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舟，郑媛媛，秦欣欣

（新乡市博物馆，河南新乡 453000）

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着数十枚各式各样的印章，时代包含汉、元、明、清等历史时期。在馆藏的印章中有“偏将军印章”和“别部司马”印两枚汉代武官印章，这两枚印章对于研究汉代官制和新乡的地方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结合相关文物和历史资料，对此问题进行探究。

1 “偏将军印章”和“别部司马”印概况

“偏将军印章”，铜质，方形，龟钮；龟头上扬，龟足立于四角，龟背上突；通高2.1cm，印面每面边长2.4cm，重52.7g，阴刻篆体“偏将军印章”五字；五字从左至右分三列排列，前两列分别为“偏将”“军印”，第三列单独一个“章”字，前两列四字大小基本一致；此印面虽有一定的磨损，但字迹能清楚辨认(见图1)。“别部司马”印，铜质，带孔半圆钮，方形，通高2.4cm，印面每边长2.5cm，重130g，阴刻“别部司马”四字。四字从左至右分两列，两列分别为“别部”“司马”，四字大小基本一致（见图2）。这两枚印章印面布局严谨工整，造型简单，雕刻刀法粗犷豪放，工艺也较为粗糙。根据印章的器形和字体，可以断定两枚印章为汉代印章。而偏将军和别部司马又是西汉末期至三国时期的武职，这也进一步指明两枚印章所处的年代。

图1 偏将军印章

图2 “别部司马”印

“偏将军印章”和“别部司马”印于1967年在新乡市西郊唐庄的地表上捡到，而新乡市西郊唐庄、路庄正是新乡市市级文保单位东汉冯石城遗址的所在地。

冯石为东汉安帝、顺帝时期的重臣，其父为杨邑侯将作大匠冯柱，其母为汉明帝女获嘉长公主，“袭母公主封获嘉侯，亦为侍中，稍迁卫尉。能取悦当世，为安帝所宠”[1]。据清乾隆年间《新乡县志》记载，“冯石城在县西南十里，去故城二里，后汉册冯石为获嘉侯筑城于此，败堞芜没，若隐若现，昔土人每于雨后获古铜箭镞，长五寸余，或屯兵处也”。明代文人刘理顺曾对冯石城作诗一首，“冯侯曾受履，载籍远相传。鼙鼓声何在？金仆色尚鲜。水深鱼鳖泠，夜静月星圆。莫把青丝探，洗兵谅有年”[2]。根据冯石的政治地位、方志记载和文学作品，冯石城在东汉中后期应为新乡地区重要的屯兵场所。在此发现军职官印也不足为奇，这也进一步说明此印章为东汉中后期的器物。

2 “偏将军”考释

根据《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偏将军应为两汉和三国时期的军职，三国之后偏将军一职很少在史书中出现。西汉末始设偏将军一职，据《汉书·王莽传》载，“外置大司马五人，大将军二十五人，偏将军百二十五人，裨将军千二百五十人”，“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连帅、大尹为偏将军”[3]。王莽设立偏将军一职，其目的为“莽见四方盗贼多，复欲厌之”。《后汉书·李宪传》的记载进一步证实设立偏将军的目的，“莽末，江贼王州公等起众十馀万，攻掠郡县，莽以宪为偏将军、庐江连帅，击破州公”[4]。由此可见，偏将军应为新莽政权急于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立的临时官职，其地位应在西汉常设诸多将军之下，裨将军之上。

在新莽末年的农民起义军中，偏将军之职也有所出现，刘秀在宛城起兵之后，被更始帝刘玄拜为太常偏将军。在刘秀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偏将军更是广为设立。

在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冯异、耿弇、吴汉、寇恂等17人都担任过偏将军一职。而这一时期的偏将军一方面继承其临时官职的特点，同时也有一定的变化。其一，担任偏将军之职的人可以封侯。《后汉书·朱祐传》载，朱祐跟随刘秀，“从征河北，常力战陷阵，以为偏将军，封安阳侯”[5]。《后汉书·景丹传》载，在刘秀征伐河北的过程中，景丹率领上谷、渔阳的精锐骑兵去支援刘秀，后“拜丹为偏将军，号奉义侯”。《后汉书·王梁传》载，王梁投奔刘秀后，“拜偏将军，既拔邯郸，赐爵关内侯”。《后汉书·万脩传》载，万脩在更始时为信都令，“与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为偏将军，封造义侯”。其二，偏将军一职也不需皇帝授予，领军的大将军也可授予此职。《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助刘秀攻伐河北有功，“加况大将军、兴义侯，得自置偏裨”。刘秀称帝的得力助手邓禹在领兵过程中也经常任命偏将军，在《汉书·邓禹传》中，赤眉西入关中，刘秀无暇顾及，“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邓禹看中铫期的能力，“独拜偏将军，授兵二千人”。其三，担任偏将军一职的将领，可直接委任为大将军。《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壬午，以大将军吴汉为大司马，偏将军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大将军耿弇为建威大将军，偏将军盖延为虎牙大将军，偏将军朱祐为建义大将军，中坚将军杜茂为大将军”[6]。“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同时，又据《后汉书·百官志》载，“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7]。由此可见，以上这些建威大将军、建义大将军、虎牙大将军等职应为临时任命的统兵将领，征战一方，其大将军之职只是临时性的，但也能说明偏将军在刘秀的军中的地位不可小觑。

