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子

一

提起苏辙，大家的第一反应多半是：苏轼的弟弟嘛！第二反应则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嘛！不过同样位列唐宋八大家，苏辙对后世的影响力和苏轼完全没法比。老爹苏洵的地位虽然也不及苏轼，但好歹有个典故流传于世，“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而且有一篇《六国论》入选语文教科书。

苏辙呢？在普通人的认知里，除了“苏轼弟弟”这个响亮的头衔，其他几乎一片空白，说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缺少广为流传的代表作。

由于苏轼太厉害了，所以和他同时代的人，可能注定要活在他的阴影里，而越是亲近的人离阴影的中心就越近。苏洵作为父亲，对这样的“阴影”当然是欣慰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为人父母的骄傲。但作为弟弟的苏辙，感受可能就没那么单一了。要知道，兄弟姐妹之间往往是既团结友爱又相互竞争。有这样一个奇才作哥哥，对苏辙来说究竟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二

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问题是：兄弟俩在后世的名气天差地别，难道苏辙的才华真比哥哥差很多？其实不然。

众所周知，苏辙和苏轼是同榜进十，虽然苏辙当时的表现没有哥哥抢眼（苏轼本来应该是第一，阴差阳错判了第二），但是架不住苏辙年龄小啊！苏轼当时22岁，苏辙只有19岁，比哥哥少了三年的学习时间，也能和哥哥肩并肩，可见，苏辙的实力并不弱。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宋朝高考扩招了，含金量跟唐朝没法比，考中进十不算什么。那再看另一场含金量超高的测试：进士考试后，兄弟二人又一起参加当时难度最大的制举考试。

两宋300年历史中，考中进士的有40000多名，考中制举者仅41人，其难度可见一斑。虽然这次考试的结果是兄弟两人均榜上有名，但人们津津乐道的都是苏轼的赫赫战绩，称他是开国百年来，唯一位列第三等者（一、二等皆为虚设，三等为实际最高等级），却少有人注意到，苏辙本来也有机会名列三等。

事情是这样的。制举考试结束后，苏轼自我感觉良好，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策论是“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意思是：老子胆子可大了，针砭时弊，什么都敢说！但其实，真正胆子大的是苏辙。他的策论比苏轼的激烈、尖锐多了，矛头直指年老无为的宋仁宗，斥其为“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说仁宗沉溺于声色犬马，怠于政事，还听不进逆耳忠言，只听从后官里那群妇人之见！更厉害的是，苏辙连用了历史上六个昏君来做比喻，论证仁宗根本没有执政能力，简直不配做皇帝！

啧啧，苏辙通篇言辞之犀利，情绪之愤慨，简直相当于对着仁宗打了一套密不透风的组合拳，而且拳拳到肉！这篇策论一出，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对于苏辙这样白纸黑字把当今皇帝骂成这样的考生，主考官们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家的意见也十分两极化——

持激赏态度的是司马光，他觉得苏辙太有勇气了，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忌，所谓“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朝廷要选拔的不正是这样的人才吗？所以苏辙应该入选三等，以示嘉许！可另一位主考官不干了：苏辙把皇帝骂成什么样了，还想要名次？门都没有！

意见分歧这么大，另一位叫范镇的考官便出来打圆场：有才是有才，但意见提的也确实有点过分，还是保守些，给他个第四等吧。苏辙就这样错失了和哥哥一同站在最高峰的机会。

除了都是考霸，日常创作中，苏辙能位列八大家之一也绝非浪得虚名，连苏轼都说：“子由（苏辙的字）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意思是，我老弟的文章其实比我牛，只不过他文如其人，比较低调而已。此外还有旁观者作证，苏轼的学生秦观也说：“中书（苏轼）尝谓‘吾不及子由，仆以为知言。”我觉得师父说得对，我师叔真是深藏不露！所以，假如苏辙不与哥哥苏轼生在同一时代，也完全可以是领一时风骚的焦点人物。

