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彩霞

一

1933年，结束一场无望的单相思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就读的费孝通一头扎进书海，决心要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读完了老师吴文藻书架上的所有书籍，秋季开学后，他考入了清华研究院，跟随俄籍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人类学是冷门，学生只有他一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关注是骷髅”，除老师之外，他在清华很少与人来往，社交圈子依旧停留在相去不远的未名湖畔。

作为著名的教会大学，燕京举办的聚会为青年学子们搭建了交流的平台，在那里，费孝通结识了他后来的妻子王同惠。她比他低两届，也是吴文藻的学生。学社会学的女生本就不多，所以高鼻深目、温婉娴静、有着古典气质的王同惠自然引人注目，在同学的介绍下，他们很快熟络起来。一个受革命思想影响，有着学术救国的雄心壮志，一个“肯用思想，对学问产生了真正兴趣”，相识后，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被“学问”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两个人的交流越來越多。

圣诞节到来的时候，借着燕京当时流行的“逢节送礼”的习俗，他送给她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目的是为他们几天前的一场争论找到依据，以此说服她。尽管只是纯朴的同学关系，但他喜欢那种为了学问各执己见、旗鼓相当的感觉。至于其他，刚刚受过感情创伤的他并未多想。

孰料，一本书打动了王同惠的心，她发现了他的“不平常”。那时，费孝通刚刚翻译完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朋的《社会变迁》，译稿尚未出版，王同惠近水楼台，要求先睹为快。费孝通于是建议她借来英文原本，边阅边校，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恰好此时，被吴文藻称为“思想超越，为学勤奋，在语言上有绝对天才”的王同惠也在翻译比利时传教士许让神父的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她主张“对等原则”，让法文刚刚入门的费孝通对照原文，边学边抄，算作他们的另一个合译本。合作中，语言功底深厚的她还经常为他补习法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促进中，爱情枝叶悄然生长，令他发愁的第二外语也不再那么生涩难懂。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二人的交往也频繁起来。每逢假日，不是他骑车到未名湖畔找她相叙，就是她去他在清华的实验室工作、谈笑。大雪天，他站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她，心被温暖和幸福包裹，丝毫不觉寒冷，学校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也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彼此倾慕，相互爱悦，她的善良、朴素和执着，让他听到了理解的心声，和谐的琴音。

她的到来点亮了他的灰暗生活，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那段时间也成为他一生中“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一

两年后，费孝通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他考取了奖学金，准备出国留学，教授建议他：“还是先在国内作一番实地调查，这样对你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发展都有好处。”正好广西一家教育研究机构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的课题，在吴文藻的接洽下，他得到了去大瑶山考察的机会。

得知这个消息，王同惠格外兴奋，申请一同前往。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时，她就向他提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本这样的书？”她有个愿望，希望他们能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而去大瑶山作调研，无疑是一个实现梦想的好机会。可是，以同学身份同行，难免引起非议，爱情已水到渠成，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结婚。

1935年8月，费孝通与王同惠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老师吴文藻称他们为“能说能做的小夫妻”，视他们的婚姻为“最理想，最美满”。

婚后，整理完《甘肃土人的婚姻》的译稿后，蜜月里，这对新婚夫妇踏上了去广西火瑶山的路。大瑶山群山连绵，古树参天，神奇而美丽，却也是蛮荒之地，地势险峻，百兽聚集。因着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风雨长途，他们不知疲倦，忘记了一切可能到来的艰险。月色千里中，在野草蔓生的山路上，他雇了两顶轿子，笑着对她说：“结婚时没让你坐轿，今天补上吧，天还代你挂灯。”爱情新美如画，胸中涌起幸福和激动，他们坚信，此行，梦想一定能实现。

离京两个月后，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考察困难重重，人类学调查需要对人群进行体质检查，因为瑶人的排斥，工作难以展开。王同惠的女性身份和语言天赋成为便利，她耐心解释，主动帮村民干活，很快获得瑶民的信任和好感。奔走在村落间，他们与瑶民同吃同住，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个作民族考察的女子”，在土屋“噼啪”作响的火塘边，王同惠撰写了《桂行通讯》系列，为《北平晨报》等报纸发回一篇篇鲜活生动、散发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笔记，吴文藻看后评价： “这些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了真使我兴奋！”

