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体制创新与知识生产的时代变局

2019-08-17何华征

理论导刊 2019年6期

摘要：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神秘主义权威生产、科学主义理性生产和联结主义个性生产，它们分别建基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内在发展逻辑。当前信息社会方兴未艾，文化体制创新要顺应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以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知识生产的时代变局对文化体制创新提出了诸多要求，文化民生、文化市场、文化资本、文化个性等成为新时期文化体制创新中的重要内容。赋予“文化”以人格权、获利权、发展权，并融合文化体制中的权责关系、权效关系，它将有力地推进构建适应信息社会新形势新要求的文化体制。

关键词：文化体制;创新;知识生产;信息社会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06-0092-09

文化体制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有着内在的关联性。随着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文化体制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新形势新阶段对文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文化之要，在于“以文化人”;而知识生产是支撑文化实体的基座，是作为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生存条件的“文化”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前提。人类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构成知识生产的实践土壤，是知识生产的物质基础;而劳动实践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将知识生产体系转化为人的生存格局，并生成人们的文明进化景观。新时代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它将信息社会的核心价值发挥至相当的高度，以至于人们将眼界投射到从今往后的未来世界，并由联结主义的认知框架和实践机制构建了对人们内心需要的满足。知识成为社会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基质，它对走向未来的文化体制创新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一、知识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与文化体制创新的必要性

（一）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生产与文化体制

知识生产方式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而言，以传统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和物质资料供给渠道的社会，知识生产具有经验性、神秘性和权威性，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体制相对封闭、保守。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具有封闭性、分散性和自足性，知识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孤立状态，知识传承和再生产组织建构具有系统性阻力，它遏制知识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从农业作为主要生产部门来说，小私有者在进行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产品和劳动资料的维持性开发（它与拓展性开发相对应），往往建立在低层次重复的层面，生产改进的主动性贫乏，生产资料的主体性自持（它与权益性自持相对应）限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功能，从而使生产资料丧失“要素化”的条件，成为直接财富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生产主体部门的农业，以原子式的存在样态稳化了农户的生产关系和个体生产欲望，并通过推行小农伦理的方式进一步将社会关系固化成朴素的个体主义;另一方面，农业生产者的孤立状态以传统血缘宗亲和邻里关系来维系，在弱化个人的生产性及其社会价值方面又时常将宗亲关系予以标榜，并通过邻里互济的方式使个体脱离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孤独感。然而，通过这些方式增进的地域归属感和阶层归属感因为缺乏进一步的激励机制而蜕变为甘于现状、因循守旧的世俗思维。在这种思维中，知识体现了天然的禀赋优势，它预示或宣告着一种基于天赋或神秘力量的启示，以对权威的崇敬和仰拜终结了普通民众在知识生产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知识生产的垄断表现为古旧时代的权贵垄断和新社会中对集中制的过分倚重。当然，从传播媒介史的角度看来，传统农业社会的知识生产适配了信息不对称的极致形态：信源独占导致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架空了知识生产者之间的实践联系，迫使孤独个体响应社会权威体系所颁布的信律。

从农业作为物质资料供给的主渠道来说，传统农业产品的生理自足性（与心理自足性相对应）将个体和社会生产的规模与方式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当人们的物质资料主要来源于农业产品的时候，这种物质资料更有可能被应用于消费而不是生产，更不可能是金融化载体。单一消费资料在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上很容易达到极限，它不像生产资料的应用那样具有业态集聚和规模扩张的作用，更不可能像金融资产一样具有较大的弹性边界。相对单一的消费结构使人们沉浸在低层次物质资料的低水平生产实践中，尽管对消费品形态的加工能力和技巧会随着实践的推进而有较大变化，但产品形态本身只是打开个体消费味蕾的方式，并没有脱离单一消费品的用户生理极限。在知识生产上，这种基于形态变化的产品改造，使知识生产的“进步”停留在表层现象，而无法深入到社会关系和生产组织的内在系统中;也就没法打破传统农业生产的孤立主义从而进一步破除文化体制上的因循守旧和自我封闭。