可惜，苏辙偏偏摊上这样一个几千年方得一遇的、光芒万丈的天才哥哥，自己就算再优秀也只能在他的光芒覆盖下，默默跟着大家一起鼓掌。

好在，经常被忽视的苏辙也有被欣赏的時候。元老重臣张方平曾评价兄弟俩是：“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就因为这句话，苏辙一生将他引为忘年知音。是啊，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重视，向往站在舞台的中央。可只要有哥哥在，苏辙注定只能做配角，说一丝一毫的失落都没有，那是假的。

是的，苏辙做苏轼弟弟的第一层体验，是淡淡的失落。

三

其实，苏辙不止才华距哥哥仅一步之遥，还性情沉稳、老成持重，很多时候比性情外露、胸无城府的苏轼靠谱多了。在他们哥俩之间，说长兄如父那是不存在的。多数时间，担起兄长职责的都是身为弟弟的苏辙。

兄弟两个初涉官场时，苏辙就整天为苏轼过于情绪化的性格和口无遮拦的嘴巴担心，常苦口婆心劝诫哥哥要谨慎择友，不要逮个人就有的没的乱说;也不要总是写诗讥讽时政，以免祸从口出。苏轼却完全听不进去，还咋咋呼呼觉得自己完全Hold住：“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结果，苏辙的担心应验了，苏轼这个口无遮拦的大喇叭摊上了大事——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这时，又是苏辙像个兄长一样各种奔波营救苏轼。

事件爆发时，苏辙因距京城较近，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在御史台派人往湖州逮捕苏轼的同时，苏辙迅速做出了两个决定：一是立刻派人飞马到湖州报信，好让哥哥提前知晓，有个心理准备;二是连夜写了一封奏章《为兄轼下狱上书》，请求朝廷削去自身官职替兄赎罪，以保住哥哥一条命：“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

此后苏辙的另一个机智举动，也为营救苏轼产生了极大作用。

苏轼下狱期间，长子苏迈每日为其送饭。父子二人约定，平时只送肉和菜，如被判死罪则送鱼为信。结果有天苏迈出城办事，便委托亲戚代送。亲戚不知情，特意买了一条鱼给苏轼改善伙食，这下把苏轼吓惨了：我不过写诗发发牢骚，皇帝还真要砍老子的头啊！

生死关头，再豁达的人也淡定不了了。苏轼想到自己从前不听弟弟劝诫才落得如此下场，不禁悲从中来，泣涕涟涟中给苏辙写诗做遗言：“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狱卒将诗送给苏辙后，苏辙看罢伏案大哭，却拒绝收下诗篇。因为他知道，这首诗在自己手里价值不大，而只要被带回，按照规定，牢犯的只言片字都须呈交朝廷最高当局查阅，所以诗篇最终如苏辙所愿，传到了神宗手中。看到诗中手足情深的字句，神宗大为感动。他本来就不合得杀苏轼，这下又多了一层不忍。再加上王安石、太后等纷纷出面求情，苏轼最终逃出生天。

四

哥哥性命得保，苏辙悬着的一颗心是不是可以稳稳地放到肚子里了？这么想，你就太小看苏轼“生命不止，折腾不息”的能耐了。

出狱当天，伤疤没好就忘了疼的他又开始提笔赋诗，大意是，在牢里待了一百多天，出来都到春天了。哈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下半辈子我一定要尽情地嗨！走出牢门春风扑面真舒服啊，一路上喜鹊也叽叽喳喳恭贺我重获自由身。喝着小酒回想一下，这场灾祸真似一场梦啊！过去的就过去吧，人在官场飘，哪有不挨刀，也不全是我的问题嘛！

