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兰

为纪念《读书》创刊40周年，编辑卫纯约我写一篇文章，谈谈我与《读书》。我在《读书》工作31年，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一直在纠结写什么，翻看十年前我编选的《读书》文选《改革：反思与推进》，读文章思及文章后面的人与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读书》作为以书为媒介的思想评论刊物，在时间上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在思想评论方面，它紧跟时代步伐，开放，前沿，在各个不同时期引领着读者去思考。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各项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积极响应，创刊号上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是《读书》杂志标志性的文章。

1982年我到《读书》后，主要负责经济板块的编辑。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改革怎么改？我们既没有经验，更谈不到理论，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时期，我们主要是借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用得比较广泛的是许涤新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词典》。20世纪80年代后期，罗志如、范家骧、厉以宁、胡代光的《当代西方经济學说》（上、下册）出版后，影响很大。而书籍出版之前，我曾经和商务印书馆同名不同姓的编辑杨宝兰在北大聆听厉以宁讲授的《西方经济学说讲座》，听课的人相当多。再后来厉以宁、胡代光的《当代资产阶级主要经济学流派》影响也很大，以及后起之秀，年轻学者梁小民的《西方经济学入门》都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刚到《读书》时，正在南开大学读博士的金岩石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把南开大学读书会的同学介绍给了我，并且给我们写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