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璐璐

已经88岁的常沙娜步伐虽缓，但体态依然轻盈。她眉目清亮，身材纤柔，发髻在脑后绾起，衣裳随着脚步婆娑作响。她停下来，身后是一幅幅莫高窟壁画的临摹画作。“这是我爸爸常书鸿的作品。你看，这是临摹的莫高窟254窟。”她深情而骄傲地说，“幼时我在敦煌学画，爸爸对我抓得很紧，有空就来指导，让我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

这是2019年7月的一天，常沙娜带着记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博物馆参观“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艺术作品展”。展厅两面墙：一面是常书鸿的，他画敦煌大漠黄沙的自然环境，也画生活于其间的尘土满身的粗犷农民;一面是常沙娜的，她临摹活灵活现的敦煌飞天形象，也设计各种充满敦煌元素的作品。

我们忍不住停步在一幅常沙娜临摹的《燃灯菩萨》前。画中人眉清目秀、衣袂飘飘，常沙娜的风韵神致与之出奇的相似。画上有父亲为女儿的题字，“一九四七年沙娜学习临摹于敦煌莫高窟 书鸿”，让人遥想半个世纪前，在敦煌漫天风沙中，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却毫不觉苦，将灿烂的艺术生命投入到敦煌二字中。“我办这个展览，是对父亲的纪念，是向父亲诉说我坚守敦煌的承诺，是希望唤起更多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常沙娜临摹的《燃灯菩萨》。常书鸿题字：一九四七年沙娜学习临摹于敦煌莫高窟 书鸿。

俯下身去，就能捧起一把敦煌的黄沙

对艺术家来说，大都希望能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中去。然而，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在个人际遇的推动下，艺术家往往需要站出来，从纸笔中走到台前，常沙娜即是如此。

从2014年启动至今，“花开敦煌”系列展览已走过北京、深圳、高雄、巴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等海内外城市，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展览不仅有常规的书画作品展示，还有数字化高科技的融合。在伊斯坦布尔的展览中，国际多媒体艺术家黄心健打造出一场VR（虚拟实境）的科技应用展——以莫高窟外部和西魏285窟内部全景为基础，把静态的艺术作品转化为动态的效果，参观者可以漫步在3D的敦煌世界里，似乎俯下身去，就能捧起一把敦煌的黄沙。

常沙娜也跟着展览走，舟车劳顿，一路风尘。她坚持每次都要亲临展厅，为参观者解密敦煌图案。

“起初，常先生是不愿办展的，一场意外让她改变了想法。”“花开敦煌”的策展人黄炫梓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黄炫梓就有了举办常沙娜敦煌艺术作品展的想法，但被常沙娜婉拒了。自1998年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常沙娜埋首于设计工作和敦煌藝术研究，到各地开展文物保护调研。媒体想捕捉她的身影，都被她巧妙地避开。直到2008年，她被诊断出恶疾。常沙娜毫不犹豫躺上了手术台，治疗让她一头引以为傲的浓密长发脱落，但她微笑面对。惊奇的是，她不但恢复了健康，还生出了新发，甚至比原先更浓密。这场大病让常沙娜彻悟时间的珍贵，她要在有生之年推广敦煌文化。“生和死也许只有一步之遥，勇敢地跨过去，说不定还会活得更精彩。我从这场病看到了生命的坚韧，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骥了，必须更加‘奋蹄呀！”

2013年，常沙娜将敦煌的发展历程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整理成书，名为《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从战火纷飞中一路走来，12岁的少女变成了80余岁的老人，人们开始意识到，原来有这样一些人，用一家两代人的人生守护着敦煌。敦煌这处千年文化遗产也从流沙的掩埋中变得清晰起来，渐成“显学”、渐成大热、渐成时尚与潮流的宠儿。

2015年，著名时装设计师劳伦斯·许在巴黎演绎了一场主题为“敦煌”的时装秀。当30名模特身着融合了敦煌元素的高级定制礼服在舞台上走过时，人们仿佛看到了轻盈飘逸的飞天仕女从天而降。

