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荟夷,许雅缘

（福建师范大学 a.协和学院 外语系；b.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林大津2018年3月发表了“新《党章》对‘文化’的话语微调及其理论意义——兼论广义修辞学超越‘局限’的学术启示”[1]。认真研读该文，结合林大津以往有关“文化”和“文化评价”问题的系列研究，笔者发现，文章虽然主要论述新《党章》对“文化”的话语微调及其意义，同时兼论广义修辞学对于文本解读的启示，但这二者结合产生的有关文化评价的个人创见，实际上形成了林大津长达20 多年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即“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该文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跨学科视野下交叉学科研究的画卷，涉及跨文化交际研究、史学研究、文化研究、广义修辞研究和党史党建研究等，其问题意识和学术价值，在学界提倡多学科视域下交叉学科探究发展趋势中，尤其值得挖掘和推介。

一、“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的问题意识

任何学科任何一种新理论的产生不外出于两大原因：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已有理论阐释力不足，无法从学理上理清各种是似而非乃至逻辑矛盾之处；二是旧有理论范式产生危机，危机促使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也就是范式转换、理论创新或理论革命，革命性理论成为推动科研进步之必须。范式转换或理论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上述第二种情况就是库恩（Thomas S.Kuhn，1922-96）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2]所做的著名归纳。库恩范式理论应该说主要指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突破及其深远影响。易言之，一种理论范式之所以成其为一种理论范式，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检验，形成范式效应。就这个高度而言，“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的确需要时间检验，但这一理论的提出不是凭空而降的突发奇想，而是源自作者20 多年来对文化评价的“学术纠结”和跨学科思考。

林大津是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96年，他就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一书中摆出了跨文化交际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比较文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领域对“文化”和“文化评价”的不同观点。限于本文篇幅，所涉各家观点无法逐点逐字逐句引用，只能给个高度归纳：

（1）跨文化交际学：有人描述过日本人的特色，只说与西方人有何不同，并没说比西方人差。跨文化交际学是以促进文化间的理解为目的的，评价不利于理解，特点可论，差异可论，优劣不可论。

（2）文化人类学：改造社会不是人类学家的使命，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理解文化实践中个体与整体的文化关联性。

（3）历史学和社会学：理论上可以评价一种文化的优劣，但要找到一种客观标准来衡量这种进步。

（4）哲学与比较文学：如果完全接受文化相对论，人们就不得不容忍某些已经或即将对人类共同生活带来危害的文化现象。[3]54-57

于是，我们似乎陷入不同学科对于文化研究可有不同使命的“自圆其说”。可是无论在日常生活交流还是学术活动中，长期以来我们对以下表述都时有耳闻：“这应该是文化差异，可以理解”“这简直是文化垃圾，不堪入目”“这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应该平等看待不同文化”“文化建设需要摒弃陈规陋习，需要推陈出新，需要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入侵”。文化研究者面对诸如此类的忽左忽右、忽东忽西的表述，难免困惑，难免纠结，如果长期搁置不议，就会面临一种学理性逻辑断裂。

林大津的这种“学术纠结”也是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在《跨文化交际研究》（1996）一书中，作者主要是发现问题，还没有提出非常明确的解决问题出路，也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停下学术探究步伐。1997年，林大津带着“Revisiting Cultural Relativism in Our Global Village”[4]英语论文参加北外主办的“中国第二届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文中梳理了文化相对论的来龙去脉、文化相对论所面临的挑战、文化相对论所遭受的误读，进而挖掘文化相对论的合理内核，1999年该文发表于胡文仲主编的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Proceedings of China's 2nd Conference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如果我们将其融入作者2000年发表的“文化相对论二分观：文化评价与文化交流的武器”[5]以及2005年与他人合著的《跨文化交际学：理论与实践》[6]，综而观之，可以发现：经过梳理各家之说后，他提出了比较鲜明的解决问题思路。限于本文篇幅，不做来回穿梭般原文直接引用，汇总以上三个参考文献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

（1）任何个人都无法穷尽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所有成分或要素，因此从逻辑上看，任何人也就无法就一个民族文化的总体风貌进行价值判断。

（2）一种文化现象/要素/元素，即构成“文化模糊集合体”的个体单位，是可以识别的：当一个群体中绝大多数的人某一行为趋同时，这一行为就是这一群体的文化行为。

（3）任何人可以就任何文化现象做出个人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可以是褒贬，也可以只是识别差异，仅表示对某一群体文化中某一特定文化现象“读懂了”。

（4）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文化交流不是哪个民族文化的整体“搬迁”或“全盘接受”，而是具体文化元素的相互交流与借鉴。