是的，因为始终有快乐和勇敢相伴，他们经常手牵手肩并肩，享受爱情的欢喜和力量，他们的身影也让遥远空寂的大瑶山既温馨又生动。此外，他们有了爱的结晶，他想让她先回北平休养，但她坚持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1935年12月的一天，两人按照计划在向导和挑夫的带领下，向另一个村落转移，山路陡峭，翻过一座山时，怀有身孕的她已累得气喘吁吁，他扶着她坐在石头上歇息，不料起身时，茫茫竹林中，已不见向导和挑夫的影子。慌乱和恐惧中，他们摸索前行，天渐渐黑下来，看到前面有一处似房屋的建筑时，他立刻上前推门，不料，石头木块轰然压下，他误入了瑶族猎户为捕兽设的陷阱。

他身受重伤，她奋力搬开他身上的巨石，把他移到安全地带，救夫心切，她决定一个人去寻求援助。深处大瑶山腹地，即便瑶民也不敢轻易涉险，何况是夜里，更何况，她只是个成长在象牙塔里的女学生！爱能给人勇气，临别时，她安慰他：“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天会保佑你！”

果然心诚则灵，第二天上午，一位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他得救了！可是，她却音信全无。瑶民派出村里所有的青壮年搜寻，七天后，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涧边，找到了她的遗体。那里距离他们迷路的竹林足足6个小时路程，细心的瑶民发现，在野藤横生的荒岭，有‘条她用身体拖爬而成的“路”。

爱情成为绝唱，25岁，她魂归大瑶山。拖着重伤之躯，他将她安葬在梧州白鹤山，下葬之时，棺木用两条粗铁链悬空吊在墓穴当中，以使之“不沾泥土，不污同惠圣洁”。怀着悲痛，他亲笔书写了碑文：“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妻竟怀爱而终，伤哉！”短短200字，诉尽离殇。她去世那天，他们结婚仅仅108天。

三

“人天无据，灵会难期”，巨大的打击令费孝通痛不欲生，半年后，他才记录下当时的绝望心情：“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二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亡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打不醒的噩梦！”

“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伤情好转后，费孝通开始整理他和王同惠在瑶山考察中搜集的资料，和着血泪和思念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书。这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俗、信仰等，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书出版时，署名王同惠，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社会学的历史丰碑上。

“她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去世，我就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在触不可及的彼岸，她依然盛开，依然在引领他。

1936年秋天，费孝通赴英国留学，两年后学成归国。不久，他撰写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学界为之轰动，此書被英国人类学泰斗马林诺期基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由此奠定了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的地位。书的扉页，他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尽管战争使得生活动荡，学术道路坎坷，但他从未想过离开祖国，因为这里是他的情感所系、学术所在。

为了照顾他的生活，1939年，在大哥的介绍下，在印尼当过老师的孟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年后，女儿出生，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孩子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孟吟性格单纯，通情达理，他们的家里一直珍藏着王同惠的遗照。其后几十年，身处乱世，惊涛骇浪，颠沛流离，她一直与他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1979年，费孝通终于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被通知搬家前，整理书架上的旧书时，一叠发黄的稿纸惊现眼前，那正是40多年前，他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他没有惊喜，只觉悲从中来，看着上面王同惠的笔迹，一时之间，疑在梦中。动乱年代，经历多次抄家，书籍、稿本几乎全部下落不明，这本爱情结晶居然能免于劫难，他觉得冥冥中一定是她在护佑。手抚这一叠纸页黄脆的稿子，费孝通耳边又响起当年王同惠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本这样的书呢？”

“为同惠圆梦是我的责任”，可是，头上还戴着政治帽子，他不敢妄想出版，只能先把磨损和破碎的纸页修补完整。

1997年，王同惠离世62年后，这本译著终于付梓，在万字长序《青春作伴好还乡》中，他回顾了他们的相识相爱，即使阴阳相隔半个多世纪，学问这条线仍旧牵着彼此，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

瑶山有他们的青春芳华，不顾年迈，费孝通五上瑶山祭奠亡妻。“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曾经深爱，永远刻骨铭心，此时回首，长久的一生也只是短暂一瞬。

2005年4月，费孝通去世，临终遗愿是，把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生离死别70年，这一次他们再不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