在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时期，偏将军依然为品级不高的官职，但权力和地位较之前更重，领兵数也有所增加，尤其在占据江东的孙氏集团内，偏将军更具有较高的地位。赤壁之战后，孙权与曹操争夺南郡，孙权遣周瑜迎之。在《三国志·吴书·周瑜传》中，周瑜击退曹仁后，“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8]。周瑜作为取得赤壁之战、南郡之战胜利的最大功臣，周瑜也只是被拜为偏将军，可见偏将军一职地位之重。周瑜病重后，鲁肃接替周瑜，《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中载，“代瑜领兵，瑜士众四千余人。奉邑四县，皆属焉。肃初住江陵，后下屯陆口，威恩大行，众增万余人，拜汉昌太守、偏将军”。又据《三国志·吴书·全综传》记载全综征讨山越，“得精兵万余人，出屯牛渚，稍迁偏将军”。可见，东汉末年的偏将军领兵过万已不在少数，远远多于东汉初期的“授兵二千人”。与此同时，偏将军在江东已成为能够屯据一方，独当一面的重要职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载，吕蒙病重后，“权乃召逊，拜偏将军右部督代蒙”。《三国志·吴书·陆凯传》又载，陆凯在建武校尉任上，“讨山贼陈毖於零陵，斩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将军，封都乡侯，转为武昌右部督。”这里的右部督、巴丘督都是孙吴政权内重要军事职务，“一切中央直辖军队，不论是控制于中央还是驻屯于外地，直接统率部兵的将领，一般称督。”[9]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守卫边疆和镇抚地方，有的兼领太守、刺史等地方长官，而这些重要的职务往往都是由偏将军担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偏将军在孙氏集团内是能够出镇一方的重要将领。偏将军在孙氏集团内位之重，在同一时期实属罕见。孙氏集团虽占据江东，威震一方，但在曹丕篡汉之前仍是东汉王朝的臣子，其官职仍需中央政府任命。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于没有臣服他的政治势力，断不会给予较高官职。纵观江东孙氏集团，其官职一直不高，远不及刘备与曹操。孙坚仅为破虏将军，孙策被封吴侯、讨逆将军，孙权在曹丕称帝前仅被东汉王朝委任骠骑将军。因此，孙氏集团在江东称霸过程中，便出现委任偏将军这样低级的将军来统帅大军的情况。

在两汉时期，偏将军一职以临时官职被大量运用，且运用的时期基本为东汉初期与末期。众所周知，东汉初期刘秀领导的统一战争持续十余年，频繁的战争急需设立武官领兵征战。东汉末期的黄巾起义对东汉朝廷的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平息叛乱，各地豪强拥兵自重，更需设立官职，建立军队。战争和动乱促使军事官员需求量增大，这是偏将军这一临时官职大量存在的因素。

3 “别部司马”考释

关于别部司马，《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军司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其不置校尉部，但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假候，皆为副贰。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7]由此可见，别部司马是大将军下属的军官。大将军营五部以外，有时会设有别营，别营为非常设编制，别营的长官即是别部司马，别部司马的领兵数量不定，随时宜而定。

但在东汉中后期，这种情况出现变化，许多高级官员都能领军别营，任命别部司马。“中平五年，巴郡黄巾贼起，板楯蛮夷因此复叛，寇掠城邑，遣西园上军别部司马赵瑾讨平之”[10]。汉灵帝时，为讨伐西羌及黄巾军，于洛阳西园招募壮丁成立一支战时赴外出征的禁军 “西园军”，下设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统率全军。西园上军别部司马，应为上军校尉的属官。汉桓帝时，名将抗徐“后为中郎将宗资别部司马，击太山贼公孙举等，破平之”[11]。《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汉末文人张超，“灵帝时，从车骑将军朱俊征黄巾，为别部司马”[12]。《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13]。可见，别部司马在汉末已成为车骑将军及将军以下的校尉、中郎将的属官，州牧等地方官亦统领别部司马，别部司马已远远不是大将军直辖的军官。

在东汉末期的农民战争浪潮中，别部司马的任命更为混乱。《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起初为高唐尉、高唐令，后“为贼所破，往奔中郎将公孙瓒，瓒表为别部司马”。刘备在担任别部司马后，“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14]。平原相为平原国的国相，刘备为平原相后，“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刘备以平原相的身份，任命关羽和张飞为别部司马，统帅下属。除此以外，曹仁和夏侯渊跟随曹操起兵后，曹操以奋武将军的身份授予两人别部司马。孙坚、孙策在统一江东的过程中，也大肆授官别部司马，东吴名将黄盖、蒋钦、周泰、凌统、徐盛、潘璋等人皆担任别部司马一职。伴随别部司马的滥授，其职权和领兵数量不像之前能独当一面，往往只能领兵数百。《三国志·吴书·徐盛传》载，“孙权统事，以为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三国志·吴书·陈武传》载，“子脩有武风，年十九，权召见奖厉，拜别部司马，授兵五百人”。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别部司马虽然地位不是很高，却是直属于大将军统领的军官。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戚宦之争不断，朝政日益腐败，朝廷的兵制遭到严重破坏，别部司马的隶属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元184年爆发黄巾之乱，东汉王朝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已无力平叛，朝廷令各州郡自行募兵，方将民变基本平定，却导致地方豪强拥兵自重。随后董卓之乱又起，汉廷大权旁落，豪强地主和郡县官吏割据一方。各地豪强往往以官方的名义建立武装，任命别部司马、设立别营也就成为他们扩充军队、笼络部属，增强己方实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中，别部司马、别营大多演变为各大军阀的私人部曲，成为他们进行争霸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