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力竹

中国艺术研究院

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这部由冼星海仅用6天6夜时间完成谱曲的民族战歌，气势恢宏，将中国军民的抗战英姿、中华民族的雄伟气魄和对新中国新生活的美好憧憬融入其中。传记电影《音乐家》讲述了冼星海的人生故事。在《黄河大合唱》创作完成的次年，冼星海远赴苏联，战火阻断归家的路，他再也没能重新踏上故土。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相隔千里仍不忘家国情怀，他将对祖国的思念落实在《黄河大合唱》组曲修改的每一个音符上。音乐，浇灌了异国情谊；音乐，呼唤了正义力量；音乐，传递了思念之情。《音乐家》的故事始于冼星海，终于音乐家群体，流落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得到哈萨克斯坦音乐家的帮助，延续了音乐生命，联结并喻示了中哈两国的友谊。

善良的魔术：电影如何用画面说话

猛烈的炮火、离世的亲人、损毁的胶片……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数以万计的生灵遭受荼毒。传记电影凸显“生命写作”，通过人性的“善”突显战争的“恶”，导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保留“真实”的基础上留给观众更多的反思空间。传记电影《音乐家》恰恰就在这样的硝烟弥散的战火中拉开序幕。1940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冼星海乘坐火车前往阿拉木图突遇空袭。生死存亡之际，冼星海逆向奔跑，想要挽救对小提琴感兴趣的男孩。残酷的战争从未因人性的善良而终止，孩子的离世是所有母亲乃至世人憎恨战争的原因，也证明了冼星海是音乐家不是救世主，他有舍生取义的高尚品德，却无力阻止战争带来的血和泪。亲历战争、身处险境的冼星海创作的乐曲成为战争时代的最强音。

人性的善良是拯救战争和民不聊生的一剂良药，在满目疮痍的阿拉木图，冼星海举目无亲，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给予了冼星海在异国他乡跨越严冬的希望与勇气。素昧平生的拜卡达莫夫邀请冼星海住在自己的姐姐达娜什的家中，达娜什的丈夫因为战争上了前线，家中仅有自己和女儿卡丽娅相依为命。达娜什原本心怀担忧，但最终还是将阁楼收拾干净，冒着违反规定的风险，同意冼星海暂住家中。尽管无法根本改变拮据的生活，为帮助冼星海生存下来，拜卡达莫夫在当地替冼星海找了一份为民间艺人记录曲谱的工作。“男人应该多吃一些”，战时环境下，基本的食物供给难以维系，达娜什将仅有的土豆留给这个陌生的男人，从恐惧到熟悉，陌生人之间的善意最能触碰心底。阿拉木图的冬天大地冰封，寒冷侵入心脾，冼星海悄悄卖掉了御寒的大衣为达娜什母女带来生存的希望。一声“阔克”，是卡丽娅对“星海爸爸”源自肺腑的接纳，三个善良的灵魂临时组建的“家庭”度过严冬迎来春天，冼星海也因此不再是“异乡人”。

此片的导演西尔扎提·亚合甫，被称为国内“西部暖流派”导演的代表，暖流，彰显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它在《音乐家》中贯穿始终：达娜什为受伤的冼星海替工时，双手满是血泡；拜卡达莫夫驱车千里前往巴克图口岸，只为告诉冼星海，活着就有希望；达娜什送给冼星海大衣，还悄悄将钱塞到他的口袋里；卡丽娅对冼星海信任和依恋日渐浓烈……超越功利之心和因果关系的善意，是世界通用的语言。电影作品无疑是“道”的一种体现，具有投射效应，传记电影以真实人物为传主，通过画面来说话，他们的故事与历史，是有蓝本的，并非虚幻，其真实性为观众观影体验中的知觉激情增添了一份真实人生的质感。《音乐家》将丰富的视觉语言将善良灵魂本质的细微处体现出来，实现写意和写实的融合，观众不难在体“道”、悟“道”的过程中，感受《音乐家》的感情基调，进而完成自己的理性思考和逻辑判断。

音乐可以令人精神焕发

冼星海早年赴法，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音乐。1935年，他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位掌握所有现代作曲技巧，采用欧洲书写方式，创作具有战斗性、感染力的群众歌曲的作曲家。他创作的《军民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生产大合唱》，开创了中国现代革命音乐的新局面。《黄河大合唱》更是在狼烟四起的抗战中，从延安传唱至大江南北，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精神武器。1940年，为了让全世界能通过影像观看并了解“延安”，冼星海、袁牧之等人被派前往莫斯科，他们肩负使命为电影《延安与八路军》创作配乐，为影像注入音乐的力量。

