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逢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

陈荒煤（1913-1996），湖北襄阳人，原名陈光美，出生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初在文坛崭露头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戏剧家联盟。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戏剧系任教员。解放战争时期从东北随四野大军南下，平津战役后任天津军管会文艺处处长，武汉解放后任中南军区文化部部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改革开放后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有多卷本《陈荒煤文集》问世。

我最初知道“荒煤”这个名字，来自茅盾先生在1941年写的一篇散文《记“鲁迅艺术文学院”》，其中有一小段：“……看见那边一小堆人谈论得很热烈，从前线回来不久的小说家荒煤，在滔滔不绝有声有色讲述前方的文艺工作，民众运动；巨人型的木刻家马达，叨着他那手制的巨大烟斗，站在旁边听……”说来也巧，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后不久，由副院长周扬点名，调沙汀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荒煤、吴伯萧、许觉民几位任副所长。周扬在延安时期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主持具体工作，荒煤是文学系和戏剧系的教员，他们都是从上海亭子间奔赴延安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

沙汀原来担任中国作协四川省分会主席，我在川大中文系读书时曾听过他的课。众所周知，沙汀是写短篇小说的圣手，但却不善言词，讲话忽而高一声忽而低一声，课后有个爱调皮的同学用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两句古诗来取笑这位“巴蜀第一家”：“小弦切切如私语，铁骑突出刀枪鸣。”郭沫若和巴金虽同是川籍但那时都不在四川工作，故沙汀享有“巴蜀第一（作）家”的美誉。荒煤正如茅盾文中所说，讲话“滔滔不绝有声有色”，加上曾经担任过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的局长，富有领导与组织工作的经验，所以文学所的日常工作主要由荒煤主持，文学所开会荒煤也是发表主旨讲话的不二人选。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左翼文学内部曾经有过“两个口号”的激烈争论。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在“文革”初期，周扬的“罪状”之一就是提出“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口号，反对鲁迅；鲁迅当年在文章中称周扬等为“四条汉子”，成为“文革”的流行语之一。周扬复出以后，曾说那场争论主要是由于革命文学内部在历史转折时期（由反对蒋介石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在认识上不一致造成的。记得继唐弢先生之后担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马良春同志，曾带着研究室的几位同事徐迺翔、张大明、沈斯亨、李葆炎，还有我，到周扬副院长的办公室“请教”（正规一点说是聆听他对这个问题的指示），周扬谈的意思与之前说的差不多。但在社会上，尤其在文学研究领域，对“两个口号”仍存在很大分歧，而按惯性思维大多数人认为鲁迅正确，周扬不正确。唐弢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室的老主任，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和现代文学史家，他是支持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受唐弢先生的影响，现代室的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自然也秉持同样的观点。

荒煤中等略高的身材，微胖，秃顶，乍一看似乎显得有些威严，一接触却又觉得他很和蔼也很幽默。文学所这个单位“文人相轻”相当厉害，说难听点其实是一盘散沙，而每一粒沙子都自以为是“沙皇”。对“外来户”尤其如此，荒煤因为过去长期从事电影方面的领导工作，对电影比较熟悉，所以他在谈论文学问题时常常以电影为例，免不了遭到文学所一些“学者”的奚落。荒煤有一次在全所大会上幽默了一句：“有同志说我在文学所只管得了一个给我开车的司机……”显然是有感而发，不过他对研究工作要求是很严格的，曾对我们现代文学研究室说过这样刺耳的话：“成果这么少，也太无能了吧？”

在主持文学所工作后不久，1978年7、8月间荒煤要去长沙、昆明出差，马良春同志派沈斯亨和我陪同前往。沈斯亨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很有学问，上海人一般精明中透着些狡猾，但沈斯亨是难得的老实厚道，和同事关系都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大家都按照上海人的习惯亲切地叫他“阿亨”。