（二）工业社会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体制

生产组织形式的变迁直接影响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农业（以自耕农为代表）的生产方式使知识生产具有个体性，社会总体知识层次的提升缓慢，个体（或区域）内部的创新创造在封闭环境中不能自觉到其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发展层次，由此出现大量低水平重复性的“创造”。工业生产体系改变了这一局面，面向社会市场的生产机制将“规模化”与“标准化”设定为生产组织的目标和原则。由于建立统一生产经营市场的资本愿景始终没有动摇，专业化和社会分工作为工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要特征，专门的生产领域和生产环节造就了跟随机器运行而具有高强度操作能力的技术专员，专业精细分工的结果是产品的精致化和技术迭代的速率遞增，由此而进一步节约社会知识开发的时间。知识生产在工业体系中既具有要素集约的优势，又有着资本增值的内在动力（知识生产的合理进展能够有效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具有一定技术溶度的产品市场中，知识普及率成为产品市场占有率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家系统转变为民众系统”是新技术产品研发的重要关切。工业生产的组织性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相结合，产生了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知识分层制度，企业在技术力量上的差距悬殊变得显而易见，并由此而建立了市场层级。尽管如此，任何低端生产组织都不愿意在社会整体技术升级的情况下被淘汰出局，企业和社会对新知识的渴求前所未有的激烈。新知识的供给与生产组织形式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所造成的变革甚至引发低端产业工人的不满。芒图曾经说：“我们知道机械化的出现，在工人中引起了怎样的疑惧和愤怒情绪。工人反对机器以及一般地反对各种技术革新乃是这一整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插曲。可是，这并不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事件。”[1]工业生产发展的趋势越来越走向机械化和智能化，这对肢体劳动者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在撇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方面来看，也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那就是对知识生产能力的重视——由社会组织到个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诺思说：“技术的进步最后依赖于科学的系统发展，这就要求提高‘纯知识的收益率。”[2]知识成为可兑换为具有强流通性的货币，这是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内在因素之一，也许真正的原因在于它刺激了人们内心的某些欲望。“高度的社会互动涉及许多过程，这些过程一般有利于文化的变化，特别有利于科学的发展。”[3]

工业社会的文化体制更加倾向于一种具有普适性和实用性的社会化建构。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工业生产体系的精细分工与系统性结构，成为文化体制趋向普适性镶嵌功能的获取。文化只有在对工业生产具有内化作用并实际地改变生产效能的情况下，才会被社会广泛认可。其二，当工业文明将攫取利润作为其重要价值观念的时候，文化生产的“致用”目标得到进一步凸显。文化生产作为投资领域与作为满足人类好奇心的探索冲动相联系，并将这种冲动的内在动力赋予货币价值的表现形式。其三，工业精神表现在正式组织的严明纪律性和规范化，它对传统自主生产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造，既激活了人们的内在欲望，又调整了知识生产的功能定位。

工业社会文化体制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开放性。在现代工厂制环境下，个人、群体、组织、区域、国家日趋开放，个人的“零件化”生存使其进入到一种机械的物质运行逻辑之中，但这种零件化生存状态却赋予自身一种具有“体系迫力”（即个人所处的生产力体系迫使其做出与时俱进的调整）的外在监督机制。在知识生产上就表现为智慧集成式的增长。第二，产业化。文化的产业化是资本广泛渗入社会生活的表现之一，与此相适应的文化体制必然对文化的世俗欲望表现更加关切，文化产业化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获得发展。在具体的文化管理制度中，经济社会的双效合一被认定为具有时代精神的理念。第三，新部落化。由于业缘关系已经全面替代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工业生产对社会结构起到了再结构化的作用;它对文化生产的影响是圈层文化的兴起，并成为现代性获得理性均权的内在矛盾性。文化体制中的新部落化即是专业和领域的专门性形成不同文化领域的异质性，在文化管理中则通贯着分类管理的基本原则。在知识遗传与社会流动性问题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新一代人类的塑造者，将以一个主权国家的权力和不可抵御的科技力量武装自己：我们至少会出现一个协调的族群，他们真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雕塑其后代。”[4]基于产业发展动态的知识领域被甄选和推崇，人们对时兴行业领域的知识表现出更大的参与热情（这种“热情”往往由父辈或社会舆情灌输给自己的后代）。

