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

摘 要：阿城的《棋王》发表时相对艰难，它的解读过程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关联。它从另类的知青小说逐渐被定位成寻根文学的经典之作。这个演变过程是诸多批评家的主观努力以及阿城自己观念转变的合力。被经典化的《棋王》同时也遮蔽了真实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知青小说;寻根文学;遮蔽

阿城在1984年发表了小说《棋王》，逐渐成为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从道家思想，甚至民族文化角度解读《棋王》的批评文章开始层出不穷。《棋王》围绕王一生对吃和棋的执念展开书写，被批评经典化的过程与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和作家阿城自己的倾向性都有一定的关联。探索《棋王》被经典化的历史进程，重新寻找解读《棋王》的路径，是一件饶有意味的研究。

一、《棋王》另类知青小说的定位

读者在如今的文学史中都能看到《棋王》被视为寻根文学力作的相关言论。在发表之初，《棋王》并没有那么顺利。阿城最初投稿给《北京青年》，编辑认为暴露了知识青年的阴暗面，不予发表。《上海文学》最终发表，却修改了阿城本来设置的较为灰色的结尾，也认定它不会得到什么奖项。编辑并没有前瞻性的眼光去对待《棋王》。批评家最初对待《棋王》也相对保守，仍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用知识青年题材来评说《棋王》。汪曾祺的评价《棋王》做为一个知青小说是有较高的价值的。他认为王一生是能看清中国现实的知识青年的代表，他们的生活态度很朴素，没有教条主义。他们带着悲壮的底色，又积极乐观面对生活，所以一直没有被打倒。汪曾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政治策略去寻找《棋王》做为知青小说的存在意义。而“《棋王》写的是什么？我以为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1]这句论断却争相被寻根批评者引用。汪曾祺关于《棋王》是另类知青小说的论断却被选择性遗忘了。

最初创作小说之时，阿城本人没有加入寻根文学大潮的意识。阿城最初在内蒙、云南等地参加劳动改造，没有参加高考，回城之后生活比较辛苦，在一些编辑部做过杂活，也在机场给画壁画的艺术家做过助手。他曾经报考中央美院没有被录取，甚至办过画展，开过公司，一直都不能成功，认识李陀之后，经常在他家一边吃火锅，一边讲述他的故事，尤其是关于吃相的故事。李陀感慨他的讲述才能，就鼓励他把这些故事写下来，于是便有了《棋王》。

阿城非常不满意关于《棋王》的诸多批评的声音，他认为很多人没有读懂他的作品。“《棋王》发表以后的评论，我多多少少看过一些，几乎都没有提到第一人称‘我……《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我们不知道王一生在想什么，我们只知道他在说什么，在怎么动作，对于一些外物的反映，至于他在想什么，就是作者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体会呢？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小说结尾的时候我想这两个世界都完成了。”[2]小说中有一个叙述者“我”与王一生，属于复调结构。小说的开篇，叙述者“我”做为一个知识青年下乡时，满腹忧愁，并且指出王一生在离别之际居然还要下棋的行为实在有些古怪。王一生却说叙述者过惯了好日子，不明白他们这个阶层，暗示他们出身差异带来的观念差异，王一生甚至认为能吃饱就是好的去处。关于这个理念，阿城在他的文章中曾指出：“普遍认为很苦的知青生活，在生活水准低下的贫民阶层知青看来，也许是物质上升了一级呢！”[3]小说的“我”有一个逐渐理解王一生的过程。阿城与同时期的知识青年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父亲的遗腹子。母亲出身卑贱，并被他的生父抛弃。养父抚养王一生长大，又懦弱无能。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王一生是出身很低的平民，生活过地很清苦，并没有因为文革的激荡产生从天堂坠落凡间的落差。阿城的故事的确是从平民视角出发的，他的小说没有知识青年的挣扎痛苦和呻吟的眼泪，他的小说没有纵深的伤痕，感情是节制的，与同时期的小说相比，的确是一种另类的知青小说。阿城在不同的场合都曾表达过他发表作品仅仅是想赚一些稿费，自己买烟来抽，让孩子吃一些冰棍。他一直在强调他的功利性，不愿把王一生定位成一个民族英雄和苦难的化身，他在去意义化，试图消解宏大的解读，认为王一生重视吃不过是生存所迫，跟多少底层人民的生活目标是一致的。

