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经济”和个体、私营、外商投资等“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客观存在并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混合、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一“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具有分工互补效应、竞争替代效应、混合共生效应、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等“四重效应”。守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要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不可侵犯”落到实处，大力保护产权尤其是非公有产权，彻底摒弃“所有制歧视”;要自觉维护“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的动态平衡;要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加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精气神”。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生态效应，经济平衡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4-0086-05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及其形成

所有制，是指一定社会中因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它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产品分配的形式，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社会形态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它所反映的是各种所有制的外部关系。“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存共生的关系。因此，把“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生态”三个范畴统为一体，就是所谓的“所有制生态”，即一定社会中各种不同所有制之间客观存在的相辅相成、相互混合、相互促进、共生共存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是指“公有制经济”与个体、私营、外商投資等“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客观存在的“相辅相成、相互混合、相互促进、共存共生”的“生态系统”，它是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色”的经济基础和重要特征。

“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不同于传统“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在“单一公有制”下，由于普遍存在“父爱主义”和产权关系不清，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没有“休戚与共”的利益关系，更没有一种互为压力的竞争关系，从而不能形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经济发展的“预算软约束”和“短缺经济”现象必然成为“常态”。当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私有制”。主要由私有制构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尽管市场主体之间产权清晰并且存在激烈竞争的“丛林法则”，但是私人资本的“逐利天性”不可能自觉而充分地供给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从而无法实现由于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充分供给，进而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而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以极大解放和发展的制度奥秘。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虽然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社会化大生产和非社会化小生产并存，生产力发展多层次、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自然决定要有不同性质的多元所有制与之相适应，从而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各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生产力。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鲜明地提出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积极构建公私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早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鲜明地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1 〕678-679因此，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对中国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的方针 〔2 〕8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搞“清一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张时，他又更加明确地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因此，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的规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鼓励并扶助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并提出“企业的财产和经营受充分的保护，经营管理权属于投资人;但与劳资双方利益有关者，应由劳资协商会议或劳资双方协商解决之”。并且“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资源等”。客观地讲，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实行了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允许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对于较快地恢复国民经济，稳定新中国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基于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仍然“既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益的一面，又有维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和和平赎买的政策，于1956年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有经济占32.2%，集体所有制经济占53.4%，公私合营经济占7.3%，私营经济占1%，个体经济占7.1%。

从1958年到1978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加上缺乏经验和僵化地模仿前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模式，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不高，且发展很不平衡的情况下，搞“穷过度”，刮“共产风”，急于把“公私合营”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过度到纯粹的全民所有制，把“四马分肥”变成“统收统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把“左”的思想推向极点，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几乎消灭全部非公有制经济，从而形成“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格局。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还不能完全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到1978年，我国国有经济占56%，集体经济占43%，个体经济不足1%，几乎消灭了私营经济。由此导致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窒息”，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对此，邓小平鲜明地指出：“从总体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 〔3 〕376 “这是一种僵化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等捆起来了。” 〔4 〕335

改革开放后，我党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并呈现多层次的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制度变迁规律，在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也因此而赢得自信。

现代经济理论还告诉我们，所有制结构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结构，还决定于社会需求结构。根据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盈利性来划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非公有制经济更适合生产和供给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盈利性的包罗万象的私人产品，尤其是丰富多彩的精细化、便利性的居民消费产品，个体、私营经济更愿意生产和更能够充分满足。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更适合供给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求。这是因为公共产品或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赢利性，非公资本或企业不愿意投资或生产，只能依靠国有企业来投入和供给。介于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更适宜由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资、合作企业来供给。因此，社会生产力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双重”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元混合的所有制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的“生态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产生“四重”独特的“生态效应”：

一是“分工互补效应”。这一效应是指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化大生产和简单小生产、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供给“功能性”分工和协作过程中而产生的“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应。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公益性支撑和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公益类”和“商业类”分类改革，进一步降低商业类企业的国有资本再投入，为非公资本投资和非公有制经济充分发展提供了更多空间。

二是“竞争替代效应”。这一效应是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时作为市场主体，由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而产生的相互竞争、相互约束、相互学习、互为压力及优胜劣汰的“鲶鱼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说：“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 〔5 〕412 “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 〔5 〕370所以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平等竞争及优胜劣汰的压力而“苦练内功”，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共同提高。

三是“混合共生效应”。这一效应是指在积极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尤其是“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而产生的“公私共生”和“劳资两利”效应，最终实现了“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的内在有机统一，为破解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资对立”难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四是“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效应”。这是一种“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的衍生效应，是一种正的“外部性”或“外部经济”。从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贡献来看，早在1979年，正是为了安排当时一千几百万集中返城的知识青年和当时已有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安排不了的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从而解政府燃眉之急和维护社会稳定才“放生”个体私营经济的 〔2 〕82。“体制外”生长起来的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凭借对“新增就业”的突出贡献而赢得了“生存权”。尤其是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解决了国有企业富裕人员“向何处去”的难题，而且解决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放活中小国有企业过程中“钱从何处来”的难题。换句话说，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就无法实现。而且更是由于“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所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6 〕。