（三）信息社会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体制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和物质、能量一起构成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信息社会就是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联结主义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思维方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知识生产者的节点化使整个网络形成一个具有交互信息流动的生产系统，联结主义取代农耕社会的神秘主义和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主义，而成为主要的生产哲学。互联互动是知识生产的重要组织形式。其次，需要和想象成为知识生产的动力和重要途径。经过工业文明的洗礼，人的内心需要与欲望被祛蔽，它成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也成为人确证自身奋斗和抗争的重要目的。“需要”和“想象”在对科学理性再祛魅的进程中彰显了它们的实际社会贡献，敞开了一条科学理性持续发展进程中一度被忽视的新径。再次，知识权成为重要的人权。知识本身的价值问题引发人们对知识生产的意图提出不同响应方式。知识权成为基本人权囊括了知识生产权和知识享用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知识享用权的重视往往超过了知识生产权。2016年9月，习近平在北京八一学校考察时指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365这里，教育公平实际指向了知识生产权问题，即个体知识生产能力的提升，而“成果普惠”则倾向于“知识享用”权。复次，知识生产的举国要义。在信息社会，知识成为国家战略资源，知识生产是国家综合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物质、技术、装备、人才、法律、机制等保障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适应国家安全工作需要。”[5]382尤其是随着智能生产在国际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广泛渗透能力的显现，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生产前沿所表现出的兴致都是前所未有的。最后，创造的社会化。在过去的传统时代，“社会的创造性没有被社会化，我们大规模社会化的东西是那些对思想起着束缚和愚化作用的赝品。”[6]机器体系的控制力在信息社会有了明显下降。工业生产中的知识生产造就了“业缘”社会关系，而信息社会“创客”的兴起则要改变这一状态，个体的崛起不仅仅是一种网络政治的个性复苏，在知识生产上表现出更为强势的逆反性（在世界性的协同创新体系中摆脱职业和圈层的束缚进行知识生产创造）。