——在牢里蹲了四个月也堵不住苏轼的嘴，他这是要玩死全家人的节奏啊！

摊上这样一个乐观到无可救药的哥哥，苏辙能怎么办？只能在背后替他提心吊胆一辈子了。而事实上，苏辙要承担的远不止这些。

苏轼入狱后，他的一家老小都转到苏辙处。苏辙白天为救助哥哥奔波谋划，回到家还要安抚两家的老老少少，是整个家族的主心骨。苏轼免死出狱后，第二天就被押往贬所黄州。苏辙也受到牵连被贬江西，来不及松一口气，他便收拾家当，携老扶幼，带着两家老小一起上路。

此时的苏辙，膝下已有十个儿女，家里早就“债负山积”，日子过得十分辛苦，再加上哥哥的家眷妻儿，负担可想而知。

除了经济压力，更考验人的是耐心和统筹力：想想我们带一个娃出去旅行都要累崩，而苏辙所携的家眷队伍里有十几个活力四射的熊孩子，就这样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长途奔波几个月，一路上几十口人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孩子们的啼哭打闹，哪样不需要操心？到江西安顿好家人后，苏辙还得再次出发，将哥哥的一家老小安全护送至黄州。

人人都羡慕苏轼的了无挂碍，随缘任运，却不知道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身后一直有个苏辙在帮着收拾各种烂摊子啊！

是的，苏辙替他承担了太多世俗生活中的琐碎与不堪，所以苏轼才能在精神世界罩一骑绝尘，自由翱翔，成就无数旷达乐观、自在洒脱的传奇佳话。

五

而且，“乌台诗案”呈现出的种种绝非偶然。

被贬黄州四年后，苏轼再次翻身，又有了十年的政治黄金期。这十年，他在朝堂担任的最高官职距宰相仅一步之遥，在地方也都是上等州郡的一把手，可风云突变，待他再被贬谪惠州时，居然一分存款都没有！要知道，宋朝公务员的待遇十分优厚，真不知道苏轼是怎么做到月月光、年年尽的。

没钱上路怎么办？不怕，找苏辙“借”！是的，苏轼真的去找养了十个孩子、家庭负担很重的苏辙“借”了！最终苏辙倾其所能，资助了哥哥一笔钱，苏轼这才得以安排一家老小到宜兴生活，免除了被贬南荒的后顾之忧。

同样在朝为官，官阶相差无几，为什么负担更重的苏辙反而家有余财？此时此刻，苏辙的内心独白一定是这样的：亲哥啊，我节衣缩食，抠抠索索攒点钱，为的就是关键时刻能拉你一把啊！

不过苏辙可能也没想到，此后哥哥居然再次向自己伸出“罪恶”的双手——到哪都自来熟的苏轼，抵达惠州不久后就开始张罗着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修桥铺路，热心公益。

为筹措资金，苏轼连自己以前朝服上的犀带都捐了出去。更夸张的是，他还写信给弟弟，动员弟媳妇把以前进宫所得的赏赐之物拿出来助力惠州百姓修桥。而苏辙统统答应了。

不得不说，苏轼和苏辙果然是亲兄弟，那真叫一个不见外啊！想必苏辙娶的媳妇也是境界不俗。不然，若是个庸常悍妇，还不得骂苏辙三天三夜——你哥修什么桥啊？家里有矿啊？借钱不还就算了，连我的私房钱都惦记上了！还有没有大理了？

此时，如果你再问苏辙做苏轼的弟弟体验如何，他一定会苦大仇深地来一句：哎，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操不完的心！

六

对于弟弟的付出，苏轼也不是完全感觉不到。

被贬黄州时，苏轼说“便为齐安（即黄州）民，何必归故丘”;被贬惠州时又改口“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到了海南又成了“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总之，被贬到哪儿，苏轼就说自己是哪里人，可以说十分嚣张了，但如果认为他在任何时刻都这么拿得起放得下，那就大错特错了。

比如，他每次和弟弟苏辙分别时画风完全不是这样的：“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見乌帽出复没。”没喝酒，头却晕晕的，不是我喝醉了，而是我的心早已随着子由而去。这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分别，弟弟送了我很远，可我仍旧依依不合……我爬上高坡，希望能再看一眼弟弟远去的背影，却只看到他的帽子随着坡路时隐时现……