2018年，敦煌研究院联手腾讯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广场举办了一场名为“古乐重生”的音乐会。《倾杯乐》《西江月》……一首首敦煌古曲融合在电子、民谣等流行元素中，在古乐器和现代乐器中流淌，“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伴随着歌声，舞台上的画布呈现出一幅幅取材于敦煌壁画的精美动画。音乐会演出者之一、好妹妹乐队主唱张小厚在现场感慨：“劈面就是莫高窟，而今仿若就在汗青中。”

同年，王潮歌导演的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敦煌》亮相首届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剧场里，演员不再停留于舞台上，而是在剧场四周时隐时现;观众也不只是看客，而是跟随张骞、悟真、王圆箓、常书鸿等一个个历史人物，不停行走，走过“丝路”，走过“黄沙”，走进“洞窟”，与壁画上的人物对话。最后一幕，年轻的学者问“诗佛”王维：“一千年，有多长？”诗人答：“不过一瞬间。春一去，冬一来，一千年就过去了。”剧结束了，而剧场中人还久久沉浸在余韵中。

目睹当下创意无穷的“敦煌热”，常沙娜倍加欣喜：“就是要让文物活起来。”

一定要返回中国，要去敦煌

人们都说，常沙娜这个名字寓意着“敦煌沙漠中婀娜多姿的女儿”。常沙娜也认为自己的名字和沙漠很有缘：“‘沙娜原本是法国里昂一条河流的名字，也许冥冥中注定了我和沙漠的缘分。”八十余载悲欢离合、矢志不渝的往事，就此从常沙娜口中道出。

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在巴黎度过童年。她至今都记得，当时围绕在父亲常书鸿身边的，皆是留法的艺术学子。他们聚集于常家公寓，畅谈中外艺术。1935年的秋天，父亲在塞纳河畔散步时，从一个旧书摊上看到法国探险家伯希和编辑的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景》，顿时感到极大震撼，“1000多年的历代艺术在那里！”常书鸿当即决定，要返回中国，要去敦煌。

终于，1943年，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常书鸿偕妻带女来到敦煌，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全身心投入到修复壁画、搜集流散文物以及临摹壁画中。“那时的敦煌，放眼望去，满是沙丘和芨芨草，环境非常恶劣。”常沙娜至今记得到敦煌后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只加了盐和醋的水煮面，什么菜都没有。母亲无法忍受如此恶劣的环境，弃家出走，十几岁的常沙娜挑起了照料家庭的重担。生活多艰，但她沉浸在莫高窟的瑰宝中，跟着父亲和驻扎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学画。邵芳教她工笔重彩，董希文教她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她中国美术史，洞窟里的壁画就是她最好的临摹对象。当时的莫高窟被流沙掩埋，很多洞窟连门都没有，形同废墟。常沙娜就蹬着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里临摹。她身旁是彩塑的佛陀、菩萨，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画着，画着，兴致来了，她就放开了嗓子高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的绘画基础就是那樣打下的”。

1945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常书鸿的工作陷入困难。不得已，为募集资金、招纳人才，抗战胜利后，常书鸿在兰州举办了“常书鸿父女画展”，引起很大反响。一个美国人看了画展后，赏识常沙娜的才华，决定资助她到美国学习。1948年，常沙娜负笈美国，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校接受系统的西方绘画训练。老师在课堂上放音乐，让学生把听到音乐的感受用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常沙娜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敦煌的壁画，就把这些画了出来。老师看了之后说：“你画的内容很特殊。”

正当常沙娜苦读时，新中国成立了，报效祖国成为留美中国学生的共识。1950年的冬天，19岁的常沙娜乘坐“威尔逊号”轮船回到了中国，从此在艺术世界里大放异彩。

《画家家庭》——常书鸿绘。

把敦煌的花画进人民大会堂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敦煌文化遗产日益重视。还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总理就告诉常书鸿，要举办一个“敦煌文物展”，请他把十几年来临摹的画都运到紫禁城午门展出。

展览期间，常书鸿让女儿陪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看展。这是常沙娜第一次见到林徽因，这个意外机缘改变了她的一生。“第一眼见到林先生，觉得她气质特别高雅。那时候的林先生已卧病多年，平时基本不出门，这次听说有展览，她一定要亲自来看看。看到壁画后，他们激动得不得了，梁先生的嘴唇颤抖着，林先生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晕。”