（5）任何文化元素的“输出”与“进口”都不得带有任何强制性质，只能是展示与宣传，犹如“产品广告”，其他群体文化成员是否认可和接受，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不允许任何外在施压行为。

由此可见，关于文化评价问题，林大津对“文化模糊集合体”与“具体文化元素”提出二分观，进而认为不宜对“作为模糊集合体的文化”进行价值判断，但可以对“文化构成元素”进行个人价值判断。由于“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还涉及“金字塔”“修辞”与“批评”三个关键词，因此有必要追述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

二、“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的跨学科视角整合

“修辞”指什么？不同人产生不同的语义联想，有趣的是中外有别，似乎形成比较文化或比较修辞特征，比如美国学者赫里克（James Herrick）就曾指出：“对一些人来说‘修辞’与‘空谈’同义，甚至与‘妖言惑众’无异。”[7]1汉语读者往往将“修辞”与各种修辞技巧运用中形成的“妙语连珠”“妙笔生花”等形成美好联想[8]101。国内修辞学研究长期以来着重辞格研究，路子越走越窄，因此谭学纯和朱玲2001年出版《广义修辞学》，寻求学科突围，从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三个层面以及表达与接受双向互动过程，重构修辞学研究理论框架。广义修辞学认为：“狭义修辞偏重研究作品言语技巧，广义修辞偏重研究整个作品的艺术设计，在某些方面与诗学交叉。”[9]6或许正是“整个作品”和“交叉”为林大津的文本解读提供了或隐或显的启发。他读到十八大《党章》“总纲”开篇第一段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0]1后，再结合第九段“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10]4，明锐的语篇全局观捕捉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发现十八大《党章》在“文化”表述方面存在微调的逻辑空间，开始担心“既爱思考又匆忙下结论”的容易“鸡蛋里头挑骨头”，私下来个这么推理：中国共产党无法代表“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1]30。为防止断章取义，林大津在修辞话语层面，进行了以下虚拟逻辑解惑：中国虽然处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文化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共产党正引领中华民族从“文化落后”状态迈向先进未来[10]4。然而，在十九大《党章》对“文化”进行话语微调之前，在林大津本人2018年发表本文开篇提及的学术论文之前，他心里始终存有以下逻辑困惑：如此虚拟似可暂时解开所谓“逻辑困惑”，但另一问题出现了：这不是广而告之公开承认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状态是一种“落后”状态？[10]4

十九大《党章》颁布后，林大津此前的困惑与纠结顷刻消解——新《党章》是这么表述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原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11]7林大津认为：“十九大《党章》在此处微妙地添加‘原本’二字，体现了党在新时代更缜密的理论思考，体现了党步入新时代更高的文化自觉和更强的文化自信。”[1]30接着他拟出一个新推论：中国虽然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摆脱原本“文化落后”的状态，因此中国共产党正引领中华民族从“先进文化”状态迈向更先进的未来。

从发现问题开始，到解决问题思路，在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探索敏感话题中，林大津呈现了众多人文社会学科的跨界视野；摆出矛盾表述已涉及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论，解读《党章》更是广义修辞学中修辞诗学的文本解读实践。而“金字塔”和“批评”则涉及政治学和文学批评，后者进一步解析如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12]23显然，“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观，所谓“政治文化观”体现的是政治学和文化学的交叉界面。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倡：“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12]23这里除了体现一种政治文化观，“移风易俗”和“抵制腐朽落后”必然与“批评”产生联系，因为没有“批评”，就无法判断“移易”和“抵制”的内容。然而，民俗学意义上的文化差异可能仅仅涉及“识别”，而不一定是“抛弃”。因此，“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中之“批评”是取“文学批评”中“批评”之意，包括鉴赏、评价、阐释等众多含义。

展开来说，“文化模糊集合体”中有政治文化、历史文化、科技文化、法制文化、文学文化、交际文化，等等，其中具体层面的具体成分与“先进”或“落后”等价值判断难免纠葛。正是通过跨学科视野整合，林大津推出了“金字塔文化层级架构”：

图1 金字塔文化层级架构

结合这一“金字塔文化层级架构”原创人的近20年前期系列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其理论与实践意义有待下文详析。

四、“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就其理论意义而言，“文化金字塔”可有两大层面的解析：

