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

摘 要：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巨擘，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成功缔造了安娜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安娜的悲剧命运影射了俄国的社会图景。在安娜身上表征的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俄国传统群体主义的二元对立。安娜悲剧的始作俑者是那个腐败虚伪的俄国社会，她的一切行为始终受到了宗教的引导。她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苦苦挣扎之后，最终完成了对宗教的真正皈依。

关键词：悲剧;二元对立;虚伪;宗教

《安娜·卡列尼娜》既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經典著作，又是世界文学艺术长廊中不可多得的瑰宝。这部小说通过塑造一个具有悲情主义的女主人公安娜，对19世纪的俄国社会进行了有力的鞭挞。本文力图通过文本细读去离清主人公安娜悲剧产生的内外机制。

一、二元对立的世界

《安娜·卡列尼娜》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当时的俄国刚经历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洗礼，这个时候封建制度的式微导致个人主义的抬头。在俄国文化尚未发达的时候，西欧文化大量涌入此地。安娜既受到了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又受到传统文化中群体主义的影响。两种文化的不可融合与不可调试在安娜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的精神历程也表征了俄国文化精英面对当时社会文化的暧昧态度。安娜既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渗透，大胆地与社会决裂，选择了抛弃家庭，追求爱情。她又受到俄国传统道德的熏染，内心饱受违背道

德的“罪恶感”的煎熬。在她勇敢地做出一系列反叛行为与人生抉择的过程中，二元对立的文化导致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面对两种文化时的暧昧让安娜只能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这造成了她悲剧的一生。

安娜为了去调和吉蒂与沃隆斯基的争执，专程赶往莫斯科。从见到沃隆斯基的那刻起，安娜就感觉到：“正是她内心所渴望，而她的理智所害怕的。”这时“渴望”与“害怕”裹挟着她的内心，她一方面想要做一个相夫教子并且贤惠的家庭主妇，一方面又想要追求自己的爱情与自由。当卡列宁知道她跟沃隆斯基的不当关系时，提醒她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她没有丝毫顺从的意念。此时胜利的喜悦被罪恶所裹挟，“她的心就荡漾起来，就充满一种罪恶的喜悦……她觉得简直可以在黑暗中看见自己眼睛的光芒”。这种“罪恶的喜悦”表征了它她在追求自由与恪守传统之间的矛盾与纠结。她内心的斗争从见到沃隆斯基的那刻起就从未停止过，这种斗争是安娜在二元对立的文化之间的踌躇。

母爱与爱情是她生命中两个二元对立的元素，它们一直吞噬着她的内心。安娜一方面享受着与沃隆斯基爱情的甜蜜，另一方面忍受着与儿子别离的痛苦。在爱情与母爱之间她时刻面临着黑白分明的对立抉择。她爱阿廖沙，她也爱沃隆斯基。当见到丈夫与儿子时，她内心是矛盾与纠结的。在二元悖论中，不得不做出壮士断臂的舍与得抉择。自由与传统在她生命中始终对立着。在安娜与沃隆斯基发生真正的关系之后，她没有特别幸福。她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一个是合法不合情的丈人，一个是合情不合法的恋人。安娜想要告诉自己的情人沃隆斯基自己怀孕的消息之前：“想着自己的幸福与不幸，为什么这种事在别人……不算一回事，在她却那样痛苦呢”。正因为她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家庭的羁绊，才导致她不能像“别人”一样潇洒。一方面她出于人性的天然欲求，想要追求爱情，追求自由。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完全摆脱俄国传统封建道德对她的制约，惦念着自己的儿子。她经受着自责的煎熬，备受着舆论的压力。这是一种不彻底的反抗，一种给自己套上传统枷锁的自由。她拥有越多的幸福就要遭受越多的痛苦，这就是安娜悲剧的宿命。

二、虚伪的社会

19世纪中期，俄国庄园开始走向没落，资本主义经济在这时疯狂增长，这导致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巨大改变。腐朽不堪的俄国上流社会可以允许人公开的淫乱，但不允许人追求真挚的爱情。出轨与婚外恋在19世纪俄国的上流社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安娜和一般的偷情不同，她是在追求自己的爱情。虚伪的上流社会，大多是为了自己的肉欲去出轨，安娜和他们是不一样的。她有一颗真挚的内心，她把全部的爱给了沃隆斯基，这不是逢场作戏，不是为了发泄肉欲的贵族游戏。她是要和沃隆斯基组建家庭，这显然是不符合当时上流社会的规则的。当安娜向卡列宁提出离婚后，他为了维护自己在官场上的声誉，不同意离婚。那些当初撮合安娜与沃隆斯基的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劝告安娜不要公开自己的私情，只要稍微注意外界的影响并小心谨慎行动，仍然可以与沃隆斯基进行地下交往。

公开了自己与沃隆斯基的关系之后，上流社会立即对她变了“脸色”。培脱西公爵夫人拒绝在客厅里招待安娜，对她另眼视之。利季娅伯爵夫人想办法帮着卡列宁对付安娜。安娜对吉蒂示好也遭到了拒绝。所有上流社会的沙龙都对她紧闭了大门。在一场歌剧将要演出时，安娜精心打扮一番后也去看了表演。当卡尔塔索夫同安娜交谈时，他的夫人恶意中伤安娜并拂袖而去，这样的场面令安娜感到难堪，但是她还是保持了一个真正贵族应该有的得体与教养。