拜卡达莫夫初识冼星海是因为偶然拾得他编写的曲谱，受拜卡达莫夫之托，冼星海创作了歌颂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的乐曲《阿曼盖尔德》。冼星海在搜集、改编大量哈萨克斯坦民歌的基础上展开创作，使音乐既具有哈萨克斯坦传统音乐神韵，又融入西方作曲的技巧。为方便冼星海更好地创作，达娜什请工人将阁楼的屋顶加高，她无私的帮助温暖了冼星海，让冼星海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黄训（冼星海当时用的名字）的《阿曼盖尔德》，哈萨克的《阿曼盖尔德》。”当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共同将这首作品演奏完成时，在场的听众无不为之感到震撼，乐曲中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热情与和平阳光的渴望融化在每一个音符中。在此之前，冼星海只是当地乐队中的小提琴手，因交响史诗《阿曼盖尔德》，冼星海成为被哈萨克斯坦人民熟识、尊重的音乐家。极富表现力的《阿曼盖尔德》从内容、旋律到节奏，都延续了冼星海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的音乐主张。它如《黄河大合唱》一般，激励着哈萨克斯坦人民为抗击侵略者而战，成为哈萨克斯坦不朽的英雄乐章。

音乐是心语的表达，精神的抒发，也是无言的武器。电影中，拜卡达莫夫每日指挥乐队演奏抒情的乐曲，希望民众可以暂时忘却战乱的不安。因为战争，来自各地的音乐家、伤员躲避在阿拉木图的音乐厅，那里成为身体与心灵的双重避难所。音乐家们的努力没能阻止乐团解散，拜卡达莫夫将冼星海安排到中哈边境小镇马坎其镇担任一个小乐团的指挥，冼星海并未因此停止音乐创作。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哈萨克斯坦风土人情的浸润丰富着冼星海的生活，激励他创作出大量融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文化的作品。与此同时，冼星海对哈萨克斯坦音乐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卫国战争期间，冼星海将自身的生活体悟融入小提琴演奏与音乐创作中，使音乐超越情感表达，唤起哈萨克斯坦民众的战斗意志。那些动人心弦的旋律、雄伟弘厚的气势歌颂了反战者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生活的苦难没有压垮冼星海，疾病最后残忍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但他的思想却因注入音乐中而得以永在。

万山相隔，家国两相思

传记电影《音乐家》剧照

爱，从未因时间而褪色，反而愈显珍贵。一句半年之约，最终却成一生的别离。冼星海在异国对妻子、女儿深切的惦念，凝结在邮寄给妻子的16封信中。1937年秋，钱韵玲第一次见到冼星海，随着二人的了解日渐加深，友情也升华为爱情。1938年7月20日，冼星海与钱韵玲在武汉订婚。10月，他们以旅行结婚的名义奔赴延安。1940年袁牧之导演、吴印咸摄影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是延安的第一部纪录片，袁牧之指名冼星海为电影配乐。钱韵玲毅然决然地选择支持丈夫，独自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女儿的责任。冼星海前往莫斯科时化名“黄训”，其中“黄”是冼星海母亲的姓氏，“训”则是钱韵玲母亲的名讳，这是对两位母亲的尊重，也表达了冼星海对妻子浓烈的爱意。爱情犹如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会枯萎凋零，而根植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限沃壤，则会盛开不衰。冼星海与钱韵玲是爱的伴侣，也是追逐共同音乐理想、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冼星海的一生中，钱韵玲在身边陪伴他的日子并不多，但在精神上，他们从未分离。他们早已在心底形成一种默契，不会忘记彼此的模样，不会忘记彼此的爱。离别前的夜晚，钱韵玲将一张女儿冼妮娜的照片放入丈夫的琴盒，爱情的结晶承载着两人对彼此的思念。在阿拉木图漂泊的日子，冼星海无数次凝视着女儿的照片；在延安等待的日子，冼妮娜在母亲的爱护和对父亲的思念下快速成长。影片中，钱韵玲和女儿经常在冼星海离开的那条路上等待他的归来，“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是钱韵玲对女儿的安慰，也是自己对爱人思念的抚慰。冼星海是冼妮娜的父亲，也是卡丽娅的“阔克”，远在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只得将对女儿的思念与期许融入与卡丽娅的相处之中。“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打起小铜鼓，嘚儿隆嘚隆咚！手拿小刀枪，冲锋到战场。”影片中，延安的冼妮娜与阿拉木图的卡丽娅学唱冼星海创作的《只怕不抵抗》，成为父亲与女儿、妻子跨越时空的互动。钱韵玲与冼妮娜在延安的守望，卡丽娅在阿拉木图对“阔克”的思念成为冼星海坚持创作的源动力。