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迁相适应，应当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并能引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的体制机制。然而，尽管知识生产已经表现出“后工业社会”的诸多特征，但人类社会在文化体制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资本文化到知本文化的转变尚未完成。工业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资本自身的嗜利本性将它的实现逻辑席卷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方面。知识生产成为满足市场需要的一种手段，它或者直接成为商品，或者成为内嵌于商品中的技术手段或竞争策略。无论是科学文化还是文学艺术，文化被资本化为社会关系的物质链条。在此意义上，“资本文化”是工业社会的文化本质。当前，工业社会正在实现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型，但由于市场经济仍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资本文化向知本文化的转变仅露端倪。“知本”作为信息社会的重要价值特征和社会信念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第二，物本文化到人本文化的转变尚未完成。文化的本原之意为“人化”，文化的本原之利为“化人”。在信息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日渐夯实、人们对信息社会的未来图景日渐明朗的时候，文化的属人性质依然没有得到彰显，一方面是文化工业化与产品化的组织形式与管理形式，另一方面是文化消费的景观主义。文化的物质形态和经济效用被过分渲染，而文化的社会效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从属地位。人本文化的构建任重道远。第三，“文化社会化”与“文化个人化”的关系尚未厘清。建立在工业哲学的“齐一律”基础上的“文化社会化”观念，认为文化的社会认同机制乃是文化获得自身正当性的前提，因而在文化管理体制上以遵循特定范式为要义，对异质性文化的包容性较弱。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文化社会化的动机更是明显，因为它为创造全球资本的超额利润提供更多机会。在信息社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充分发展和智能社会的到来），文化产品的私人定制、文化知识生产与文化参与的个性需求、后现代“去中心”观念的广泛渗透、异质文化对身份的确认等等，无论在知识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上，还是在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上，“文化个人化”必成趋势。第四，“世界历史”进程遭遇垄断资本主义的重重阻力。在知识生产方式发生转向的时代，发展的悖论无处不在：一方面是世界历史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带动文化多元化及其相互融合，信息传播本身的特点亦宣示着网络信息节点的双重身份：作为信息社会有机体的构件以及作为具有现代自由观念和独立信念的“人格”（或人格化的虚拟组织）;另一方面是国际资本大鳄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对文化的操纵，它们在单边制裁与文化霸权上带有强烈的优越感，以至于动用一切社会资源保护其文化上的成果并推销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工具理性主义不适合网络社会联结主义的需要，“文化工具化”的实质是“人的工具化”。第五，文化管理体系陈旧。无论是文化主体观念还是文化运行方式都难以适应新的知识生产需要。农业社会的权威主义、工业社会的理性霸权在当今均有一定的市场，知识生產的联结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权利（文化民生）观念尚待深入。尤其是工业社会形成的具有普适性的管理措施和制度，僵化了个性化社会对知识生产的“小微贡献”（传统观念将宏大叙述、基础突破和体系建构当作知识生产的重要表征;然而信息社会个体知识生产的路径促使人们从事“小微贡献”的知识生产）。在信息社会中，联结主义能够使各方面的“小微贡献”聚类生成庞大的社会进步机制。由此可见，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局，要求文化体制创新管理机制、运行策略和社会动力系统，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

二、知识生产的时代变局对文化体制创新提出的新要求

信息社会知识生产方式发生的变化引起文化体制的创新（它包括文化生产、文化组织和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文化理论的创新等）。社会阶层的扁平化、信息传播的多点辐射、知识生产的联结主义、知化权利地位的攀升等，对文化体制创新提出诸多要求，其核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四个方面：

（一）文化权利与文化民生

当人们在社会资源的生产与配置上取得权重大小的重要依据转变到个人文化水平的高低及文化地位的差异时，“权利”就成为了“知化”权利。知化权利指的是人们因为自身在知识生产能力上的优越性、在知识成果享有上的优先性、在知识应用程度上的充分性而具有实际上迥异的社会地位，并由此而获得更多社会资源，以实现自身的（个人或社会）价值。信息时代万物互联、万物都注入技术要素和智能因素、肢体劳动被智力劳动所超越，知化权利成为社会权利体系的核心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化权利成为基本人权（在传统工业社会及农耕社会，文化权利往往作为人的发展权之一而被呼吁;在信息社会，文化权利成为了比发展权更为基本的生存权）。文化民生指的就是现代国家为发展民众知识生产能力、提高知识分享层次和水平、扩大“小微”知识阶层权利、缩小文化鸿沟、补齐社会权利弱乏阶层的文化短板，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战略。在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物质文化要求更高[7]。这既有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原因，也有信息时代人们需求更趋多样化的原因。

