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吉福（教授），谢慧兰，陈熠辉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而规范和督促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正是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抓手。因此，企业在创造财富、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支撑之时，也应积极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自2006年和2008年深交所与上交所相继发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以来，我国企业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数量逐年递增，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负面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因而，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经营决策，而且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为非财务信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外界全面了解企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披露动机、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等微观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不仅由内部因素决定，也会受到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应当将企业行为放在一个大的宏观经济环境中进行分析和讨论[1]。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企业所处的外部宏观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变量，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外部影响因素时应考虑正式和非正式制度。黎文靖[2]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特征，利用寻租理论构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性框架，并得出企业所有权结构会影响社会责任报告及其信息披露行为。徐莉萍等[3]以我国上市公司在汶川地震中的捐赠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发现媒体关注会显著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为平滑经济周期而频繁调整现行经济政策，我国也不例外，这在缓解我国经济低迷困局的同时也使得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从而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风险加大，企业管理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判和企业的决策行为受到影响。饶品贵等[4]以高管更替作为切入点研究表明，为了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企业会采取降低高管变更频次的策略来对冲外部风险，这在风险承担能力弱的企业中尤为明显。

从文献回顾来看，经济政策及宏观环境变化是企业微观行为决策不容忽视的基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企业经营决策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及其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这正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基于上述逻辑，以我国2009～2016年自愿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Baker等[5]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研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产生何种影响？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自愿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行为究竟是基于何种动机以及会给企业带来何种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丰富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内容。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文献，而企业决策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宏观政策的综合影响，因而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方面的研究较为成熟，在此基础上，深入探析自愿性社会责任报告影响企业融资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探究我国企业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是自愿性还是策略性行为。第三，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的研究内容。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目前，企业融资主要依赖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经济运行前景不容乐观，银行将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降低自身经营风险，这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大企业的融资压力。

首先，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情况下，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4]。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波动频繁，我国政府为缓解和避免经济深度衰退，虽出台了多项经济政策，但宏观经济走势仍难以被这些政策准确捕捉，由此提高了颁布新政策的频次以更好地调控经济运行，宏观环境变幻莫测、经济政策频繁变动及政策推行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而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经济整体的未来走势，从而行为决策受到影响。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加深，会使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愈为严峻，由于对未来经济走势难以精准预测，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易受影响，经营风险增大，发生债务违约的概率增加，因此，企业主动向银行等债权人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消除其对企业未来存续情况的疑虑，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利影响，使其对企业放宽信贷额度或降低信贷成本，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压力。

根据审计保险假说，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加深，外部审计师要求的审计费用增加，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增加[6]，为维持企业形象，企业会采取粉饰财务报表等手段进行盈余管理，这会导致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质疑企业财务报告质量[7]，从而对企业的监督成本及监督难度加大，企业侵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更容易得到掩饰[8]。基于谨慎性考虑，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发展能力的信心越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违约风险的评估越严格，会采取降低贷款额度或提高贷款利率等紧缩信贷政策的措施，从而增加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更不利于企业融资。Fama 等[9]提出，披露非财务信息有利于降低企业内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除定期对外公布财务报告以向外界传达企业业绩、偿债能力等相关信息外，还可通过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向外界传递更多的非财务信息，提高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有助于银行等债权人预测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偿债水平等，继而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经营能力评估的准确度，帮助企业提高获取债务融资的能力，增强企业应对外部融资环境低迷的实力，缓解外部环境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其次，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主要是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和内源融资，内源融资受到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等的限制，股权融资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因此，银行贷款成为企业融资最主要的途径。企业要获取发展所需的信贷资金，就需要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以缓解融资压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愈加严重，企业的融资压力增大，企业根据有关文件对外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靠性得到相应的保证，可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有益的增量信息，企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不仅可以维持企业良好形象，提高企业声誉，还可实现声誉保险功能，有效避免消极新闻对企业造成的损失，降低银行对企业偿债风险的感知水平，有利于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我国主要商业银行的最终控制人是政府，我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力度较大，在金融发展滞后的背景下，企业可以利用良好的政治联系来降低经营风险、克服或减少银行信贷歧视。企业除可通过建立银企关系促进融资外，政企关系也能对企业融资产生积极影响，政治联系可为企业贷款提供隐性担保，也有利于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各种政府资源或降低与政府间的契约成本和政治成本。于蔚等[10]认为良好的政企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政策偏见，使非国企在税收征管、关键要素供给和市场准入等方面获得与国企相当的待遇。因此，企业积极公布社会责任报告，正好与近年来我国政府倡导绿色发展、提倡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相契合，企业响应政府号召有利于改善政企关系，从而获得税收优惠、政策倾斜、政府补贴、管制行业的准入资格等政治支持，也有利于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或者降低信贷门槛，以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融资压力。