离开故土漂落他乡的人，不能像种子一样落入泥土生根发芽。冼星海在莫斯科医院即将离世的时候，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雪后的庭院中，双手十指交叉，眼睛看向远方却没有一丝神采，对祖国、妻子、女儿的思念至死方休。“我的国家在打仗，我却被困在这里。”冼星海曾先后两度前往巴克图口岸、马坎其镇，试图冒着生命危险，穿越中国和哈斯克斯坦的边境线回到祖国，却被边境士兵的枪火制止无法到达。坐在边境线上守望祖国，成了冼星海生命最后时光中的执念，离开马坎其镇的那天，冼星海抓起一把祖国的雪，却依旧没能真正触碰乡土。人与人、人与物接触的过程中获得的感知被集中于大脑之中，成为共同感。创作者将“以己度人”的共同感运用在冼星海爱国情感的表达中，共同感建构了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对话关系，观众通过影像、情感接受，唤起内心的爱国情怀。“我坚信，她在遥远的地方，一定能听到。”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国境线、战争阻隔了冼星海与祖国，地理上的相邻与心理上的遥远在此刻的对比，深化了冼星海对祖国故土的思念。

电影是现代视觉的“文类”，《黄河大合唱》以激动人心的旋律之笔让“冼星海”这个名字被铭刻和印记，通过传记电影《音乐家》，观众得以体验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离别伤痛，知晓冼星海极富传奇的一生。传记电影的独特魅力在于其对过往时空双重维度的复现，传记电影因“逼真”的故事、传主的经历，天然地呈现出其社会性，比普通电影包含更真实的“精神”与“灵魂”，也因此更能构建人物内在的思想情感。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创作了大量乐曲，除影片中所提到的《阿曼盖尔德》，还有3首哈萨克舞曲、22首哈萨克歌曲等，冼星海把对亲人与祖国的思念化作手中的力量，令身处苦难的人民充满斗志。1945年，冼星海永远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世界，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类由盲目走向理智，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共谱一首民族之歌

丝绸之路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同拜卡达莫夫街并行成荫的绿树守护在街道两旁，街头的拐角处矗立着以荷花为造型的冼星海纪念碑。在东方文化中，荷花蕴意着高雅、纯洁，纪念碑上用中、哈、俄三种文字镌刻：“谨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道。”音乐把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人民的理想交织在一起，人民歌唱音乐、演奏音乐，将音乐幻化成表达个人情感的母语。传记电影《音乐家》中，冼星海在库斯塔纳举办音乐会，指挥乐队演奏的《黄河大合唱》与延安人民合唱的《黄河大合唱》合为一曲，将冼星海的命运遭遇、影片的叙事发展、观众的观影情绪整体推向高潮。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卫国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两国人民各自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民族抗争，也共同抵抗着法西斯的侵略。“在伏尔加听到长江流水声，中国人民仰望克里姆红星，我们不怕战争威胁。人民的意志是强大雷鸣，全世界赞美我们胜利。” 在共命运的战时背景下，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所受到的照顾、关怀与创作的乐曲直接拉近了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情谊。

传记电影《音乐家》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合拍，时逾70年，电影在中哈两国之间架起民心互通的桥梁。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阿斯塔纳发表“一带一路”的首倡演讲，讲述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故事，《音乐家》应运而生。为了真实复现冼星海对中哈两国友谊作出的伟大贡献，拍摄团队耗时两年，竭尽所能在中哈两国实地走访，搜集与冼星海有关的一手资料。电影的拍摄过程远比预想的艰难，拍摄时间、预算、选景与演员的安排对于整部电影的拍摄进度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在剧本的创作、筹备和实际拍摄过程中，中哈双方从影片的角度切入、风格样式展开讨论、分析，最终确定以“The Composer”为英文译名，而并非“The Musician”，凸显了冼星海在中哈两国音乐史上的价值和地位。中哈双方在《音乐家》的拍摄过程中进行了细致的沟通，也经过了时间的磨合，这对于双方了解两国文化都大有裨益。

“一带一路”的沿岸国家承载着不同的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联系，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促进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发展。2017年5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举行会谈，并向其颁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中哈两国在经贸关系、能源合作、人文合作领域成果丰硕，截至2019年5月，中哈已经建立18对友好省州和城市。《音乐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哈合作拍摄的首部电影，影片中《黄河大合唱》与《只怕不抵抗》的蒙太奇剪辑是中哈抵御外辱之歌，现实拍摄中两国演员、工作人员真挚的情感交流，成为中哈两国人民跨越历史、横亘千里的友爱之歌。在共建“一带一路”的框架内，中哈两国展开深化发展策略的对接，实现了资源的优势互补，效益的互利共赢，在国际社会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传记电影《音乐家》在尊重历史、尊重传主方面追求“形似”与“神似”兼备，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精神世界与家国情怀作了细致刻画，在银幕上准确重构了人民音乐家的爱国形象。冼星海将与拜卡达莫夫一家人的友情、对远在延安的妻子钱韵玲与女儿冼妮娜的思念以及对祖国深深的眷恋投入到为哈萨克斯坦人民带去新的音乐之中，电影的配乐对于电影叙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与传主冼星海音乐家的身份相得益彰。《音乐家》在拍摄和上映过程中得到了两国观众的强烈关注。不消说，电影合作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有助于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人文格局，《音乐家》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与承载的文化价值，远超越其文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