信息社会知识生产方式变局对文化权利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原因有：第一，职业体系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随着智能机器系统的广泛应用，传统工农业生产者部分被智能机器所取代，新兴经济业态不断涌现，肢体劳动与封闭性技术人员在新的职业体系中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劳动权的维护更多地建立在知识生产和应用能力上。第二，科学技术在物质资料生产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促使人们转变观念，对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认定，个人自我实现的路径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艺术纷呈繁荣的时代必然卷入更为激烈的社会竞争，而竞争的实质仍然在于信息社会对知识所提出的较高要求。第三，阶层分化的重要原因在于知识鸿沟的建立。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的行业渗透能力不断加强;它对行业技术和关系壁垒的突破是前所未有的。草根阶层有更多人生出彩的机会，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阶层流动性加快的信息时代，知识生产能力的建设成为权利弱乏阶层换道超车、后发赶进的重要渠道[8]。另外，法治社会、知识社会权利维护与发展的保障等均依赖于主体性知识建构的程度。人们的文化权利包括：自由平等地参与社会文化的生产与创造活动、公平享受社会文化成果、在文化生产和创造上展示和发挥个人才能、文化成果不受损害与侵犯等。文化民生的实现则要求通过科学文化教育和提供更多文化公共资源与产品，增进民众文化素质、改善民众文化体验，以提高其在就业、健康、民主生活、文艺体验、公共社交等领域的成就感与获得感，进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创造和享受美好生活。信息社会公共部门实现文化民生的主要原则有三：尊重网民“小微贡献”（由于检索技术和知识发布渠道的开放性，由身份符号制约的传统权威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被打破，网民“小微贡献”的知识集聚集成利用的机会增多），文化公共品均等化并提高其供给层次，保障公民信息权利不受侵犯。

（二）文化生产与创造权利

随着信息时代“创客经济”的兴起，文化生产不再在两种极端偏见中游移不定：一种是工业—市场思维模式下的“文化商业”，将货币化及其实现的程度当成文化生产的主要目的;一种是农业—家庭思维模式下的“文化修养”，将休闲与道德作为文化的基本属性，并强迫文化作非功利的運用。在文化生产的社会功能与个人参与方面，信息社会为它们的平衡提供了有利条件。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指出：“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9]193。另外，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和詹姆斯·富勒则指出：“小世界形式的组织非常有利于科研合作，因为这种组织便于让不同地域或不同组织的人协同工作。”他们认为，“突破往往发生在相互合作的小圈子内，而网络能够放大人们的才能。经验告诉我们，知识与技能的互补，让合作更富有成效，导致总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10]当然，尼葛洛庞帝并没有认为“个人”已然取代群体的作用，他所要强调的是在知识生产方面个人的贡献越来越大，数字化生存既因为门槛低、流动性强而使人们获得许多传统社会不曾拥有的权利（即“赋权”），又因为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交模式、知识创造的联结方式以及催生了文化共享的信息传播方式，从而使人们获得了从事知识生产的更多能力（即“赋能”）。从这个意义上看，尼葛洛庞帝与克里斯塔基斯、富勒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个人价值得到进一步的伸张，而后两者则强调这种个人价值伸张的具体路径在于人与人之间联结方式的变化。

在商品经济依然是社会主要经济形式的时代，信息社会的数字化与智能化仍然坚守文化的商品性。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的侧重点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生产以“资本文化”及其商品形式占主要成分;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生产以“人本文化”及其产品形式占主要成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公共品供应的数量和质量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也表现出了惊人的优势。文化体制创新需要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发挥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与信息社会中节点均权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与“人本文化”或文化本质属性所要求的“以文化人”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一致性），也需要在非意识形态领域尤其是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生产上提升人们的创造欲望，将文化创新作为人们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通道，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和崇尚文化创新的风气。尼葛洛庞帝声称，“数字化生存所以能让我们的未来不同于现在，完全是因为它容易进入、具备流动性以及引发变迁的能力。”[9]271在信息社会，农业文明或血缘宗亲关系占主体地位的社交体系下所形成的经验主义和权威主义知识生产模式已被否定，草根创业创新成为时尚;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认识的是：工业文明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之时，我们是否应当将文化资本的外衣剥脱，以寻觅文化的本质要义，进而强化人本文化的社会理念？在新时代，这种质问显然是必要的。唯有将人本文化树立为社会美好生活的有机成分，才能真正实现信息技术传媒和智能技术在社会广泛应用的根本目的，赋予人们进行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的权利和能力。