最后，经济衰退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确定性的持续延伸。环境不确定性给企业未来经营带来的是一种综合性的风险[7]，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使企业外部经营环境变得更为严峻，若此时因为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不当行为给企业招致负面舆论，由此形成的诸如产品遭到抵制、投资者撤资等压力，会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风险。与此相反，在宏观经济普遍不景气时，企业建立社会责任管理制度、积极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能够减少由于忽视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负面压力，可以提升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品牌声誉、吸引投资商，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机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有助于获取道德资本和创造更大价值[11]，并且企业可以通过披露社会责任信息，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提高企业未来的财务绩效，增强企业竞争力[12]。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越可能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

假设2：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有可能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深交所与上交所分别于2006年与2008年颁布《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来规范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行为，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2009～2016年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以下处理：①剔除金融行业的公司；②剔除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公司；③剔除上市不满一年的公司以预防IPO 效应；④剔除被ST、∗ST、PT 或退市的公司；⑤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⑥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1%和99%分位数的winsorize 处理。最终获得14416个有效样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和CSMAR 数据库，社会责任评分数据主要来源于和讯网和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部分数据系笔者搜集整理而得。

（二）变量定义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采用Baker等[5]创建的新闻指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借鉴顾夏铭等[13]提出的年度算术平均法，将月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取对数后再转化为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2.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CSRdummy）。将该变量做虚拟变量处理，当年上市公司自愿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时赋值为1，否则为0。

3.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CSR）。用两种方式衡量：①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CSRScore），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公司对上市公司所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整体性、内容性和技术性三个方面进行专家评级打分，该指标的数值越大，表示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越高，而没有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其评级得分为0；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页数（CSRPage），借鉴Abbott等[14]的做法，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页数越多，指标值越大，代表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同理，对于没有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本企业，其CSRPage取值为0。

4.融资额。借鉴吴超鹏等[15]的做法，采用以下三种方法来衡量企业的融资额：①有息债务融资额（△IBDebt），用当年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的增加值除以年初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②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SIBDebt），用当年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增加值与年初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③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LIBDebt），用当年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的增加值与年初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

5.融资成本（Cost）。采用王珏等[16]的做法，利用利润表中同期财务费用和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

6.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选择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盈利能力（Roa）、负债水平（Lev）、公司成长性（Growth）、现金流（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机构持股比例（Insti）、固定资产占比（Fix_TA）、再融资需求（Fin_need）、董事会规模（Board_size）、金融市场化水平（Index）、产权性质（Soe）、公司年龄（Age）。同时，控制了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

具体变量定义详见表1。

（三）模型设定

基于研究假设以及所搜集数据的特征，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其中，CSR为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包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级得分（CSRscore）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页数（CSRpage）。△Debti，t+1为企业债务融资额，包括有息债务融资额（△IBDebti，t+1）、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SIBDebti，t+1）和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LIBDebti，t+1）。i表示样本企业，t代表的是当年度，t+1代表下一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随企业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于下年年初颁布的，因而其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延期效应。模型（1）和（2）用来检验假设1，如果α1＞0，则表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越会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如果α1＜0，则表示有反向抑制作用。模型（3）和（4）用于检验假设2，如果交乘项EPUt+1×CSRscore的系数为负数，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的边际影响随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上升而降低，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可以帮助企业增加融资额、降低融资成本，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压力；反之则不能。