那个盛夏，荒煤带着沈斯亨和我乘民航班机从北京先飞长沙。一下飞机阵阵热浪便扑面而来，地表温度怕是得有四五十度！湖南省文联和作协派车来接我们，沿途只见柏油马路被烈日烤出了一层黑黑的油，就好像大热天人被晒得浑身是汗一样。住的地方是湖南省委招待所，即湖南宾馆，当地人简称“湖宾”。荒煤住一个套间，一间卧室外带一个客厅；阿亨和我住在紧邻的一个标准间。我进去后先用手摸了摸床、桌椅和地板，哪儿哪儿都是热的；拧开自来水管冲一下凉吧，不成想流出来的水竟然也是温乎乎的！北京就已经够热了，但自来水毕竟还是凉的，没想到长沙比北京更热得邪乎，热得让人简直难以忍受！床更是不能睡了，躺在上面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1937年7月，“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主要成员合影，后排左二为陈荒煤

一天24小时，只有凌晨5点多钟天蒙蒙亮时，在阳台的水泥地上才稍稍有那么一丝丝凉意。几乎一夜未曾合眼的我和阿亨，索性把床上的席子铺在阳台上，权把“阳台”当“凉台”，想躺在上面略微打个盹儿。宾馆每一层的阳台都是相通的，不同标准等级的房间，阳台只有一层薄板相隔。我下意识地探头朝相邻的阳台一看：嗬！陈荒煤弃大套间于不顾，也在阳台上铺席而卧呢，手里还轻轻揺晃着一把扇子。这也难怪，套间虽大但热得出奇，更容不得像他那样六十多岁的老年人了。领导与小民同甘共苦，我和阿亨禁不住相视一笑，压低声音幽默了两句：

——“铺席者何？与民同乐也。”

——“‘环球同此凉热’，躲进阳台成一统啦！”

荒煤肯定一夜都没休息好，但他是精力充沛的工作狂，第二天即在宾馆的一个大会议室作报告。湖南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小说家周立波和康濯主持省文联与省作协的工作，因为周立波到北京治病去了，所以报告会由康濯主持。这位《我的两家房东》的作者，长得高高瘦瘦的，他和荒煤也是老熟人，在开场白中首先向挤得满满的近百位与会听众介绍荒煤同志，说荒煤祖籍湖北襄阳，原名陈光美，在长江边长大，从武汉到上海，投入文学创作，是30年代崭露头角的左翼作家，以写小说见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左联与左翼戏剧家联盟。讲到高兴处，康濯还说他读过并至今记得荒煤的成名作《在长江上》，当场背诵了小说中的“一个不知名的歌”：

……你唱我也唱

都唱长江好荒凉

你唱一条神龙像长江

我唱它满身都是窟窿疮

你唱我也唱

长江年年泪汪汪……

全场鼓起掌来，由此可见荒煤作品感人之深，影响之深远。

因为没有空调，偌大的会议室只在顶上安了几个大吊扇嚯嚯嚯地吹着。那时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是个热门话题，当事人之一的荒煤“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更是热度不减反而升温，因而他时不时地会拿出手帕来擦一擦头上的热汗。关于报告的内容这里不必赘述，需要透露一点的是：荒煤曾对沈斯亨和我交代说，他这次是遵照周扬同志的意见到长沙来的，“两个口号”论争不休，至今未有结论，周扬让荒煤到各处讲一讲他们的看法，也就是宣传和解释一下他们当年的主张。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先后提出来以后，荒煤是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两份宣言上都签过名的少数作家之一，而《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系由鲁迅签头（署名第一位），荒煤在上面签名就意味着认同，所以鲁迅不会对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周扬就不同，周扬只写评论而无作品，所以鲁迅在文章中骂他。荒煤对沈斯亨和我说：

鲁迅尊重和喜欢创作家。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周扬不便出面，让沙汀和我去找鲁迅谈，交换一下意见，缓和缓和……