二、《棋王》逐渐被定位成寻根文学的经典

《棋王》成为寻根文学的经典力作有一个演进的过程。阿城的父亲最初也向仲呈祥极力推荐《棋王》，认为《棋王》不会因为什么外力而淹没它的价值，尤其是对题材的开拓意义。仲呈祥随及开始撰写与《棋王》相关的评论，并认为虽然小说仍是知青小说，但是它对知青小说题材做了拓展。他一方面强调这部小说与同时期的知青小说相对有进步之处，又认为小说极具现实主义，比如说小说开篇知青下乡时家人纷纷送别的场景、以及劳动改造时的场景，都贴紧了社会历史。王蒙也极力夸赞《棋王》对历史事实的还原，只有中产阶级参加劳动改造时才会引发心灵的震动，而平民阶层一直在受苦，故而反应较为平淡。当时的批评家有相对复杂的意图，其实不仅想让《棋王》刺激同时期已经同类化的知青文学的创作，同时也想促进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批评家想放大《棋王》对知青文学的反思倾向，也想让更真实的文革书写与当下政治环境下的现实主义创作主旨遥相呼应。所以《棋王》开始不断地被拔高，被经典化。关于《棋王》的批评也一再地被转移方向，以至于被认定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逐渐上升到民族传统之发扬的高度。王一生的真实身份开始被遮蔽，当寻根意识萌发时，王一生变成了具有道家精神的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了中华民族精神。王一生的吃相也同时有了象征意义，是对文革政治压抑人性的体现，而棋道也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精神的代表。拾破烂的老先生也成了传授中华棋道和保存中华文化的启蒙者。《棋王》的意义被放大了，也越来越形成模式化，越来越远离文本。当时的时代正是民族文学衰微，西方文学强势入侵的时代，文人学者都有寻找民族文学以抵抗西化的焦虑，《棋王》就恰逢其时，被批评家不断地放大。

批评者也试图从阿城的一些轶事中寻找一些另类的痕迹，将阿城遇事的超凡脱俗来解读王一生淡定从容的性格成因，从而与道家淡泊名利的精神进行对照，而忽略了王一生对下乡反应平淡是由出身决定的事实。批评家在放大《棋王》的同时，其实也重构了作者阿城的形象。阿城的态度也有一个明显的转变，他最初是厌倦反感一切拔高到民族精神的批评言论，反对把《棋王》与英雄主义相提并论。只是，阿城后来又开始频繁地提到了文化：“艺术所能显现的，即人类的心态。人类的心态何以形成？我认为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中国的小说，若想与世界文化进行对话，非能体现自己的文化不可，光有社会主题的深刻是远远不够的。”[4]随后，阿城开始响应韩少功《文学的根》，发表了《文化制约人类》的文章，开始反思五四以来民族文化事实上已然发生断裂的现状，肯定了贾平凹和汪曾祺等文化小说的价值。寻根文学逐渐成为了批评家热议的话题，学者就开始按照阿城的主张重新解读《棋王》，指出它体现了民族情感。《棋王》开始了被经典化的过程。许多美化阿城的人物传记也开始频繁发表。阿城房间的凌乱被解读成庄子一样的超然于物，阿城说的话也被解读成智慧的禅语，阿城生活中关于吃的讲究也被发掘出来。阿城逐渐被美化，并和王一生相互阐释。批评家選择性的遮蔽了《棋王》真实的艺术价值，在寻根的意识框架中被当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符号放置在文学史之上。

三、《棋王》与寻根思潮的渊源

《棋王》逐渐被追封为寻根文学的力作之后，关于儒、释、道的阐释纷至沓来。不得不让人联想《棋王》发表的时代背景。1984年发表之后，紧接着在1985年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寻根的思潮运动。寻根思潮并不像其他思潮有明确的纲领。一些倡导者彼此并没有达成共识，每个人理解的寻根概念都有很大的出入。1984年杭州会议上许多作家都谈论了民族文化，这场会议并没有很严明的会议规范，与会的作家和学者只是对文坛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对自由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韩少功和李杭育都一起讨论了当下的文化主题。中国处于变革的时代，从五四以来一直有全盘西化的危险，作家对西方文化的抵触情绪日渐强烈，作家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发掘传统文化，维系民族文学，从而与西方文学产生对话的责任感几乎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與会的学者都对韩少功为首的发言有强烈的共鸣。

同时，新启蒙文化运动也有同样的需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逐渐走向世界，自五四运动开始接受西方精神和文化之后，中国的文化就产生了严重的断裂，文人对民族文化始终有一种焦虑的心境，中国面向世界需要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而中国文学面向世界文学，同样急需一个牢固的文学形象。在文化的范围内，古老的民族传统被重新重视并重新塑造，中国的文学急需深入到民族文化内部的表达。寻根思潮反应在文学创作中，其实也没有产生多么激烈的革命，关于民族文化书写的立场一直都没有过于坚定，到底在小说中寻找哪些民族文化也没有明确的界定，不过这足够文学创作开始了明显的转向。《棋王》出现在此时，是一场名号的追封，契合了文学寻找民族主体的迫切需求。

阿城遗忘了最初记录知青生活的动机，也开始从文化角度阐发王一生，而《棋王》也同时被遮蔽了历史真实。寻根文学地位的重建放大了《棋王》的文化意蕴，也离文本更加遥远。无论是知青文学还是寻根文学的视角，都是用一种固定的模式来解读《棋王》，经典化的同时也制造了封闭的批评模式，遮蔽了作品的真实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人之所以为人———读《棋王》笔记.光明日报[J].1985， 3 ，21.

[2]施叔青.与棋王作者阿城的对话.文艺理论研究[J].1987（2）.

[3]阿城.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J].1984（6）.

[4]阿城.又是一些话.中篇小说选刊[J].19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