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岭

日前，《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的文章，文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美国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在产生一个逐渐清晰的“代际分野”。也许这篇报道的观点略显偏颇，但这篇报道背后的一个事实值得关注：在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圈里的“中国通”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新生代“中国通”在对华认知和外交政策主张上确实和“老一代”有明显不同，而产生这种差异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学科训练差异”。美国第一代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鲍大可等，他们大都与中国有着特殊的情缘。其后的基辛格、李侃如等人既有深厚的研究积淀，又大都是在参与美国对华决策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对中国问题有着较为全面的认识。而“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问题更加单一和细化，不少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系统全面的理解，早早成名的背后缺乏综合性的研究积累支撑。

另一方面是“发展环境差异”。与老一辈相比，美国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的发展环境相对更复杂。在自媒体发达、西方民粹主义泛滥的今天，美国新生代学者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反全球化、反精英的社会思潮环境，不得不面对一个“不是精英塑造大众舆论，而是大众舆论塑造精英”的新型媒体环境，为了求上位和“博眼球”，部分新生代学者或刻意用极端的言论呼应政府以寻求进入政府机会，或刻意迎合部分民众的新胃口，以达到“标新立异”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