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当时世界最大的邮轮之一“泰坦尼克号”沉入大西洋。船上的两千两百多名乘客和船员中，一千五百多人罹难。自“泰坦尼克号”沉没，大众文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对这一事故进行了多样的呈现和讨论。《读书》二〇一六年第八期刊载了晋军的《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一文。这篇文章指出：与性别、阶层这两个结构因素相关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以此为基础，《结构的力量》一文讨论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其“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生存机会的影响”。然而，仅关注“结构的力量”，就只能看到“泰坦尼克号”上生死故事的一面，也只理解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一层含义。遭遇冰海沉船的每个人的行动，则是“泰坦尼克号”故事的另一面，这也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另一层重量。

《泰坦尼克号》剧照

“泰坦尼克号”船难发生时乘客和船员的人数以及后来获救的人数并不确定：有些持票人并未登船，有些用假名购票的乘客被重复计入获救名单。英国事故调查报告的数据通常被认为相对准确。采用这一数据比较 “泰坦尼克号 ”上不同人群的幸存率可以发现，无论是乘客还是船员，女性的幸存率都是男性的三倍以上，亦即性别对船难的幸存率有影响。此外，船上十二岁以下儿童的幸存率也高于全船幸存率，更高于男性乘客和船员的幸存率。由此可知，年龄也是影响幸存率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