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佳媛

摘 要：清朝科举取士是上下阶层的沟通渠道，以文取士的考核标准往往制约了文人的眼界。考取功名的文人组建清帝国的上层建筑，其眼界不可再止步于四书五经，同时官场规则更要求文人尽快掌握为官之道。然而从文人向官员的转变仅通过考试来完成，容易导致大多数人在身份之间转换出现障碍。这就会催生出一批辞官回乡，以文学为业的职业者。此三类知识分子可统称为“士大夫”。本文将通过郭嵩焘的案例，分析士大夫身份转换间的矛盾。

关键词：士大夫;转换;矛盾;郭嵩焘

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可以被统称为“士大夫”阶层，但是如果根据这个阶层的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标准划分，则还应细分为以下三类：“一是以读书为主的文人，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1]。书生以考取功名为目的，以儒学为主要钻研对象，进而常常处于埋头苦读，不通世事。为官者身处官场，以天下为己任，行事作风往往受到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桎梏，此时人际交往、工作能力等因素也成为朝廷内部的重要竞争力。当为官员发现无法适应官场生活时，则辞官回乡，开展文化事业。

郭嵩焘一生起起伏伏，作为一位文人，他的远见卓识以及才学远超过同时期大多数人。但作为一位官员，他反而受到时代的唾弃。在郭嵩焘的身上，集聚了士大夫的三个阶段性角色，且他是一个反面案例，他没能快速且较好的实现文人向官员的过渡，最终也导致了职业者这一身份的产生。

一、文人身份的优越感

科举取士打通了各阶级之间的流通渠道，但到清末，工业文明来势汹汹，以清朝的体制而言，“在国家的宏观政教制度层面，没有所谓教育问题，只有选举问题;教育只是选举的附属之物。更具体地说，科举和学校都是选举制度的组成部分，而学校的意义远远无法与科举制度相比”[2]。因此只要国家上层建筑不变，科举制度也不会有大的改变，则教育还会按照原定的路线发展，文人们的思想则始终停留在一定层面。

郭嵩焘生活在道咸同光年代，科举制已经发展出八股取士的标准。郭嵩焘出身的家庭虽已家道中落，却仍旧重视教育，因此与大多数文人一样，他的前半生汲汲于功名。他的科举生涯中虽出现过落榜，但频率并不算高，对比乙巳会试上同考的五十二岁的魏源，郭嵩焘的科举之路并不十分艰难。郭嵩焘一生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诗人常有的寓情于诗在郭嵩焘身上也有体现。他“着重于传统诗教的伦理功能”[3]，因此按照诗歌的内容，大体可以将诗分为三类：亲情、友情和乡情。他是庄子学的推崇者，“其庄子学体现了主以义理，辅以考据的学术特色。他‘特藉空文以自见，既诠释了《庄子》本义，又基于社会现实和自身处境而引申发挥，寄托忧思。他思想上借重儒学、尤其是理学，其气本体论、内圣之学，乃至社会主张，大体融合儒、道，带有以儒解庄的色彩”[4]。郭嵩焘作为一位哲学家，其思想“在吸收儒家哲学思想基础上结合道家和墨家等其他思想;其次是古希腊和西方近代英、法哲学”[5]，中西结合的哲学思想在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中具有先进的地位。

因此作为文人，郭嵩焘无疑是成功的。

二、由文人向官员身份转换的矛盾

清末皇权旁落，朝廷内部改革与保守派势不两立，中西文化碰撞，官员间的交情在利益面前会产生转变，官员们的言行也与政治直接挂钩。文人与官员的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要求文人快速转变其处事风格，而郭嵩焘并未能及时的化解身份转换中出现的矛盾。

文人对学问的固执态度源于对真理的追求。滇案发生后，朝廷官员对是非对错心知肚明，英国固然有侵占腾跃城的嫌疑，但国人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与外国勘探队大打出手，甚至闹出命案，理亏在清廷。官员深知朝廷在案件中所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深知违背社会舆论导向的巨大后果，因而无一人敢于站出来正面指责朝廷，滇案一度遭到搁置。在滇案问题上，郭嵩焘发挥其一贯明朝秋毫、直抒己见的行事作风，上折合作直接点名清朝的罪状，指出滇案搁置的主要原因是清朝并未以平等态度对待英国，拒绝与英国合作。同时要求将时望所归的云南巡抚岑毓英严加议处，引起轩然大波。百姓对滇案的认知难以达到郭嵩焘的水平，社会舆论是主导百姓态度的主要因素，滇案发生后，百姓对西方国家的敵视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朝廷文武百官受到百姓的制约，一旦有人出现向西方国家倾斜的倾向，便会被定义为卖国，为稳固地位，官员普遍选择对事件缄默，甚至纵容助长社会风气的畸形发展，形成自上而下反对西方列强的格局。郭嵩焘的言论是在全面挑战清帝国。

李鸿章作为后期与英国周旋的代表，其对案件的处理态度与郭嵩焘则不同。在未查明案件前，李鸿章的态度与文武百官的态度基本一致，即认为是英国侵犯本朝威严。但在了解前因后果之后，李鸿章能够考虑到“清政府立意甚坚，甚至把不处分岑毓英作为中英交涉的底线，宁可在别的方面多做让步，也不愿将岑毓英提京审讯。李鸿章后来也未再坚持，从私人因素考虑，一则为长兄避讳，兄弟两人不可立异;二则他同样畏惧清议”[6]。