卡列宁是上流社会虚伪的代表，安娜在他身上要起得作用就是：他要别人说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安娜在他眼里只是一个漂亮的花瓶，一个美丽的符号。他把个人的全部热情都投在官场上，只热衷于官僚场上那虚伪的一套，只在乎自己的名利。当安娜向他提出离婚时，他坚决反对。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与社会地位，他宁愿分居也要保持一个名存实亡的婚姻，卡列宁的虚伪可见一斑。

沃隆斯基也只是一个拈花惹草的虚伪的纨绔子弟，他不成想安娜要为了他抛掉家庭，抛弃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逢场作戏的花花公子是承受不住安娜这份沉重的爱的。他从小具有患得患失的性格，他地位不高，功利心很重，是一个虚伪与自私的人。遇到安娜时，他被安娜的真诚所打动，他选择了辞职，不出入上流社会。但是这种牺牲的举动只是短暂的。在沃隆斯基看来，他对安娜的感情是只一种上流社会的私情，只是虚荣驱使下的一场胜利的贪欢。当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自私的他又开始为自己的前程焦虑，他开始对安娜感到厌烦。在上流社会虚伪氛围的长期熏染下，沃隆斯基这种单纯的举动是缺乏长期的精神内驱力的，他也不能够真正理解安娜对他的感情浓度。他后来的软弱与退缩是必然的。当他对安娜厌倦之后，就试图去摆脱她，这是一个伪君子所做出的必然举动。虚伪的社会与虚伪的人导致了安娜内心的最终失衡与瓦解。

三、对宗教的皈依

托尔斯泰把东正教的元素糅合在了小说里，并把这一思想影射到女主人公安娜身上。上帝代表的是“博爱”与“至诚”，它要求人们既要“真诚”，又要“爱他人”。别尔嘉耶夫说：“在人的精神体验里，有对上帝的思念，人的心灵在寻找最高的存在，它在向生命的根源复归…人在尋找上帝时，同时也是在寻找自己。结果是上帝在人的灵魂里诞生，这就是所谓的上帝向人的运动。”安娜在寻找自我的同时，也是在寻找上帝，上帝的召唤如影随形地浸透着她的内心，她的一系列行为只是在完成对宗教的皈依。

安娜深受宗教环境的滋养，她与沃隆斯基的私情显然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与规定。若是丢掉家庭，则不符合上帝“爱他人”的宗旨，若是放下爱情，则不符合上帝爱要求人要“真诚”的旨意。“真诚”和“爱他人”是她不断追求的两个母题，对这两个母题的疯狂追逐是皈依上帝的一个过程。但是二者是不可兼得的，安娜只有在左右摇摆与顾此失彼的情况下，把握每个阶段更重要的一方。她决定与沃隆斯基发生关系，背叛家庭，抛弃儿子是追逐自己“真诚”内心的举动。卡列宁同意离婚的条件是要儿子跟着自己，安娜拒绝了。这个时候她遵从了上帝“爱他人”的旨意。当安娜患了产褥热 ，沃伦斯基用甜言蜜语告诉她，他把她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之后，她决定抛弃儿子，与沃隆斯基出国过安静的二人生活。这个时候她则又遵从了上帝要求的“真诚”的旨意。

从安娜感觉到内心与沃伦斯基有点暧昧的时候开始，她就被一种“罪恶感”所萦绕着。这源于宗教的“罪恶感”，宗教将婚姻制度、道德规范、社会公约等这些由人所规定的文明规范加以神化，认为这些社会公约都是是神的旨意。对制度进行违背的人就是对神意志的对抗，就是有罪的。基督教的《马克福音》第10章认为夫妻“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妻子若离开丈夫另嫁，也是犯了奸淫。”“罪恶感”在俄国传统的宗教伦理观里也有体现，该伦理观认为人天生就是有罪的，人的行为不对自己负责，要对上帝负责。要时常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

安娜在做出反叛之后一直想要赎罪，她不顾卡列宁的阻挠，去看望儿子想要弥补对儿子的亏欠。当她得了产褥热的时候，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她想要在临死之际得到卡列宁的饶恕。她对儿子阿廖沙这样提及卡列宁：“爱他，他比我好，比我仁慈，我对不起他。你大了就会明白的。”这时的她对卡列宁充满了内疚与“罪恶感”。为了洗刷自己罪恶的身躯，她还参加许多慈善活动。安娜没有一天不在悔恨与自责中度过，她是在试着用痛苦的精神折磨来减轻心灵的罪恶。这就是罪与罚，在用惩罚自己的方式去赎罪，最后的死亡是一种赎罪更是对宗教的真正皈依。在现实世界中安娜根本无法完成对社会的对抗，也不能找到灵魂的处所，走向死亡是她用生命画出的最终感叹号，是她向这个社会发出具有悲情力量的终极对抗。

安娜最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巨大虚伪，没有了家庭，汲汲追求的爱情也无疾而终。“我要惩罚他，我要摆脱所有的人和我自己”。她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苦苦挣扎之后，却无法得到救赎找到平衡。惟有走向死亡才可以为自己的灵魂找到安放的处所，也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可以回到生命的原初，以期达到对宗教的真正皈依。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草婴译：安娜卡.列尼娜[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1.

[2]谢.布尔加科夫，徐凤林译：东正教——教会学说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吴泽霖：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5]张百春：当代东正教神学思想[M]，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