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亚 元丹

摘  要  中国的“锦鲤文化”在新新媒介的传播之下突破了传统内涵衍生出新的意义，成为一种新型复合型文化，它反映了当代青年群体在社会压力下普遍的焦虑心理，也延伸出极具话题讨论度和商业价值的衍生物。但目前国内学者对“锦鲤文化”的研究整理尚属匮乏，通过对目前国内学者“锦鲤文化”的研究文献进行的收集与整理，简要概括我国“锦鲤文化”发展的现状、内涵及其延伸发展的原因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对“锦鲤文化”及其衍生物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发展前景做出预判。

关键词  新新媒介;锦鲤文化;锦鲤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12-0022-03

现代锦鲤起源于日本新泻县的二十村乡，是文化复合体的产物。随着国与国频繁的文化交流，日本的“锦鲤文化”与我国传统的鲤鱼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锦鲤文化”[1]。（下文所表述的“锦鲤文化”都为中国的“锦鲤文化”。）

如今，中国“锦鲤文化”中的锦鲤不再仅仅以鱼的形象出现在我们视野中，新新媒介的病毒式传播使其成为了一种万事通用的幸运符、社交币，甚至幻化成为人形。由于人物本身的极高热度、媒体的大肆营销和网友的PS恶搞图片，诸如“转发这个杨超越，期末不用努力也能拿第三”“转发这个魏璎珞，你的仇人都会被雷劈”等这些网络图配文在微博、微信、QQ空间里被网友大量转发，俨然已成为年轻一代人日常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国庆期间支付宝价值百万的微博抽奖中奖用户“信小呆”凭借万中无一的幸运成功超越之前所有的人形锦鲤被誉为“中国锦鲤”，成为锦鲤本鲤的代言人。支付宝这场声势浩大的锦鲤抽奖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了一股锦鲤营销之风，并且引发了全国性的“锦鲤效应”，“锦鲤”一词也成为2018年底最火的词之一。

中国的“锦鲤文化”在新新媒介的传播下发展得如鱼得水，它的衍生物人形锦鲤、锦鲤营销也在新一轮国民讨论中掀起了极大的波澜。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对中国“锦鲤文化”延伸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考察，并且整理、概括“锦鲤文化”延伸的内涵、原因、存在问题和应对措施，以及对之后的研究提出意见。

1  關于锦鲤文化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中分别以“锦鲤”和“锦鲤文化”为主题进行检索，相关文献共1 484条，其中“锦鲤文化”64条。“锦鲤”和“锦鲤文化”以2018年2月的《“锦鲤祈愿”与“日常迷信”——当代青年网络俗信的传播社会学考察》为分界线，此前的文献大多以“锦鲤”为主且偏重基础与应用研究的自然科学，此后，有关“锦鲤”的研究开始转向以大众文化为主的社会科学。

截至2019年5月10日“锦鲤文化”文献下载数量最高的前五位分别为：

第一位：梁坤，《“锦鲤祈愿”与“日常迷信”——当代青年网络俗信的传播社会学考察》，《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04期，累计下载2 131次。

第二位：闫珊珊，《红白锦鲤着色效果的初步研究》，天津农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05期，累计下载892次。

第三位：田轲，《一条“中国锦鲤”的养成故事》，《中国工商报》，2018年10月23日发表，累计下载675次。

第四位：陈思，《流行语“锦鲤”与社会文化心理》，《文学教育（上）》，2019年02期，累计下载674次。

第五位：沈芾，《常见重金属离子对几种观赏鱼的毒性效应及其应用》，上海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07期，累计下载621次。

通过上述文献整理可知，文献下载量最高的前五位中，梁坤、田轲、陈思是以传播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锦鲤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联系，重点考察“锦鲤文化”在新媒体下迅速发展的内涵及原因。而闫珊珊、沈芾两位则是对“锦鲤文化”中锦鲤本身着色效果的研究和常见重金属离子对锦鲤生活和发展的研究。从研究时间和下载量来看，自2018年起，对于“锦鲤文化”的研究更偏向于社会科学方面。

2  关于锦鲤文化的概念及内涵分析

目前学界尚未有关于锦鲤文化的具体定义，有待进一步明晰和拓展。但按研究现状，可将“锦鲤文化”划分为两种内涵，一是传统的“锦鲤文化”的内涵，二是网络下的“锦鲤文化”内涵。

研究传统的“锦鲤文化”内涵的学者包括白明、陆书亮等。传统锦鲤单纯指一种高档观赏的鲤科鱼类，所以，传统的“锦鲤文化”也就是锦鲤发展的文化。陆书亮的《锦鲤文化》一文中指出鱼象征着男女配偶、家族兴旺和富贵吉祥，它深远又丰富的含义从上古时期一直流传到现在并且深广地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2]。白明也表示锦鲤就是鲤鱼，是一种优雅美丽的观赏鱼。近几年锦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它不仅可以让人享受饲养与玩赏的乐趣，还可以增值保值，发展前景非常乐观[3]。