表1 变量定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主要变量进行缩尾处理后得到表2的统计分析结果。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显示，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CSRdummy的均值仅为12.48%，说明在2009～2016年中，主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占比较低，我国企业主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愿不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平均得分为2.2512 分（CSRpage）和4.4823 分（CSRscore），标准差分别为8.2572（CSRpage）和12.3774（CSRscore），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普遍质量不高，且各个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这和吴超鹏等[15]的研究结果相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的均值（5.1285）和中位数（5.1395）基本一致，大致呈正态分布。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SIBDebti，t+1、长期债务有息债务融资额△SIBDebti，t+1和有息债务融资额△IBDebti，t+1的均值分别为：2.57%、2.39%和4.96%。

（二）回归结果分析

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升对企业主动发布社会责任信息的影响，从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CSRdummy）、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页数（CSRpage）和评级得分（CSRscore）三个方面对假设1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从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来看，表3 中第（1）～（2）列显示，EPU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确实对企业公布社会责任信息行为具有激励效应。企业所处的资本市场不完美，当企业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时，为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压力，作为信息有利方的企业在公布财务信息的同时，会积极主动地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以全方位地向外界传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赖度。从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来看，表3中第（3）～（6）列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页数（CSRpage）和评级得分（CSRscore）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披露的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质量提高。因此，表3 的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1，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及质量。

从表3 中的主要控制变量来看，Fin_need、Size和Insti 等指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再融资需求越强、规模越大和机构持股比例越高，主动发布社会责任信息的积极性越高，且披露质量越好。具体而言，融资需求越强的企业，越有动机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实力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企业，越有能力推动企业管理层对外公布企业社会责任信息。

表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表3 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提高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意愿及水平，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不同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加深时的行为存在差异，因此，分别以企业的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在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不同时二者间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一，产权性质差异检验。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是否存在选择效应，在模型（1）和模型（2）中加入交乘项Soe×EPU，回归结果列于表4 第（1）列中。结果显示，EPU 的系数和交乘项Soe×EPU 的系数为正且显著，说明产权性质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与非国企相比，国企具有更强的信息披露意愿，且信息披露质量也更高。

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与一般企业相比，国企受到的媒体关注度更高，承受的舆论和监督压力更大，一旦国企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所缺失，会引起更多的负面舆论批评。基于信号传递和声誉理论，国企将部分资源投入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中，可向外界传递企业积极利好的信息，以提高国企形象，有利于增强融资能力。其次，基于代理理论和我国国企高管的遴选制度，国企高管的任免权仍由各级政府部门所管控，而对他们进行考评的依据之一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18]，因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国企高管越可能出于自利性考虑，为避免被罢免或降职而促进国企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最后，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大力倡导绿色发展、提倡发展绿色经济，出台多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政策，与一般企业相比，国企的本质属性会促使其积极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来响应国家绿色发展理念。

第二，融资约束程度差异检验。为了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融资约束程度存有差异的企业在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方面会有怎样的变化，参照以往研究，采用SA指数来度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即SA指数越小，表示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在模型（1）和模型（2）中加入交乘项SA×EPU，回归结果列示于表4 第（2）列中。结果显示，EPU 和交乘项SA×EPU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意愿和水平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更低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基于成本收益理论，企业资源有限，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高时，相对于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能够投入正常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更少且融资成本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加深，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更难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债务融资，若其仍积极投身于社会责任活动，就会占用本就紧张的生产资源，使企业负担加重，不利于企业发展。因此，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会减少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投入。其二，近年来我国一直提倡“去杠杆”及减少过度负债发展的理念，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在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前提下，为避免过度负债而减少在社会责任方面投资的行为也与我国政府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