原来沙汀和荒煤当时还扮演过调停者的角色！这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在众多资料中也未见有这样的记载。人们只知道沙汀和艾芜初登文坛时曾给鲁迅写信请教怎样写小说，鲁迅先生给予了两位青年作者热情而中肯的指导，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荒煤也是创作家，有作品，那时社会上对他们这样年轻有为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作家称之为“新进作家”。周扬让沙汀和荒煤出面找鲁迅寻求和缓，确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他自己出面就很难说了，甚至被鲁迅拒之门外也不是没有可能。我曾听鲁迅之子周海婴说过，小时候爸爸妈妈带他到外面公园去玩，鲁迅只要远远看见周扬一行走过来，便会立刻转向，避免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碰面。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足见鲁迅对周扬之厌恶。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拿文艺界开刀的，加给周扬的“罪行”是推行一条“又粗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据说从30年代就开始了，其“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鲁迅”，主要根据是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由周扬授意定稿的一条注释：说冯雪峰执笔经鲁迅审阅并以鲁迅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运动初期周扬因为患癌症住院而逃过了“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之苦，但后来还是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分管电影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长期担任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陈荒煤，他们两个人在周扬之前就先被免了职。

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张胜泽，毕业后分配到全国文联工作，后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回重庆，改革开放后担任《红岩》杂志主编。“文革”期间他也在重庆图书馆，荒煤就在我这位学友手下干活。像我们这样从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对老一辈作家及文化界人士总是怀有崇敬与同情之心的，所以张胜泽对荒煤尽可能予以照顾，并不像红卫兵小将那样横眉冷对甚至拳打脚踢。我问荒煤：“在重庆图书馆，你记得张胜泽不？”

荒煤笑着点点头：“记得记得，他对我不错。”然后他又说：“我重新出来工作后，有一天在王府井碰到原来在电影局的一位年轻同志，运动中他斗我斗得最厉害。他一再向我道歉。我对他说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计较。我们以后都要好好为党工作，我是老马自奋蹄，你正值盛年，希望在你们身上。”

这一席话让我和阿亨非常感动，我们都对老一辈作家与现任领导荒煤的宽宏大度和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甚为钦佩。

荒煤比我和阿亨大二十多岁，身体健壮，胃口颇佳，每次吃饭比我和阿亨都吃得多。有一回在饭桌上，荒煤又像是批评又像是关心地对我们两个人说：“你们怎么还没我的饭量大？身体是干革命的本钱，吃饭对身体顶要紧。你们要多吃点，还要注意锻炼，把身体弄得棒棒的，不要当文弱书生。”

我和阿亨都惭愧地笑了一笑：沈斯亨长得又瘦又小，而我那时的体重也还不足一百斤。文弱书生，饭量自然不行，与“从前线回来”的老革命相比只能甘拜下风。

陈荒煤、张昕夫妇1942年在延安

湖南省文联和作协领导有一次宴请荒煤，沈斯亨和我忝陪末席。仍由康濯主持，参加的有几位省文联和作协机关的干部，其中有一位年纪稍长者，我估计也是省文联或作协的一位领导，因为他告诉荒煤说他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时到和平宾馆去看望过周扬。“周扬同志请我们吃了很好吃的苹果。”这是他的原话，我至今仍记得，只可惜我把这位领导的姓名忘记了。周立波的儿子健民也在座，我和他就是这次在饭桌上认识的，那时他在湖南师范学院任教，后来约我写了两篇评介周立波作品的文章：一篇是评论其新作《湘江一夜》，发表在《湘江文艺》上，周立波本人看了认为写得不错；另一篇题为《斗争生活的生动写照》，经上海作协副主席王西彦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这家刊物本来专发作品不发评论，发这篇评论文章恐怕算是破例了。

席间主客谈笑风生，无拘无束。荒煤也是很幽默很会讲笑话的人，在饭桌上他讲了一个笑话：“气管炎”。我本来以为他要讲类似相声《拔牙》那样的讽刺庸医的故事，没想到他最后甩了一个包袱：“气管炎”就是“妻管严”——妻子管得严，老公活受罪。这个“妻管严”的故事把我们大家也都逗乐了。