（三）文化个性与社会包容

在信息社会，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个人知识生产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一方面是知识生产主体单元格的缩小，以创客为主要代表的知识个体户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渠道增多，尤其是网络开放平台为知识流通和集成检索带来的便利增加了民众参与知识生产的概率。当前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创新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基础研究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担纲‘主角，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发展新动能加快壮大，很多新产业新业态引领世界潮流。”[11]这种变化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工业体系逐渐被打破，“标准化”的思维逻辑正在受到信息社会“去中心”和个性化思维逻辑的挑战;在个人消费品供应上的个人定制兴起，以社会作为目标市场的生产机制转变为以个人作为目标市场的生产机制;工业体系的解体伴随而来的是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社会对标准化生产和零件化生存有了根本性的反抗，以至于在创新创业上展示了个人（而非大型机构组织）的参与能力和创造能力。其二，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更加多元，专门机构与非专门机构、机构与个人都能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尤其重要的是知识应用部门正在向知识生产部门转型，成为知识生产与应用的综合部门，这是当前信息智能化趋势下的新现象;由于知识生产应用综合体的不断涌现，“知识的开发利用要求参与到知识生产之中”[12]13，具有较“体系化功能”的知识部门就展现出更多独特的價值理念和思维方式。其三，智网工程凝聚了一般民众的创造力，吉本斯等人认为：“知识不再被认为是离散的或连贯的，知识的生产并未被清晰的规则所界定，也没有既定的程序来规制。”“大型的、刻板的组织被更加灵活的和非正式的沟通和生产手段所代替。后工业主义的这一影响反映并加剧了知识世界的混乱局面。”[12]71在信息社会，这种“混乱”由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智网工程的深度研发已经变得有序，那些原本被忽视的普通个体知识生产者显示了重要的时代价值。其四，由于工业体系向后工业体系的转变、资本文化体系向人本文化体系的转变尚在初级阶段，大企业、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在创新创业上仍然保有主角的地位，不过这种地位的稳固性正在发生动摇。

文化形态、主体、生产机制等的流动性，使信息社会的文化体制创新进入到关键时期。“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变革的时代，变革呼唤创新，创新推动进步。”[13]文化的个性化发展要求调整文化体制的内部结构，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基于知识生产的后现代转型，文化体制创新在个性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需要进一步协调。文化样态及文化生成与生产形式的个性化迫使文化体制内部结构由原来的“封闭性完满设计”转变到“生成性开放系统指南”的新定位和新功能。所谓“封闭性完满设计”是指制度设计和谋划中将制度主客体做“完全容纳”的假想，并在其原则和条款中采取保守的立场，一旦出现新的场景与问题则无所适从。而“生成性开放系统指南”则只在基本立场和原则上进行诱导和规范，而在具体管理制度和管理策略上遵循时代变化的要求采取灵活的方式，它并不将先例作为规范。信息时代的这种生成性开放系统指南，其本质是对文化创新和文化个性的尊重，是文化体制由“权威性导引”走向“包容性引领”的重要转变。