研究网络中“锦鲤文化”内涵的学者包括李雨聘、蒋鑫宇、智星等。李雨聘认为被转发的“锦鲤”最初还是符号式的、真正意义上的锦鲤鱼 ，之后的传播形式就演变成为有事例支撑的一些“神图”，再到现在全民化的具体“人形锦鲤”杨超越、信小呆等[4]。蒋鑫宇、智星也指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从《创造101》一路走红、受到粉丝和网民群体认同的杨超越和中了支付宝赋予“中国锦鲤”身份的“信小呆”，她们便成了真人“锦鲤”的代名词。尤其是“信小呆”这条“锦鲤”已经成为了幸运、祥瑞的新象征，她也开始被符号化，成为“锦鲤”符号的新外延[5]。

综上所述，中国的“锦鲤文化”正在处于融合发展阶段，“锦鲤”的内涵也不断被赋意，新新媒介的推动让“锦鲤文化”衍生出更多的内涵，因此学术界需要对“锦鲤文化”的概念、内涵加以界定和完善。

3  关于锦鲤文化延伸的原因分析

目前关于“锦鲤文化”延伸的原因，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和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具体分析如下：

基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锦鲤文化”发展延伸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甘轲晗、梁捷、陈思等。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毛良斌认为，锦鲤之所以很快在青年群体中传播，主要是一种群体认同和心理需求。甘轲晗从狂欢理论的视角下补充了毛良斌的观点，增加了“人们在电子消费时代的大众娱乐心理”和“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的社会心理动因[7]。陈思认为“锦鲤”一词的流行也体现了当代年轻人焦虑、追逐自我、求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8]。粱捷更加全面地概括了“锦鲤”背后的社会心理为“追逐幸运、刷存在感、自我反讽、盲目追随和社会

压力”[9]。

基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锦鲤文化”发展延伸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甘轲晗、郑心仪、蒋鑫宇、智星等。甘轲晗认为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成为构建自己话语体系的空间，只要人们有机会接触网络，就可以加入锦鲤狂欢的浪潮中[7]。郑心仪也认为在2018年现象级的转发“锦鲤”微信公众号营销活动，朋友圈中的人际关系网使其达到蒲公英式扩散传播的效果[10]。蒋鑫宇、智星也指出“锦鲤”霸屏是由于媒介传播的推波助澜，将“信小呆”“锦鲤”体质的合法化，成为网络文化中的新一代“锦鲤”正是支付宝这次营销活动制造出的[5]。

基于亚文化的角度对“锦鲤文化”发展延伸的原因进行研究的学者包括：梁坤、马琼烨、张浩哲等。梁坤认为以“锦鲤祈愿”为表征的“日常迷信”行为是产生于当代青年的网络空间中的俗信，它有着明显的青年亚文化风格[6]。马琼烨、张浩哲则认为亚文化发展的群众基础不断地在增加，“锦鲤文化”在青年亚文化的传播中再度扩大了其影响效应。锦鲤祈愿的实践就是以“文字+图像”的文本完成，而这种文本隐含着参与者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是对当代青年文化人格的体现[11]。

当然，除了从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和亚文化这些主要的角度来研究“锦鲤文化”延伸的原因，还有部分学者也尝试着从语言学阐明“锦鲤文化”中“锦鲤”延伸的新含义。这些学者包括万晓玥、吴峰文、左桂荣等。其中，万晓玥表示“锦鲤”一词属于典型的“旧词新用”，“锦鲤”意义的泛化是由于其本身文化色彩丰富和现在隐喻与类推的发

展[12]。吴峰文、左桂荣指出在时下网络语境中，“锦鲤”的含义由最初“鳞光闪烁的鲤鱼”或专指一种观赏鱼（都承载着美好的寓意），再到如今的“幸运儿”“幸运的”“福利”等，其语义的演变是由热点事件、“锦鲤”原有寓意和人们用语心理促成的[13]。

4  “锦鲤文化”延伸引出的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

在“锦鲤文化”延伸发展的研究中，分析其形成及爆红的原因研究占了大半，但对其所带来的问题及应对措施的研究却仍匮乏。其中，对于“锦鲤文化”延伸引发的主要两个问题“锦鲤崇拜”“锦鲤营销”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包括李雨聘、焦豪、张月遥等。李雨聘表示网络不断向青年群体输出“一夜暴富”“不努力也会成功”的错误价值观，对于那些价值观尚未发展成熟的青年人来说，过于饱和的信息使得他们感到空虚和迷茫，从而陷入精神困境之中[4]。焦豪、张月遥则指出各大商家纷纷效仿支付宝成功的“锦鲤营销”制造出这场盛大的“锦鲤”狂欢背后，个别不法分子利用“假锦鲤”进行电话诈骗、“猫腻”抽奖导致无人中奖等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迷失在“锦鲤”无序消费和无良营销的消费者和商家，都将会给社会带来道德无序的危机[14]。