荒煤的夫人张昕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妹妹，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他们有一个女儿，当时在湖南插队或者工作，但并不在省会长沙。沈斯亨和我向荒煤建议，要不要让他女儿到长沙来，父女俩见一见。荒煤摇摇头回绝了，说：“我这次来长沙是公干，公私兼顾不好。”

像他们这样的老同志，在小事情上对自己要求也非常严格。虽然没让女儿到长沙来，但荒煤提出他想到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于是湖南省文联和作协专门派了一辆小轿车，送荒煤去韶山，我和阿亨同行。

韶山属于湘潭，从长沙驱车去大约需要两个多小时。这是我第一次去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我的父亲解放前是地下党，哥哥姐姐也都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记得我读高小的时候，有一天哥哥从学校借回一本书，封面用牛皮纸包着，上写《中国之命运》，蒋中正著。打开牛皮纸一看，原来是《毛泽东自传》！我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那时思想中尚无“伟大领袖”的概念，只觉得毛泽东小时候以跳池塘相威胁反抗父亲的打骂很好玩。在陪荒煤在毛主席故居仔细参观后出来，我特地站在故居前的池塘边上驻足遐想：“这是不是就是毛主席小时候要跳的那个池塘？”

荒煤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没说什么话，面色似乎有些凝重。我和阿亨问荒煤在延安见过毛主席没有？荒煤说：“见过的，见过的，不止一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之前，还专门找（胡）乔木、周扬、艾青、萧军和我等几个人到他住处谈话，了解边区文艺界情况。”

我们在长沙大约待了四五天，下一站是昆明。高等院校恢复正常教学以后，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许多学校都是自编教材以应急需。西南地区大专院校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一些老师，在昆明开会讨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而编《现代文学史》就离不开“两个口号”论争这一棘手的问题。

荒煤对昆明之行特别重视，作了认真的准备，事先还让沈斯亨和我为他提供有关的书面资料。阿亨从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就一直在文学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而我虽然也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在“文革”后期才从新闻单位转到文学所，只能说是“半路出家”，对“两个口号”论争的资料阿亨比我熟悉，这一工作应该说主要是由沈斯亨完成的，无论“功劳”还是“苦劳”主要都归阿亨。

荒煤这次在昆明作报告，是在一个有近千人座位的大礼堂，平常既可演电影也可演戏剧，听众则是来昆明开会讨论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西南地区大专院校的一些教师，更多的是当地的大学生、文艺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荒煤报告的主题仍然是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主要是讲他（自然包括周扬）的观点：在争论的当时荒煤就写过一篇题为《国防文学是不是创作口号》的文章，认为“国防文学不仅仅是一个号召作家们组织的口号，而且也是一个创作的口号”！并断言“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已经获得了全国广泛的反响和拥戴！”

荒煤在昆明除了作报告，还有一些参观游览活动。我们登上了滇池之巅，极目远眺，浩瀚清沏的滇池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又去大观楼欣赏了著名的“天下第一长联”。重头戏是去拜谒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墓园——这是荒煤久存于心的愿望，他30年代在上海就认识聂耳，聂耳的一些音乐作品包括《义勇军进行曲》都是为电影作的插曲或主题歌，而荒煤那时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与左翼电影界人士交往密切。荒煤在聂耳墓前驻足良久，看得出来他对故人充满了哀悼与怀念之情。

荒煤由沈斯亨和我陪着，还去参观了位于昆明东南方向的石林，因为距离较远，当天不能来回，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石林是一大自然奇观，面积达40余万亩，数也数不清的状如小山似的巨石形态各异：石峰、石柱、石芽、石钟乳、石笋……其中有一条形巨石宛若一位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举头向远处眺望，据说是美丽的撒尼族姑娘阿诗玛被头人投入滔滔洪水后化为了山石，伫立此处想念心中挚爱的阿黑哥。这就是著名的景点“阿诗玛”，游人无不在此摄影留念。荒煤站在“阿诗玛”前久久观赏，心中想起那部被禁止放映的电影《阿诗玛》，触景生情，他对阿亨和我说：“回昆明后，一定要看看《阿诗玛》，我还没有看过。”

