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玲，迟莉，陈婷

民国中医医籍特色探析

崔学玲，迟莉，陈婷*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69

民国时期的中医医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体现出时代特征性和历史继承性。民国时期中医医籍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医籍著作众多，西医专著始现；印刷形式创新，新印刷者崭露；医籍广泛出版，社团贡献突显；发展医学事业，大量教材涌现；传承中医经典，温病著作多产；各科医籍争艳，针灸独具特色。加强对民国时期医籍的研究，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当代临床实践积累宝贵经验。

民国；中医；医籍

中医药学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千百年来无数中医药人士为发扬祖国医学事业前赴后继，谱写着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史诗。民国作为中医发展的重要时期，积累了大量的医学史料，“文化因时代而推进，科学因时代而昌明”[1]。

中华民国（1912－1949年）是近现代医学史上的重要时期。此时西医大规模涌入中国，中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面临着学理危机、价值危机、存亡危机、权利危机的考验。此时出现了中西医对垒的局面。拥护中医的各界人士不断尝试各种努力，“立言”成为他们主要的做法。于是以个人及社团名义著书立说热潮兴起。同时，由于印刷业的进步、人们对于中医书籍的需要更加迫切等原因，极大地促进了中医书籍的刊刻与发行。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特殊时代下的中医医籍呈现出新的特点。民国时期的中医医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传承，推动了中医学史的进步。

1 民国医籍概述

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2]（以下简称“《总目》”）统计，民国时期中医医籍有4788种，分为12类。主要包括医经110种、基础理论107种、伤寒金匮274种、诊法193种、针灸推拿217种、本草333种、方书744种、临床各科1807种、养生148种、医案医话医论519种、医史192种，及综合性著作144种。在这12类医籍中，临床各科类数目最多，占《总目》所收录民国医籍的37.74%，内容涉及内科、女科、儿科、外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科、祝由科等多个学科。

《总目》收录1949年以前的中医医籍及其影印本、复制本共计13 455种，民国中医医籍4 788种，占该书总量的35.59%，足见民国中医医籍数量之可观、价值之重要。据《总目》介绍，1912－1949年每年均有医籍出版。由于社会动荡、天灾频仍，中医医籍的出版数量也随之而变化。每年出版医籍数量不等，最少的是1944年，只有13种；而1949年有988种（见表1）。

表1 《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民国时期每年医籍出版情况（种）

2 民国医籍特色

民国中医医籍承袭传统中医药特色，汇通中西医知识，采用生药学等相关知识研究中医药[3]。对民国时期中医药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后发现[4]，该时期对于典籍的研究主要针对期刊、专著和地方志3类。专著整理研究方面主要从中医古籍和民国医籍2个方面进行，极大地促进了民国医籍的发展，使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2.1 医籍著作众多，西医专著始现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涌入，各国纷纷在中国开展医疗事业，他们兴办医院、创办学校、招收中国学生、翻译出版西医书籍，以期在中国更好地传播西医学。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民国政府大力倡导发展西医，此时出现了2种学术主张，即“中西医汇通”和“中医科学化”。

在西医受到广泛推崇，中医发展举步维艰的情况下，中医和西医纷纷著书立说，以求得更好的发展，此时专门的西医著作应运而生。王士翘认为“外医优于治外，绌于治内；中医全凭理想，其弊失之空。外医全凭实验，其弊失之泥。平心而论，中外亦互有短长。苟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养成一完全大医科”[5]28。当时出现的西医著作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翻译性著作；另一类是个人专著。在翻译西医著作中，近代著名医家丁福保的功绩不容忽视，他开启了国人翻译西医著作的先河。他编译的《丁氏医学丛书》涉及多个学科，为现代临床实践提供了借鉴与参考[5]19。除国人进行西医著作翻译外，一些传教士也十分热衷于翻译西医著作。其中英国传教士合信编译的《全体新论》成为近代早期“西方医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之始”的标志[6]。受到当时“中西医汇通派”影响，一些医家在个人书籍中引入西医学理论。如民国著名医家罗止园著《止园医话》，是中国第一个以中医著书立说形式，系统地、全面地介绍西医知识之人[7]。