常沙娜成了林徽因的助手，开始进行艺术创作设计。在林徽因的亲自指导下，1952年，21岁的常沙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款“和平鸽”真丝丝巾。她采用了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形式，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当时林先生指导我设计，她虚弱地躺在床上，想法却非常灵活。她对我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但要用咱们中国敦煌的鸽子。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气，马上就设计出来了。”

1950年，常沙娜乘“威尔逊号”轮船返回中国。

1958年，常沙娜参与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图案。

1952年，常沙娜设计的“和平鸽”真丝丝巾。

在林徽因身边的工作经历决定了常沙娜此后投身于工艺美术事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立后，常沙娜成为学院的教师。1958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沙娜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计天顶装饰。受敦煌壁画里的藻井图案启发，她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唐代风格的、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如今，这朵来自敦煌的花依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顶上熠熠生辉。

第二年，常沙娜接到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去敦煌收集壁画和雕塑上的服饰图案。这是她10余年后再次踏进敦煌。一切都变了样！她惊喜地发现敦煌和从前有了很大不同：发掘和保护的洞窟已经编号到第465个了;莫高窟的塑像也统计出来了，共有2415尊;防沙墙修建起来了，草木也长成了，人们种下的蔬果都有了保护。

常沙娜和两位同事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佛像、壁画和彩塑上的服饰图案进行了临摹。但在当时，临摹回来的手稿没有条件出版。“文革”期间，常沙娜被下放到河北的农场劳作。在田间，她依然挥笔作画，时刻准备着重新投入艺术生涯。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当时间来到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敦煌的命运和常氏父女的命运再次改变——常书鸿恢复了敦煌研究所所长职务。第二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就吸引26271人来参观。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五年，游客就超过了10万人次。

1979年，国务院时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来到了敦煌。常书鸿郑重地向方毅汇报了洞窟壁画变色的情况。1981年8月8日，邓小平也来到莫高窟。常书鸿和他的继任者段文杰一起陪同邓小平参观了壁画和彩塑。邓小平不时被洞窟壁画上的一些动人故事吸引，他一再赞叹敦煌可贵：“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敦煌的保护是件事，还是件大事。”邓小平回京后，向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建议，希望他们也能抽空去看看敦煌。当年，国家财政就拨出300万元专款，以解决莫高窟存在的困难。

从那以后，许多中央领导人到莫高窟视察，国家对敦煌文物保护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那个在战乱中建立、只有常书鸿几人苦苦支撑的敦煌研究所，终于发展为一座人才济济的敦煌研究院。1987年12月，莫高窟与长城、明清故宫、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泰山一道，首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自此，莫高窟蜚声海内外。作家余秋雨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敦煌的场景：“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便之门。”

当世人慕名而来时，常书鸿则走出国门，到日本、德国等地，四处探寻国外壁画、雕塑保护和修复的新技术。1979年那次去日本，常沙娜陪伴在他身边。在参观日本观音寺时，父女俩手持木魚，敲击了1200年前的梵钟，洪亮的钟声让常沙娜想起了敦煌第96窟唐代北大像殿中的钟声——她还是那么想念敦煌，尽管她已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了教学、作画和设计工作，但她的情感和人生依然属于敦煌。

晚年的常书鸿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来到北京养老。“父亲身在北京，心却在敦煌。他总是对我说，来北京只是做客，他还是要回敦煌去的。”1994年，常书鸿走完了90年人生路。弥留之际，他嘱咐女儿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如有来生，我还做常书鸿，还要守护在莫高窟。”

“我父亲给我写过一封信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这句话一直铭记在常沙娜心中，也融入在她的作品中。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常沙娜为中央人民政府设计了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物——纪念性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其灵感正是来自敦煌壁画。