这是苏轼科考后第一次外出为官，也是和弟弟朝夕相处二十几年的第一次分别，心中抑郁感伤，就差泪雨滂沱了。

此后他们宦海漂泊，聚少离多，每次与弟弟分别，苏轼总是凄凄惨惨戚戚，完全不见平日的达观洒脱，比如“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还有“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等，满满的都是离愁别绪。

看似强大的苏轼其实对弟弟苏辙十分依赖，这一生，他最怕的就是和弟弟分离：没有子由在身边提醒我，真不知道我这天真烂漫的性格和屡教不改的大嘴巴又会闯出什么祸来，老子心里慌啊！

是的，他们从小一起读书成长，科场共搏击，仕途同起落。彼此不仅是手足，更是人生路上最为信任和持久的知音与战友。

苏轼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刻，而是他的脆弱只愿袒露给最信赖的人。他说：“嗟予寡弟兄，四海一子由。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苏辙便说： “手足之爱，平生一人。抚我则兄，诲我则师。”是啊，弟弟是哥哥的精神支撑，哥哥也同样是弟弟的心灵港湾。

苏辙做苏轼的弟弟有失落，有无奈，但更多的是满满的幸福和骄傲：哼，全世界都爱我哥哥，我哥哥却最爱我，耶！

七

绍圣四年（1097年），60岁的苏轼被贬海南，57岁的苏辙被贬雷州。

一对患难兄弟在贬途中聚首，唏嘘不已：岁月飘忽，当年出川时意气风发的两个小伙子如今都已是霜染两鬓的糟老头。更可叹的是，二人在垂暮之年却还双双深陷政治泥潭，“功成身退，对床听雨”的约定依然遥不可期……

分别前夜，苏轼痔病发作，呻吟不止。苏辙一夜未眠，守在哥哥身边为其诵读诗篇并劝哥哥戒酒。次日清晨，苏轼登舟渡海。望着哥哥的一叶孤帆渐行渐远，终于没入波涛之中，想到兄长垂老投荒，有生之年不知能否再见，苏辙不禁心似刀绞，泪飞如雨。

三年后，苏轼自海南北返途中，病逝常州。没能和弟弟见上最后一面，成了苏轼临终前的最大痛楚：“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

次年，苏辙按照哥哥遗言将其葬于嵩山之下，并卖掉部分田产，将三个侄子接到身边共同生活。后来他着手整理哥哥在海南的诗篇，偶然看到哥哥和陶渊明《归去来辞》的旧作，禁不住潸然泪下：“归去来兮，世无斯人，谁与游？”哥哥你先我而去，我在世上便再也没有了知音和依靠。年少时相约功成名就后一起归隐乡里，对床听雨，如今却只剩我一人在世间独自踌躇……

晚年的苏辙闭门不出，几乎断绝了一切人际往来，多年后终老，选择与苏轼葬在了一起。

终于，他们以另一種形式实现了“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约定，彼此再也不会分开。

《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段兄弟情：“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作家赵允芳说：苏轼与苏辙的关系就像箭与弓，箭之离弦，离不开弓的隐忍内敛。唯弓弩收得愈紧，箭方能弹射得愈远。某种意义上，正是苏辙的内向收敛、隐忍坚韧，成就了苏轼穿越时空的锋芒与伟才。

当我们今天仰望赞叹如日月星辰般光芒璀璨的苏轼时，不要忘记他身后永远站着一个为他遮风挡雨的苏辙。

当哥哥志得意满，风光无限时，他是人群中摇旗呐喊的喝彩者;当哥哥失意潦倒，流落天涯时，他是背后担负一切的支持者。无论何时，只要苏轼回首，他总会立在不远处微微一笑：哥哥，继续火胆潇洒地往前走吧，此外的一切，我担着。

这或许就是苏辙身为“苏轼弟弟”这层身份的终极意义，正如那句话说的：四海多友朋，无如一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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