2.2 印刷形式创新，新印刷者崭露

民国时期中国医药书籍出版取得空前繁荣。随着民国初年新型民办和官办印刷机构的纷纷创立，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全国掀起了刊刻医学书籍的热潮[8]，其中尤以上海、广东、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最为突出。

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影响了一些产业的发展。以雕版印刷为主的传统印刷业逐渐走向衰败[9]，而石印、铅印技术此时得到较大发展。例如，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铅印本丁甘仁《脉学辑要》、1917年绍兴育新书局石印本曹炳章《辨舌指南六卷》等。新的印刷技术为民国时期医籍的出版与流通提供了直接的动力支持。民国时期民营印刷机构的大量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官刻、私刻、坊刻的局面。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世界书局等都是当时主要的民营印刷机构。如1936年中华书局铅印本《针灸精粹》，1919年、1936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1932年长沙开明书店铅印本《治痢南针》，1935年世界书局铅印本《急救科》等，这些医籍的广泛印刷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他们的价格更加便宜，服务更加便利，这些均为民国时期医籍出版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3 医籍广泛出版，社团贡献突显

中医医籍的出版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是推动医学知识传播与学术发展的巨大动力。陈裕业曾认为，“保存国粹之道无他，为之设法流通而已。愈流通而保存之途愈广。盖流通者，实保存之极端也”[10]。杨东方等>[11]指出，民国时期商务、中华等大型书局不愿意大规模出版中医医籍，中医个人、社团等成为出版的主力，特别强调1936年是中医医籍的出版年。中医社团在医籍出版方面做出的努力使秘本资料得以公开，珍贵医书得以流传，为中医古籍善本的保护做出了贡献。民国时期以社团名义出版的医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

《总目》中所载的4 788种民国医籍中，以社团名义刊印出版的医籍大约有720种，占民国时期总医籍的15.04%，其内容涵盖所有12类。徐扬等[12]对民国时期主要社团出版医籍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这些社团出版的医籍种类丰富，质量较高，为发展学术、流通医籍做出了较大贡献，为中医药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民国时期成立的中医社团中大致分为学术性社团和职业性社团2类。在众多社团中尤以绍兴医药学研究社、三三医社、北京中医学社、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医界春秋社等社团影响力大。例如，1924年三三医社出版铅印本清代凌德撰写的《女科折衷纂要》，1923年北京中医学社据清代朱文震刻本补修印本元代王好古撰写的《此事难知二卷》，1936年医界春秋社铅印本张赞臣撰写的《中国诊断学纲要》等，这些社团为医学的进步、医籍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2.4 发展医学事业，大量教材涌现

民国时期，受到西方医学极大冲击的中医开始探索新的道路，大力发展医学教育事业，开办学校，组建各种社团。为更好地探索医学理论道路，倡导全国统一中医教材，丰富中医学校的学科建设，大量中医教材类书籍应时而生。

据统计，《总目》中收载的民国时期教材有267种之多，这些书籍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各院校名义组织编著，主要以上海、广东、北京等地为主，数量居多；一类是由个人所著，尤以秦伯未、恽铁樵、张山雷等贡献最为突出，所载内容注重经典，收载《内经》《伤寒学》《温病学》《本草学》《针灸学》等经典内容。中医经典教材的刊印，促进了中医的传承，掀起了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的热潮。倡导统一全国教材，更好地促成了全国性中医学术的研讨。为了适应时代发展，还出现了一大批西医书籍，如《救护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解剖学》等，这些书籍的出现为促进中医为体、西医为用、中西医结合共同治疗的思想开辟了新的思路，更为今天的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2.5 传承中医经典，温病著作多产

千百年来，人类不断与传染性疾病作斗争，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发，医疗卫生条件薄弱，都成为传染病流行的重要因素。但对于传染病没有独立分科，中医温病学涵盖了这一内容。

