋势。(5)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水平、涉粮有效灌溉面积、涉粮机械总动力对粮食供给能力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化肥施用量和农村劳动力数量与粮食供给能力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涉粮成灾面积和农药使用量对供给能力的作用不稳健。

文章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首先,增强粮食供给能力不仅仅是着重促进和提升以区域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举措,应深入了解中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粮食供给差异。其次,对于宏观粮食供给态势、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收入持续提升方面,除了在宏观尺度上采取促进措施,关注粮食主产区和中部地区生产能力的同时,也要立足长远适度缩小地区“粮—经”差异。具体措施有(1)挖掘具有生产潜力的地区,增加种植面积,保证粮食总产量的稳定提升,增加粮食的有效供给;(2)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增加农业灌溉和机械建设的投入力度,同时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3)发挥地区自然禀赋,东部地区适当进行粮食生产,同时能够缓解区域粮食供给和主产区生产、水资源以及自然灾害压力;(4)调整区域种植结构,减少粮食种植的空间转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增加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对增强宏观粮食供给能力和区域发展提供可持续动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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