（四）过程管理与容错机制

在知识生产能力传承的机制上，农业社会以线性传递为主，而工业社会以扇形传播为主，信息社会的联结主义则将知识生产能力引向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传承方式：由熟人关系网络或师承制度转向陌生人联结机制和单元网节进行自主集成的知识生产。当今，“要深化科技、教育、文化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要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14]在文化体制方面，就要强化知识生产的过程管理意识，并建立创新创造的容错机制。“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创新的桎梏，让一切想创新能创新的人有机会、有舞台，让各类主体的创造潜能充分激发、释放出来，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15]为此，就要做到如下几点：第一，知识分子的流动性与知识的流动性相结合。前者包括身份流动和职业流动，它是社会生产体系不断变化的结果，是“去工业化”对生产主体的要求。与传统社会相比，社会职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流动性已经将社会成员的身份符号解码，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新的动能不断催生自（源于）重新组织化或职业易位带来的结构力。知识分子的流动与知识生产方式及内容的流动性相辅相成，助推新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功能升级和文化空间的拓展。第二，算法筛选和“以人为中心”相结合。前者是智网时代的理性工具，后者是信息社会的价值遵循。当社会实现其普遍的数据化并且建基于新的算法体系之上时，计算理性的能力成为知识生产及应用的重要基础，“规则设置”意义远超“技术更新”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用。在这样的时代，理性工具应用的“目的性”显得尤为重要，“以人为中心”抵制“以物为中心”的观念，亦将“以资本为中心”的浮躁空气置之度外，它对于防止“过度技术化”带来的诸种弊病是有益的。第三，创新活力的释放与创造过程中的高频离轨相伴相随。文化体制的宽容所带来的自由创造欲望与创新环境不但促进了新知识的产生，也加快了社会文化应用场景的更迭;不但激发了新的创新要求，也激发了新的创新手段和策略;不但使创新激情得到释放，也使创新的挫败感得到缓解。尽管随着人类智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知识生产的差错率会明显降低，但社会整体创新洪流引发，势必带来创新创业过程中的大量离轨事件（离开创新计划原定轨道）。因此，新的文化体制应当包括对容错机制的价值认同和尊重。

“我们把新技术称为自我截除，它们生成新的环境，单个有机体在这样的环境面前是孤立无助的。”[16]过程管理和容错机制是信息时代文化体制的基本内核，它扭转了对结果的过度推崇和对理性能力的过高期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工业体系思维模式的解体中焕发出新的灵光，大卫·格里芬认为：“曾几何时，许多人认为，科学至少给予了我们真理，即便这真理是苍白的。然而，许多新近的思想推断说，科学连即便是苍白的真理也没有带给我们。”[17]格里芬的观点虽然并不代表正确的意见，但代表了一种对传统科学思维方式质疑的视角：他将科学世界的无穷性以及价值观念植入到科学实在世界之中，以寻找科学破败的根据。撇开这种“存在之根据”的追问，科学知识的生产正在消减对“增量”的依赖，颠覆性创新的不断涌现才是科学领域再度附魅的根源。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重建”毁坏了知识传承的“增量”发展机制，同时展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科学探索本身是值得尊重的，而其结果的“可靠性依据”正在不断被推翻，这是人类认知水平不断提升的通道。在社会科学领域，价值引领是必然的，无论这种引领是否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宏大计划之中。如前所述，“去工业化”进程中价值的多元化正在摧毁某些官僚体系和约束机制，社会规范的齐一律渐趋弱化。在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内的多元文化权利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更加倾向于社会提供文化生产与享用的公平机会。

三、余论

文化体制创新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所具有的特殊性使知识生产方式变革的表征更加突出。如果我们将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脉络按照前文所述的逻辑来理解，知识生产经历了三种基本的形式，农业社会建立在神秘主义基础上的权威（和权贵）知识垄断和经验累积，工业社会建立在科学主义（理性精神、实验及具有相当规模的专门知识生产部门）基础上的资本知识生产与“统摄主义”（知识被要求具有广泛的或普遍的价值和信度），信息社会建立在联结主义（网节的区块功能不断强化、想象发挥充分的作用、“关联性”取代“必然联系/因果关系”等）基础上的知识集成生产或破坏性/颠覆性生产体系。在第三种知识生产形式的时代（即信息社会），知识生产与分享成为人的基本权利，具有更为广泛的属人性质。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小农社会基础上，知识生产能力起步低、知识总量提升和知识生产质量的改进速度慢，在充分利用社会制度优势的情形下，我们才取得了工业化的基本转变、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但是，在工业体系刚刚建立之时便面临着信息化全面发展的时代之潮，从而卷入到信息社会的知识生产浪潮。它一方面为我国换道超车、后发赶超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使我国文化体制创新面临全面、深入改革的挑战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市场规律、积极开发资本价值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取得飞速发展，这与我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制度和环境是不可分割的。十九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活上的需求日益丰富并追求更高品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求知识生产引领时代潮流、突出创新创造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贡献。当前知识生产的联结主义思维方式，合并着文化权利意识的增长，使面向未来的文化体制创新具有新的路径和特征。