根据表4 的分析结果可知：①不论是披露意愿还是披露质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都存在显著正向关系；②在产权性质方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国企主动披露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意愿更强；③在融资约束程度方面，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更积极地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综上所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国企和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说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传导作用，以及促进企业健康融资、缓解融资压力的效应，而变成国企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的一种策略性行为，继而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怪象。

2.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假设2的研究需要，构建以下实证模型：

采用模型（5）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系，采用模型（6）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额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5。

表4 不同产权性质和融资约束程度下经济不确定性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第一，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表5 第（1）列结果显示，EPUt+1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融资成本增加。

第二，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额之间的关系。表5第（2）列结果显示，就△IBDebti，t+1而言，EPUt+1的系数是-0.058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能够获得的有息债务融资额下降明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使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深，银行等债权人从企业的综合因素出发，会认为企业违约风险加大，进而采取压缩企业借贷额度的措施，使企业有息债务融资额明显减少。

有息债务融资额分为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和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表5第（3）列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t+1）的系数虽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会努力增加短期债务融资来缓解融资约束，但增加的幅度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不愿对企业放贷，但相比于长期债务而言，短期借贷更有利于监控企业的财务境况，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风险[19]。表5第（4）列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受到不利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经营风险增加，给企业到期偿还银行债务带来很大压力，而此时银行需增加监督成本，并且当企业存在破产风险时回收资金的难度更大[19]，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谨慎性考虑，会减少对企业的长期贷款。因此，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的债务融资总额尤其是长期债务融资额会显著减少，相比于长期有息债务融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的影响更小。这可能是因为与短期债务融资相比，长期债务融资期限更长，企业违约风险更大。

根据表5 的分析结果可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成本呈正相关关系，与企业融资额呈负相关关系。下面采用模型（3）研究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模型（4）研究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额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6。

表6第（1）列结果显示，交乘项CSRscore×EPUt+1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边际融资成本的影响会随之降低，即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缓解融资成本压力。

表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

表6第（2）列结果显示，交乘项CSRscore×EPUt+1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假设2基本一致，说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有息债务融资额的负向影响会明显减弱。表6 第（3）列结果表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之间的正向关系。表6第（4）列结果表明，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以明显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的抑制作用，对于企业而言，长期债务融资能给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来源，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加深时，有利于增强企业应对外部融资环境低迷的能力，减少外部不利环境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向债权人提供其所需的非财务信息，更全面地传递企业偿债能力信息，增加企业的长期债务融资额。

由表5和表6的分析结果可知，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越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成本的不利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有息债务融资额的边际影响随着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上升而降低，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会减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短期有息债务融资额之间的正向关系，可以明显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之间的负向关系。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①采用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评分，来替换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公司公布的专家得分，对模型（1）的实证结果进行验证。②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经过模型（1）检验后的研究结论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五、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Baker 等[5]构建的新闻指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我国2009～2016年自愿性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明显增强企业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的积极性，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性越高，且公布的报告质量越好。②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对是否公布社会责任报告具有选择性，主要表现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国企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倾向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相反，自愿披露意愿在非国企和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中更低。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自愿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增加有息债务融资额。④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质量越高，越会明显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长期有息债务融资额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经济政策的制定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频繁出台各项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研究结论虽证实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强企业自愿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积极性，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长远及平稳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在出台各种经济政策时应同时关注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尽量使新旧政策之间平稳对接。第二，加强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监管体系。我国监管机构仅强制要求符合条件的部分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其他上市公司和广大非上市公司，则仅仅是鼓励披露，因此，在今后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中应考虑将这两大主体纳入强制披露范围。第三，完善融资环境、促进健康融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并没有很好地在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发挥其信号传递的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中没有起到缓解融资约束的润滑剂效用和促进企业健康融资，反而使国企和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或是工具来“装饰门面”，形成了一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怪象。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不足。第一，研究所使用的自愿性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数据，是润灵环球责任评级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所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的专家打分结果，这些报告是企业自行编制的，其是否如实反映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无法辨别；第二，本文所选择的替换变量仍以企业所披露的企业责任报告为基础，可能存在数据的偏误，影响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