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所产生的上述“四重生态效应”，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举措。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数量已经占到市场主体的90%左右，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事实表明，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但不会消弱、而且会不断增强，我们党执政的基础不但不会动摇、而且会更加稳固。” 〔7 〕55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就没有变。习近平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8 〕10要继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须坚持我们党和人民经过几十年艰苦探索并行之有效的基本经济制度，守护好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把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一以贯之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的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仅要继续理直气壮地坚持把国有、集体等各类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而且要理直气壮地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鼓励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形成尽可能多的“中字号”的世界一流企业，进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因此，习近平2018年9月、10月分别在东北和广东考察时又多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强调“国有企业地位重要、作用关键、不可替代，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依靠力量。”“党中央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扶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民营企业要坚定信心。” 〔9 〕尤其是他在2018年11月1日党中央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6 〕这既有力地批驳了一些怀疑、唱衰國有企业的错误思想和言论，坚定了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的信心，也回应了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贡献的错误思想和言论，给民营企业吃了“定心丸”。

三、守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生态”的政策选择

守护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不可侵犯”落到实处，大力保护产权尤其是非公有产权，彻底摒弃“所有制歧视”。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国有企业数量越多，社会主义程度越高的思维惯性。因为“公有制为主体”，讲的是“控制力、影响力”，而不是简单的数量和比例，具体保持多高的数量和比例，最终要统一到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实现效率变革，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提高供给质量上来。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保护非公有制企业产权的方法、措施、法律和制度，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如果不能给予非公有制企业产权有力保护，就不是真正的、统一的、具有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而一旦缺乏这一点，那么基于市场公平竞争所实现的优胜劣汰、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等各种政策目标，都不可能得到实现。因此，要加快清理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悖于平等保护原则、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打破各种“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不规范行为，应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尤其是要加快平反一些存量冤案，彻底取下悬在民营企业家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根本上稳定民营经济发展预期。

（二）自觉维护“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的动态平衡。一是从入口来看，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2018年12月21日我国发布实施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151个事项、581条具体管理措施，与此前的试点版负面清单相比，禁止和许可准入等限制事项减少了177项，具体管理措施减少了288条。这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由此将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和民营经济充分发展提供制度前提和政策保障。二是从过程来看，既要打破行政性垄断，又要防止市场垄断，真正实现优胜劣汰，努力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坚决防止“国进民退”。要加快国有资本退出充分竞争领域的步伐，使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还要加快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的进度，切实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按时完成“到2020年提到30%”的改革目标，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从出口来看，要加快建立公有制企业破产和退出机制，加快处置国有“僵尸企业”，努力实现在“破产”面前“公私平等”。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党委、政府、司法部门、银行、企业等都要统一认识，形成合力，对“无可救药”的国有企业要坚决让其退出，对有效处理国有“僵尸企业”的职能部门、银行机构要给予鼓励，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三）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真正实现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从增量来看，国有资本的配置投资，需要联系产业体系和产业技术链条层次环节考虑，更多地选择在基础产业和上游技术层次上布局，在研发等具有外部溢出正效应的共享技术和基础设施等产业体系和技术链条层次上多投入、多用力，为塑造产业生态环境多投入，以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国有资本终极所有者，要根据自身所掌握的资本规模能力、产业发展的阶段目标和社會资本市场环境，选择在产业技术链条的不同层次上投放国有资本，以带动影响其他社会资本进行开放性合作，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创新驱动的发展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从存量来看，要坚持“官不与民争利”，国有资本要主动退出一些更适合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影响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比较优势和优越性。再者，根据企业的不同层级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重点引导在子公司层面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也要探索具备条件的企业在集团公司层面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中要推行落实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企业薪酬分配差异化改革、员工持股等试点，促进混改机制落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也要重点推进所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强资本流动性，促进组织框架和运营模式不断完善。

（四）加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精气神”。从数量上看，虽然非公有制经济对国民经济总量、税收、就业、创新的贡献都已赶上甚至大大超过公有制经济，但从社会地位、政策支持和国民待遇上看，占企业数量比重超过90%以上的众多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微企业仍处于劣势。因此，为了实现“多元混合所有制生态”的平衡，必须加大对个体、私营、外资企业支持政策的倾斜力度。一方面，要真正给非公有制经济“减税降费”。认真落实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切实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的税率降至13%，将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现行10%的税率降至9%。坚决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加快推进地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零收费，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另一方面，要帮助非公有制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难题。要实施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采取出售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提供信用增进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经营正常、面临暂时流动性紧张的民营企业合理债券融资需求。要探索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鼓励设立市场化运作的专项基金开展民营企业兼并收购或财务投资。要允许中小企业依托应收账款、供应链金融、特许经营权等进行融资。尤其是要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及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优化政策和舆论环境，筑牢非公有制经济长久发展的“预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韩保江.40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史〔M〕.石家庄：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

〔3〕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6〕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11月1日）〔N〕.人民日报，2018-11-02（02）.

〔7〕习近平.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C〕//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8〕习近平.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做好当前经济工作〔C〕//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9〕习近平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EB/OL〕.http：//finance.china.com.cn/news/20180928/4772279.shtml.

责任编辑 于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