的确，荒煤在任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期间，亲自抓了许多部电影的创作与摄制工作，使国产影片的艺术质量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其中有几部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阿诗玛》等在“文革”前就被作为“修正主义”文艺作品封杀了。那时我还在新华社工作，有机会能看到专供批判用的所谓“内部电影”，如苏联影片《一年中的九天》《雁南飞》《第四十一》、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的《一个人的遭遇》，国产影片有夏衍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早春二月》，以及阳翰笙编剧的《北国江南》。

回到昆明后，有关方面特为陈荒煤放映电影，开句玩笑也可说是“电影招待会”。地点就在荒煤作报告的那个大礼堂。第一天放映的是苏联摄制的反映二战全过程的史诗型巨片《解放》，长达五部。第二天上午放映《阿诗玛》，这部影片大家几乎都没看过，所以来看的人非常踊跃，几乎到了“爆满”的程度。荒煤全神贯注地观看，我和阿亨也被影片紧紧吸引住了。《阿诗玛》讲述了一对撒尼族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女主人公阿诗玛反抗头人热布巴拉及其子阿支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她的反抗与斗争精神其实与《白毛女》中的喜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中年陈荒煤

陈荒煤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

当天晚上，我和阿亨照例去荒煤住的房间，询问他第二天还有什么安排。一进屋只见荒煤正在伏案工作，桌上摊着一摞稿纸。我们提醒他要早些休息，荒煤抬起头来说：“我正在写一篇关于《阿诗玛》的文章，写不完我没法入睡。”

荒煤的这篇文章题为《阿诗玛，你在哪里？》，之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作为文艺界知名人士，荒煤在昆明还接待了不少来访者，也亲自登门拜访了几位文艺界朋友。其中一位是云南省歌舞团著名的傣族舞蹈家刀美兰。她请荒煤到她家里做客，以云南颇有特色的“汽锅鸡”款待。

后来荒煤从昆明直接飞回了北京，沈斯亨和我的陪同任务也画上了句号。

这次出差我带了一个照相机，沿途给荒煤以及阿亨照了一些照片。回到北京后我将荒煤的几张照片放大成6寸或8寸，有一天上班时给荒煤送去。那时荒煤在京尚未安排固定的居所，他临时住在文学所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座老旧二层楼的楼上。那天我到得比较早，荒煤刚洗脸刷牙完毕，见我来了就把我让进他的房间里。我把几张照片交到他的手里，荒煤很高兴，一张一张地仔细看，就好像他当电影事业管理局局长时“审片”一样。末了，指着他的一张在石林景区凝神注视“阿诗玛”（山石）的脸部特写，笑逐颜开地对我说：“这张可以说是我的标准像！”

电影《阿诗玛》剧照

荒煤的幽默让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张照片是我抓拍的，荒煤全神贯注于“阿诗玛”，无暇旁顾其他，并未发觉我偷偷照了一张他的特写镜头。我的摄影技术欠佳，谈不上什么“标准”，荒煤的这一句幽默我想只是流露出了他对自己付出过心血的电影《阿诗玛》情有独钟，所以在新时期为其“解禁”而大声疾呼。若问“阿诗玛，你在哪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荒煤的内心和笑逐颜开里。

在沙汀、荒煤等所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下，被“文革”十年耽误了的研究工作开始恢复并逐步走上正轨。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资料的欠缺，而文学研究必须从掌握大量资料入手。室主任马良春同志主抓这一工作，我们把搜集、整理、编纂和出版现代文学史的各种资料当作学科的一项基本建设。其中就有《“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由王保生、沈斯亨、张大明、孟繁林和我五个人编选。该书分上、下两册，共81万余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其中选录论争文章及有关团体的《宣言》220多篇，基本上反映了“两个口号”论争的概貌。我想这也了却了荒煤的一桩心愿。

以后荒煤调离了文学研究所，转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