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皮明明

1908年的一天，芜湖城的早晨白露泠泠。一名男子带着一个13岁的小女孩穿街过巷，来到芜湖最著名的青楼——兰心院，要把这个小女孩卖掉。老鸨打量着这个女孩，甩了一句：“人你还是带回去吧，这丫头吃不了这碗饭，小眼睛、厚嘴唇，怎么也长不成美人。”男子说：“那就留下她做烧火丫头吧！”老鸨不屑地说：“两担大米价！”

就这两担火米，小女孩被卖了，卖她的人是她的亲舅舅。她一岁时，爸爸去世，两岁时，姐姐去世，八岁时，妈妈也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亲舅舅，还把她卖了。从此，她身上便有了一个标签：青楼女。

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张玉良。

人生在于选择，有人选择在盛世糜烂，有人选择在废墟盛开花朵。进入青楼后，张玉良的人生从逃跑开始。

张玉良回忆，自己曾经逃跑过50次，而每‘次被抓回来都是一顿毒打，身上常年都是青的。老鸨甚至使出了最阴险的一招，叫打猫不打人，即把猫放在她的裤子里，再束紧腿脚，用鸡毛掸子打猫，挨了打的小猫为了逃窜四处乱抓，抓得张玉良伤痕累累。后来实在跑不掉，她就选择跳河、上吊，而每一次，她都被救下来，然后又是一顿毒打。

《肖申克的救赎》中说：生命在于简单的选择，要么选择生存，要么选择死亡。她的刚烈让老辣的老鸨都震惊了，说：“我从没见过如此难以调教的女人！”束手无策的老鸨只好让张玉良学琵琶、余派京戏、扬州清曲、江南小调。

人应该有一种力量，即使身在废墟之中，也要让自己体面、干净，揪着头发把自己从泥土里拔出来。几年过去，张玉良成了芜湖城最会唱戏的人。在那个年代，说自尊或许可笑，但它至少支撑着她不跌倒。

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有什么样的爱情。

一日，新上任的海关监督潘赞化和商界朋友共赴兰心院盛宴。宴会中，张玉良唱了一曲《林冲踏雪》：“帽子上红缨沾白雪，身披黑毛兜北风……这茫茫大地何处去，天寒岁暮路徒穷。”就这简单几句，荒腔走板，慷慨苍凉，让潘赞化心头一颤、心生怜悯：“如此人才，怎能屈身青楼？”

先是一见倾心，继而日久生情，潘赞化爱上了张玉良。潘赞化是留洋学生，身份显赫、仪表堂堂。张玉良是青楼女、不识字，厚嘴唇、小眼睛。无论怎么看，二人也不搭。

剧作家廖一梅说：在我们的一生中，遇到爱，遇到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潘赞化钦佩张玉良的才华和风骨，于是一怒为红颜：“我为你赎身！”他东拼西凑，卖了祖传的宋代古董，凑得10000大洋，把张玉良带出青楼。

1916年的深秋，在上海，潘赞化给张玉良买了一条白色的法式长裙，给自己买了一件黑色西装，到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在家中举行了婚礼。那天，张玉良和潘赞化说：“我要开始新的生活，我要把自己的姓改成先生的姓。”从此，张玉良已死，潘玉良新生。

只有让自己不断成长的女人，才不会被这个世界辜负。

一天，潘玉良看见一个叫洪野的画家在院子里画画，他寥寥数笔，美人蕉就跃然纸上。从那一刻开始，她疯狂地爱上了画面，每天站在洪野身边呆呆地看，偷偷地学，如痴如醉。她先学素描、后学油画，把生活费全部用来买绘画用品，恨不得把吃饭时间都用在画画上。

一年后，出身青楼、不识字的潘玉良破天荒地考上了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她把长发剪成短发，成了当时最时髦的女学生。

那时候，国内刚刚引进画裸体画，没有人当模特，潘玉良就脱光衣服，对着镜子画自己。她还钻进公共浴室，躲在黑暗里，偷偷画别人的身体。

有一次，她在浴室画画被发现了，大家抓住她的头发：“看啊，她把我们不穿衣服的样子全画下来了，揍她！”她挨了打，却并不难过，因为她的画传了神，她觉得很值。

对于潘玉良，跟梦想有关的一切都是她的禁忌，在生活里，你可以随意伤害我，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能碰我的梦想。为了梦想，她先考到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她依然不满足，又考到了巴黎国立美术学院，最后，她甚至考到了罗马国立美术学院。

“我在卧室画素描，常常一画就到天亮，地板上、墙上全贴满了我的画，屋子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有一次，四个月没有收到家信和補贴，我饿着肚子画罗马的斗兽场、画威尼斯官，我觉得很快乐，我从来没有那么快乐地找到自己。”