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阶段的文化体制创新的路径具有如下几方面的鲜明特点：第一，文化权利观念不断提升，文化权利既是受惠权，也是创造权。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工业体系渐趋解体后，资本对信息社会新型工业（尤其是智能产业）的决定作用已經逐渐让位于“知本”。而“知本”具有“三权一体”的特征，即人格权——知识文化创造主体具有“知识人格”，并拥有自我展示的权利，文化劳动成为重要的劳动方式;获利权——知识产权制度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知识的经济属性和金融属性在转型时期是其存在的重要方式，知识产品生产与交易成为“知识人格”自我实现的路径之一;发展权——个人持有“知本”意味着在社会遗传方面具有优先的基础发展权，信息社会智能化知识的占有意味着个人在技术“赋能”上有更多获利，并且预示着机会发展权的增多，由此而使技术“赋场”更加集中于“知本家”手中，他们从而拥有更多人生出彩的舞台和机会。第二，在迈向信息社会的进程中，“知本”的“三责一体”即道德责任、法律责任、领率责任的一体化引人瞩目。文化的责任自觉越来越重要，这源于网络社会节点价值的自我觉醒，个体在知识生产与文化创造上的小微贡献被重视;与此相适应的是个体作为网节在价值认同上的渴望日益迫切，这种迫切情感转化为文化主体自我实现的动能和渠道，它以“社会责任”的形式成为自我约束的内在机制。农业社会中人们重视个人内在道德修养的重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关系的松散性和非组织化，而工业体系中人们的个人道德意识更多地被社会伦理机制所取代（它更加侧重于在客观社会关系中建立某种有益的社会秩序），信息社会的生产具有组织化与非组织化并进的倾向，一方面是“创客”的个体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是智网体系下的智慧互联，两者的相生相克构成现代文化体制中责任观念的变迁：内省道德与制度建设相统一，趋稳责任与革新责任相统一。第三，在迈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时期，“知本”具有“三效一体”的作用，即效能、效率、效用的一体化。文化生产与文化创新概念在本质上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量的积累，而后者更加重视质的提升。不过在“知本”与“资本”共舞的转型时期，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知识生产的效能是指有组织性的知识生产部门在实现其生产目的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效率和效果，它反映了知识生产目标选择的正确性及其实现的程度。效能是衡量工作成果的尺度，效率、效果、效益是衡量效能的依据。同时也包括持续创新创造所具有的潜能和现实性。信息社会中知识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文化教育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知识效用是指知识产品的功效和作用。当今科学文化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渗透和“第一生产力”作用有目共睹，它也是知识生产效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信息社会联结主义的普及和颠覆式创新的不断涌现，人们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资源以满足设定的愿望和需要，这就是知识生产效能的第二个重要方面，即知识生产效率。可见，知本的“三效”在信息社会将实现其内在的统一。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深化改革创新，形成充满活力的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18]文化体制创新要顺应知识生产方式的时代变局，坚持市场导向和人本导向相结合。文化发展要“面向增进民生福祉，用科技和创意解决人们衣食住行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难题”[19]。在这样的原则下，必须全方位深化改革力度，增加改革宽度，夯实改革信度，使文化体制创新的成果为民所有、为民所享，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如前所述，知识生产方式已经发生剧变，世界联结为一体，我们既要在文化体制创新上具有世界眼光、全球胸怀，也要体现出更多文化自觉、更强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和世界化;在知识生产时代变局的历史逻辑切换进程中，引领文化体制创新的方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加快文化体制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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