如此对比之下，似乎郭嵩焘在面对权贵时表现的更有气节。但对比二人对事件的影响，则李鸿章才是引导滇案发展的关键人物。郭嵩焘积极参与滇案的后期处理，结果是难以获得众人的肯定，后被朝廷以驻外公使的身份派遣至英国赔罪，也未对国内外局势产生重大影响。反观李鸿章，他能够容忍朝廷对岑毓英的偏袒，也凭借此获得社会对他的支持，在此基础上作为代表与威妥玛等英国代表团谈判签署《烟台条约》，其秉持守约意识，肯定通商口岸的重要性，以平等姿态与英使交往，获得威妥玛的称赞。郭嵩焘深谙列强诉求，曾指出“列强重商，为了商业利益，并不轻易开启战端，中国正可尽量维持和平局面，从中紧握自强的时机”[7]，却不知清朝社会对列强深恶痛绝，在当时的社会谈国际公约、重农抑商云云无异于做无用功，反倒还会将自己推入泥沼当中。改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思想的发展更不可一步登天，就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李鸿章的改良路线才是被普遍接受的，其改良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李鸿章与郭嵩焘同是丁未年会试中选拔出来的进士，可见起点基本相同，李鸿章在身份的转变过程中是相对顺利的，善于审时度势、曲意逢迎，后世诟病李鸿章签署的许多协议是卖国，但说到底李鸿章是清帝国落后的牺牲品，他身居高位，则身担重任，其贡献有目共睹。而郭嵩焘始终未能适应官场的生存方式，气量不够大，过于固执己见，其言语中渗透出的自负态度也在当时为多数人不满。可贵的是郭嵩焘常常写信给李鸿章等人，讨论国家发展方向，李鸿章也欣赏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善于听取建议。所以郭嵩焘对李鸿章甚至清帝国的影响是从李鸿章的决策中体现的，郭嵩焘的脾性不适宜做官，却适宜做一位运筹帷幄的幕后军师。

三、矛盾质变，辞官回乡从事文化事业

郭嵩焘首次厌倦官场是在与毛鸿宾、左宗棠交恶之后，毛鸿宾视郭嵩焘为差遣的下属，二人在工作上常有分歧，且前者大力打压后者。左宗棠与郭嵩焘历来交好，却因抗击太平军问题和官场内人际网络的铺设问题反目。同时他也早已看清官场人浮于事、腐败堕落的一面，对朝廷是失望的。第二次辞官是郭嵩焘与保守派的矛盾，或者说，是与整个社会的矛盾。游历英国时期的见闻使他比同时代清朝人更能看到国家的差距，他曾企图利用《使西纪程》等文书材料说服当朝者朝先进生产力发展，却不想遭到国内外保守势力的联合攻击，为表愤慨，郭嵩焘在国外已向朝廷表明辞官决心。回国后同乡百姓将其视为通敌卖国的罪人，对他进行驱赶，着实令人寒心。多方原因作用下，郭嵩焘毅然辞职。

官员解除官职后其名声威望仍旧存在。在第一次辞官时，五十多岁高龄的郭嵩焘不但撰写了《湘阴县图志》，还致力于修建城南书院发展教育事业。城南书院一反当时书院普遍为科举而兴学的风气，主讲船山之学，且收效甚佳，为朝廷培养出不少人才。第二次辞官，名声已受损，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他却仍旧坚持办学堂，“目标是有益于乡里国家，要学以致用”。组建禁烟社，且与李鸿章、曾国荃等人保持长期的书信往来。

郭嵩焘放弃官职回乡加入地方士绅队伍不可谓不明智，士绅阶层虽较少参与重大国家决策，却是“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坚决贯彻者和推行者，在他們身上还代表着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人际关系准则。他们通过自己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将他们的思想观念、信仰、伦理道德等贯彻到基层组织”[8]，进而达到其政治抱负。

四、结语

因而评论郭嵩焘这一类虽无重大社会贡献，却有高远时代见解的历史人物，只依靠历史功绩这一标准衡量是不足的。

郭嵩焘作为士大夫共经历了“文人——官员——职业者”三重身份，他是优秀的文人，却做不好官员，原因出于社会的选拔机制以及郭嵩焘自身的脾性。在文人与官员身份的矛盾升级中，其文化事业者的身份凸显，也是上述三重身份中，最适合郭嵩焘的身份。文化事业者是文人的归宿，更是官员的退路，郭嵩焘晚年作为文化事业者对社会的重大贡献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李春青.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J].船山学刊，2003年第3期.

[2]陈洪捷.论科举与教育[J].教育与考试，2018年第2期.

[3]易定军.郭嵩焘诗中之情[J].长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4]罗检秋.郭嵩焘的庄子学阐微[J].人文杂志，2017年第10期.

[5]马旭垚.浅析郭嵩焘哲学思想的来源[J].长江丛刊，20018年第7期.

[6]方英.李鸿章与滇案交涉研究[J].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7]汪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M].湖南：岳麓书社，2000年，第326页.

[8]罗燕.士绅阶层文化渗透力的一个缩影——仅以19世纪中后期士绅在江南地区义庄建立过程中的功能分析[J].教师，2018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