潘玉良在绘画中找到了自己，终于没有被世界辜负。

不畏过去，不念将来，每个人生活的本质都一样，不一样的是你在感受什么。你感受到向往，你便会为之奔跑，你感受到热爱，你便会为之疯狂，你感受到美，你便会学会爱这个千疮百孔的人间。

在欧洲求学八年后，潘玉良回国。国内沸腾了，上海美专请她当老师，另外还有美术学院请她当教授，为她办画展。展览当天，民国政府主席亲自到场参观，行政院长也来捧场，并定画数幅，满载而去。有的人上午看了，下午还去看，左手拿烟斗，头部微斜，看得得意时，跑近前去，又往后倒退，差点撞到其他观众。

徐悲鸿为一睹而快，甚至夜闯展厅，没人开门，他就从边门的书架钻过去。徐悲鸿评价她说：当时的中国画坛，能够称得上画家的不过三人，其中一个就是潘玉良。

可在中国，裸体画依然是禁区。

刘海粟和新任上海督办孙传芳公开对战。孙传芳电令刘海粟：希望你有自知之明，立即撤回模特制。刘海粟当仁不让，立即回击：模特制为绘画实习之必须，与衣冠礼教，并无抵触。潘玉良也当仁不让，举办了《春之歌》个人裸体画展，却遭来一片谩骂。

还有一次，在学校的休息室里，潘玉良听见有人骂：“老师都死光了？让一个青楼女子来上课。”她愤怒极了，推门进去，朝着那个人脸上就是两个耳光：“我打的你，我敢负责，你为什么要恶语伤人。我不会欺负人，但绝不会让人欺辱。”

潘玉良“啪啪”两巴掌打给那个时代的愚昧，打给那个时代的歧视。男人真正值钱的是学问和风度，只有最下流的男人才会侮辱女人。

不加入外国国籍，永不卖画，永不恋爱。

1937年，潘玉良去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万国艺术博览会。在黄浦江头分别时，看着两鬓斑白的潘赞化，潘玉良流着泪：“你为什么永远都宽容我，为什么你不自私一点……”潘赞化回答：“如果让你做个安分的妻子，当初我就不应该送你去国外，既然让你学了画画，就应该让你自由。”潘赞化把怀表放在潘玉良手里，只留下一句：要是想我了，就听听怀表，那就像我的心跳！

没想到，她这一走，就是40年。40年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

国内局势动荡，潘赞化在信中说：“暂时就不要回国了。”天冷了，他给她写信：“天凉了，玉妹加衣。”“你一个人在外，不要太受苦，也不要挂念家里，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生活。”

对这番深情，潘玉良很感恩。在法国，潘玉良有三不原则：一是不加入外国国籍，二是永不卖画，三是永不恋爱。

不加入外国国籍，因为她觉得自己有朝一日还会回来。不卖画，因为她内心高洁。永不恋爱，因为她心里深深藏着她的爱人潘赞化。

1959年，巴黎大学的教堂极为庄严。巴黎市長宣布：尊敬的潘玉良夫人，恭喜您荣获巴黎大学多尔烈奖。这是该奖项首次授予女性艺术家，且来自东方。

那天，潘玉良穿着旗袍，两鬓如霜。回到家中，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赞化，我想你了，请在梦中同饮了这杯酒吧！”这一年，她的作品在比利时、英国、德国、希腊、日本巡回展览，大获成功，甚至法国一度不允许她的作品出境，她成了中国第一个进入罗浮宫的画家。

可是同年，潘赞化在国内悄然离世，过了好久，潘玉良才收到家信。她火病一场，身体便人不如前，没有潘赞化，回国便没有任何意义。

1977年，82岁的潘玉良用最后一点力气交代身边的老友：我的所有东西请你带回祖国，转交给赞化的儿孙们……还有那幅自画像也带回去，就算我回到了家……她的声音越来越轻，病房里人们的啜泣声越来越大，最终放声痛哭。

1984年秋天，潘玉良的七大箱遗物和2000多幅画作，还有那枚寄托感情的怀表终于漂洋过海，回到了家。

潘玉良在自己的笔下，总是穿着旗袍，色彩浓艳，像凄凉的胭脂。她冷静细狭的眼神时刻透露出对命运的反击和淡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尊严抗争：命运一开始只让她做一个最下等的女人，而她用尽一生将面前的一道道高墙推倒，重塑自己，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陈丹青说：潘玉良有一种古人像，让人心生敬畏。换句话说，她的人生是一种极致一自由和尊严的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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