首先，“文化金字塔”作为一个整体，是个“文化模糊集合体”，各层级中有多少具体文化元素呈开放式。沿着林大津持续20 多年的文化研究轨迹，我们会发现他不断重复两种参照系下的“文化”界定：一是将“人类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与自然界形成比照，所有“人化”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都属于“人类文化”范畴；二是将“群体文化”（群体可大可小，大至东西方文化，小至一个主流文化底下各个不同群体的“亚文化”）视为“一个群体区别于另一个群体的综合特征”[3]12-13。比较文化研究通常取后一个视角。所谓“综合特征”，是指历史上某个群体文化实践延续至今的遗迹与当代群体眼下文化实践的结合体。什么样的“文化遗迹”留存下来，还能留存多久，这是特定文化群体在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一种群体选择。“文化金字塔”既然是个“文化模糊集合体”，也就说明了文化的弥漫性及其对跨学科视域下交叉学科研究的要求。广义修辞学原创人在书中其他章节和后续系列研究中，都涉及“整个作品”和“交叉”两个关键词。为省却大量引经据典，我们可归纳出一个通俗简约版：广义修辞学不再认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的交叉学科。同理，如果说修辞学可以是语言学与文艺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则文化学更是一种跨学科视域下的交叉学科研究，“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指明了文化学在哪个层面探索文化必然与哪个层面形成跨学科视域下的交叉学科研究。作为一个严谨的研究者，林大津起初担心：“或许有人觉得以上金字塔似乎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法律、文化等概念混为一谈。”[1]36于是，他接着解释：“其实不然，当我们对这些领域进行人为划分时，只是为研究问题方便起见，而整个社会网络系统本身是相互交叉重叠的。”[1]36这里笔者想补充的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ylor，Sir Edward Burnett，1832-1917）对“文化”的界定被视为“经典定义”，几乎也是面面俱到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人种学意义来说，是个复杂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各种能力和习惯。”[14]1因此，如果说将文化现象置入“金字塔层级”框架，似有无所不包的顾忌，那么这一顾忌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即使是泰勒的“经典定义”，表面上看涵盖面很广，但仍然没有在文字上明确涉猎“政治”和“文学”等。

其次，“文化金字塔”再次将“文化模糊集合体”与各层级中“具体文化元素”区别开，这样虽然不能就任何民族文化的总体风貌进行价值判断，但却可以名正言顺地就具体文化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3]这是就文化或文明的总体面貌而言的。早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中，面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中或隐或显的“汉语优越论”，林大津就指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种语言作为一个整体要比另一种语言优越。”[5]36这说明林大津不再停留在文化评价话题方面的纯理论思辨探究，而是开始越来越具体的个案问题分析。结合前头所引《十九大报告》中的“移易”和“抵制”，我们就能清醒地意识到“移易”和“抵制”的只能是自身文化和异族文化中腐朽和落后的具体文化元素。那么，弘扬什么？移易什么？“文化金字塔”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自上而下、层层制约的关系阶。之所以将政权构架置于“金字塔”顶端，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现有政权架构都是受其宪法保护的。维护现有政权架构，是尊重历史上的人民选择，要改变现有政权架构，同样需要人民的修宪行为，而不是靠外来的武力胁迫来推翻。这体现的是处于“金字塔”高端的“刚性”约束力。处于“金字塔”底端的民风民俗，总体情况是“各美其美”，但仍然存在陈规陋习，仍然存在后来冒出且持续一定时段的不健康元素，但“风俗习惯”之上诸层级对其制约关系，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柔性”制约，而非“刚性”制约。就“陈规陋习”而言，人们可以发表个人看法，即对个别文化现象进行价值判断，但如果不属于违法违规行为，只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却不能绳之以法[1]36-37。

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我们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文化金字塔”既然要求跨学科视域下的交叉学科研究，那么外语学人的科研选题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努力在广义的“文史哲”研究领域，努力融会贯通，形成个人中、长期的系列研究。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要有问题意识，脱离干巴巴的“政治说教”，代之以众人拾柴、各选话题、挖掘深度，形成系列的讲座，最终也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普及度，这对于党史和党建与时俱进的发展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实际启发意义。

结语：创新、局限、发展

从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林大津的文化研究成果不断，而且呈现出逐层推进的理论与实践并重风格，“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是林大津文化观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尊重文化差异，描述文化差异起步，通过区别“文化模糊集合体”和“具体文化元素”不同概念，提出不宜对文化总体风貌进行价值判断，但可以对具体文化现象进行个人价值判断，到“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的形成，都体现出林大津文化观的不断创新追求，而且其最新理论思考灵感源自对党和国家最严肃的政治文本《党章》的解读，足见作者的明锐观察力和理论探究的勇气。

十九大《党章》对“文化”所做的话语微调，可以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所谓“新”，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是对旧局限的一种超越。“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毕竟是一个新理论，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该如何设计文化层级，语言在各层级中的作用如何，各层级的特性表述应如何改进，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目光敏锐、思考不断的“文化金字塔修辞批评论”的原创者，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充实、发展该理论，催生文化研究新成果，当然也希望本文有助于广大读者参与文化工程建设和文化评价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