民国时期温病种类的不断增加，促使温病学医籍大量涌现。据《总目》统计，温病类医籍共有210种，占临床各科医籍总数的11.62%。《总目》将温病类医籍分为四时温病、瘟疫、痢疾、痧胀霍乱鼠疫4类。这些医籍中包括常识普及类医籍，如1920年徐相任所撰的《时病常识》等；教材类医籍，如1931年杨百城编的《温病讲义》等；传统温病类医籍，如1936年沈麟所撰《温热经解》等；以西医病名命名的医籍，如1933年时逸人编的《中国急性传染病学》等。温病类医籍为民国时期传染性疾病的防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指导及临床经验，也为当代临床实践提供了参考与指导。

2.6 各科医籍争艳，针灸独具特色

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委员会教育专门委员会指出，“惟温病学与针灸学、按摩、正骨数种，不妨定位特别科目，开办学校时准其向教育部备案”[5]63，这一政策大大促进了民国时期针灸的推广与流传。据《总目》统计，民国时期针灸类医籍有193种，主要分为针灸通论、经络孔穴、针灸方法、针灸临床4类。

民国时期的针灸医籍按其内容特色主要分为理论性著作、翻译类著作、绘图考证经穴类著作、教材类著作4类。理论性著作包括传承经典和开拓创新两类，如1915年裴荆山编的《针灸指髓二卷》和1937年方慎庵撰的《金针秘传》。翻译类著作中以翻译日本和朝鲜的针灸医籍为主。据张建兰等[13]统计，目前可查到的针灸医籍译著中，有来自日本的16种，来自朝鲜的1种。民国时期的绘图考证经穴类著作与以往时期相比，腧穴标注更加准确，图画更加精美，如1923年赵熙等编的（绘图）《针灸传真考正穴法二卷》。教材类著作数量众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校等所著教材。针灸类医籍的广泛传播，为当代临床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促成了海派针灸等流派的发展。同时，促进了中医学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至今针灸之术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3 小结

目前对于民国时期中医医籍的整理与研究呈现以下特点：针灸医籍研究全面而广泛；临床病证研究内容丰富；注重个人学术思想及著作的研究；地域性研究成为焦点，以上海、广东、北京等地为主。为了更好地挖掘这些医籍的学术特色与学术价值，应加强对民国时期中医医籍的深入研究。同时，民国时期医籍有相当一部分仅以抄本和稿本的形式存世，严重滞碍了医籍的传播，对于这一部分医籍的研究与整理亦亟待开展。

[1] 张子英.组织中国脉学研究会缘起[J].国医砥柱月刊,193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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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邓铁涛,程之范.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246.

[9]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8)•民国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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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建兰,张树剑.民国时期针灸医籍分类及内容特点[J].中国针灸,2015,35(7):731-736.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TCM 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CUI Xue-ling, CHI Li, CHEN Ting*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TCM 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ve important academic and historical values,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inheritan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book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mainly: lots of medical books and appearing of Western medicine books; innovative printing forms and appearing of new printers; medical books widely being published and community contributions being highlighted; medical undertakings being developed and emerging of a large number of textbooks; TCM classics being inherited and works about febrile diseases being prolific; various medical books coming into being and acupuncture being unique. This articl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on these medical books, aiming at “discriminating academy and examining the origin”, with the purpose to accumulate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ontemporary clinical practice.

Republic of China; TCM; medical books

10.3969/j.issn.2095-5707.2019.04.016

R2-09

A

2095-5707(2019)04-0062-04

（2019-03-15）

2019-04-08；

崔学玲,迟莉,陈婷.民国中医医籍特色探析[J].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2019,43(4):62-65.

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8YJA870003）；“薪火传承3＋3工程”崔锡章中医文化传承工作室

崔学玲，E-mail: 1074026191@qq.com

陈婷，E-mail: xinyi_lu@163.com

编辑：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