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逢红

说实话，对于咚咚锵锵地敲打、红红绿绿地晃荡古戏，至今我都没有正正经经地看过一回。虽然家乡就有这样的一支戏班，而且如今挑梁的都是我儿时的伙伴，自己也曾为进戏班哭过闹过挨打过，但是终究是没有如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正在疯耍的我们惊奇地发现大人们从房椽上，屋梁里，夹壁中拆下、抬出一根根、一箱箱黑漆漆挂着蛛丝烟尘的竹竿与木箱，打开来里面全是一丈多长的野鸡毛、花花绿绿的绫缎衣服、挂满珠宝的大帽子;更让我们惊奇的是那些鞋，底部的雪白且有二三寸高……从大人的谈笑中，我们得知这是家族戏班的行头，那个声音能飞过三个屋脊的九叔就是班主，我的一个伯伯也是戏班的演员。演员那是电影里才能见到的人物啊，顿时，这些与我们朝夕相处、貌不惊人的泥腿子叔伯们，形象异常地高大起来。

不久戏班就招齐了学徒，我的伙伴中就有几个，每天去祠堂里拿扁担练空翻、用板凳压腿、随二胡吊嗓，羡慕得我们直流口水。

过年时，第一场戏在老家的正堂前上演，借了四个屋场的大门搭的台。那场演出可谓盛况空前，人是水泄不通，台上咿咿呀呀地唱，台下口舌不齐地叫，我们则在人堆里没命地疯。从那时起，每到春节前后，老戏班就被东接西请，忙个不停。在那文化饥渴的年代里，看戏啰，成了我们童年生活里欢悦的大餐和心灵深处涂抹不去的印记。

八十年代初，我上初中的时候，县里成立了剧团，却不会画脸谱，特地派人来请老戏班的师傅画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