如今，常沙娜每年都会去一次敦煌，为考察、为研究、也为追忆。渐入高龄的常沙娜摹制再现了莫高窟盛唐代表窟328/45窟的一组佛尊彩塑。她还带着一批批学生，继续对敦煌历代装饰图案进行临摹和整理：藻井、平棋、人字披、龛楣、华盖、佩饰、边饰、背光、地毯、桌帘、花砖……最终编绘了一部名为《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的图案集，在2009年问世了。

“文脉，是一种民族的、血液里的东西”

父亲去世后，常沙娜接过父亲的棒，开始奔走各国，寻求最新的壁画保护技术。1998年，常沙娜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重点工作就是文物保护。她先后去了埃及和意大利，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

在敦煌备受瞩目的今天，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所有人面前：敦煌壁画最终会消失，如何让我们的后代子孙还能看到莫高窟？常书鸿生前曾说：“敦煌的保护工作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采访中，常沙娜也说：“对敦煌的保护是首要的事。”

《环球人物》：我们真的还有办法保住敦煌壁画吗？

常沙娜：说起这事，我特别感激我的好朋友樊锦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樊锦诗提出了敦煌数字化计划——以数码照片的方式把敦煌石窟完完整整地记录下来。从此至今的近30年里，敦煌数字化都是敦煌研究院最主要的工作之一。特别是近几年，敦煌研究院引入了很多高科技，有数字展示中心，球幕电影展厅，甚至还有增强现实技术（AR）导览。

《环球人物》：敦煌壁画滋养了您和无数艺术家。在传承和创新之间，您的艺术原则是什么？

常沙娜：我的艺术创作原则，就是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也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等老先生奉为宗旨、不停地阐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指的就是文脉，一种民族的、血液里的东西。在一生的创作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回顾我这一辈子做出来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和敦煌艺术的基本精神都是分不开的。我认为，敦煌的元素应该更好地运用起来。

《环球人物》：运用敦煌的元素，应该是一种怎样的运用？

常沙娜：运用很重要，这里说的“运用”不是说要把文物本身给使用起来，而是如何把文物体现在现代生活中。敦煌壁画留下来1000多年的东西，包含了我们的历史传统，反映了那些年代里的衣食住行。我们要做的，是把这些古代元素也体现到现代。就像我设计的景泰蓝、人民大会堂天顶装饰，就是把敦煌壁画上描述的古代文化元素运用到了现代生活中。

《环球人物》：那您怎么理解艺术和时代的关系？尤其在今天，我们的文化生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常沙娜：艺术无法脱离时代。我认为总体上看是要有中国特色的，但这种特色不是原封不动，要根据现在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变）。我们现在穿的衣服、使用的东西，和古代有很多不同，这就不能完全照搬壁画上的样式，而是要考虑今天是什么样的时代，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功能相结合。不管发展到什么时候，一定要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不能数典忘祖，这正是促使我父亲从法国回到祖国、奔向敦煌并追寻一生的神圣动力。

常沙娜提到的数字展示中心、球幕电影展厅，《环球人物》记者都去过。记者到访敦煌时是仲春时间，西北天气尚冷，但草木已经吐绿，风沙不见肆虐，莫高窟外一片整洁。在敦煌研究院，记者得知，为了将游客的呼吸对洞窟文物的损害降到最低，已将日参观人数由2万下降到6000，开放的洞窟减少到6个。在莫高窟数展中心，高科技让大家与文物“亲密接触”，许多人玩得不亦乐乎，从而将游客在洞窟内停留的平均时间缩短到了70分钟。立体球幕电影《梦幻佛宫》播出时，洞窟里的壁画、彩塑仿佛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如果不是亲身去过，很难想象，在“敦煌壮士抱戈泣，四面胡笳声转急”的大漠深处，在距离“西出阳关无故人”只有70公里的地方，竟然有了如此现代化的体验和沉浸。

常沙娜提到的好友樊锦诗，《环球人物》记者也是“心向往之”。两位女先生的公众知名度甚高，算得上普罗大众心里的敦煌符号。见到她们，总会想起莫高窟壁画上的飞天仕女，才情横溢，美丽坚韧，真正是“敦煌的女儿”。

常沙娜

1931年生于法国里昂，画家，艺术设计家，教育家。自幼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曾执教于清华大学、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