针对“锦鲤文化”引发问题的应对策略大致包括：从个人主体来看，每个人都需要打消“天上掉馅饼”的侥幸心理，认真积极地生活，刻苦努力地奋斗;从商业主体来看，企业需要完善核心竞争，打造竞争优势，树立具有正向价值的商业理念;从媒介主体来看，新新媒体应当加强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的宣传与创造。从社会主体来看，整个社会都需要形成一个合理的情绪疏导机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与建设。

5  对于锦鲤文化延伸研究提出的建议

在新新媒介的推动下“锦鲤文化”延伸出新的内涵和意义，但尚未引起学者大规模的关注度，所研究的文献也不多。通过对于“锦鲤文化”延伸的现状、内涵、原因、存在问题及应对措施的收集和整理，笔者对今后关于“锦鲤文化”研究发展延伸方面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5.1  重视量化研究

在“锦鲤文化”延伸的研究中很少有学者选择使用量化研究，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使用测量法和调查法，引入大数据、算法等技术，使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

5.2  重视跨学科研究

在整理概括“锦鲤文化”发展延伸的原因时，大部分学者都从社会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和亚文化角度进行研究，研究运用的理论框架也不够新颖，大部分也都集中在狂欢理论和符号互动论上。但“锦鲤文化”是一种宏观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都有着必要的联系，所以，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试着从思想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教育学和社会工作等方面着手。

5.3  转变研究视角

对于“锦鲤文化”的评价在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上大部分学者都是以批判为主，忽视了“锦鲤文化”延伸出的正向的积极价值。李雨聘就指出要利用“锦鲤文化”传播的规律去挖掘和利用其传播积极价值的一面[4]。这点也值得引起思考与探究的。

6  结束语

以中国上千年的鲤鱼文化为载体，以日本珍视的锦鲤文化为依托，中国“锦鲤文化”随着时间和技术的发展，表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锦鲤这条鱼也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越游越远。但是“锦鲤文化”延伸发展所创造出的衍生物的命运相比之下就不會一直幸运下去。著名学者蒋原伦在2012年就提出了“一切的新文化都是青年亚文化”的观点[15]。虽然表述有一些极端，但这确实也是我国目前大多数由新新媒介推动兴起的文化的本质。所以以中国“锦鲤文化”为基础衍生出的人形锦鲤、锦鲤营销等虽然由于新新媒介的推动红极一时，但其本质与当代流行的“毒鸡汤”“杀马特”“小猪佩奇”等相同，都是青年亚文化的衍生物。它们没有底蕴，没有内在逻辑，突如其来，生生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依托的是年轻人的欲望与活力，在特定的时间一炮而红，但这个特定的时间一过、人们的欲望消散，它们也就会在人们的视野中逐渐被淡忘[15]。

参考文献

[1]陆薇薇，菅丰.“中国锦鲤”是如何诞生的？——现实与虚拟空间中的“第三种文化”[J].民俗研究，2019（2）：126.

[2]陆书亮.锦鲤文化[J].水族世界，2011（4）：44-45，47-49.

[3]白明.锦鲤的发展史[J].水族世界，2011（4）：29，41.

[4]李雨聘.新媒体浪潮下锦鲤崇拜传播折射的社会现象剖析[J].新媒体研究，2018（24）：73-74，79.

[5]蒋鑫宇，智星.锦鲤热的冷思考——关于支付宝“中国锦鲤”营销的传播符号学分析[J].北方传媒研究，2018（6）：62-63.

[6]梁坤.“锦鲤祈愿”与“日常迷信”——当代青年网络俗信的传播社会学考察[J].新闻研究导刊，2018（4）：46-47.

[7]甘轲晗.狂欢理论视角下的“转发锦鲤”现象的研究[J].传媒论坛，2018（20）：120-121.

[8]陈思.流行语“锦鲤”与社会文化心理[J].文学教育（上），2019（2）：131.

[9]梁捷.“锦鲤”背后的社会心理[N].社会科学报，2018-11-8（004）.

[10]郑心仪.公众号转发“锦鲤”营销背后的人际关系分析[J].科技传播，2019（1）：3-5.

[11]马琼烨，张浩哲.从“锦鲤事件”看青年亚文化[J].新闻研究导刊，2019（4）：87.

[12]万晓玥.从“锦鲤”的走红和泛化看“旧词新用”[J].文学教育（下），2019（4）：41.

[13]吴峰文，左桂荣.“锦鲤”生新义[J].语文建设，2019（1）：71.

[14]焦豪，张月遥.“锦鲤”狂欢：互联网浪潮下的失序警示[N].社会科学报，2018-11-8（004）.

[15]蒋原伦.一切的新文化都是青年亚文化[J].读书，2012（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