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应梅 黄 凯 赵财霞/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捐资兴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历来受社会及政府鼓励，这是惠及万千的善举。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先后7次颁布或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1]，对捐资兴学的褒奖对象、褒奖范围、褒奖等级、褒奖机关、褒奖形式、捐资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和说明。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这种善举予以褒奖和鼓励，加上人们面临近代以来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乐于捐助教育事业的良好风气。据统计，自1929年至1938年，捐资兴学的人数达636人，捐资总数达32317735元[2]，对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贵州素来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但捐资兴学不乏其人。如1905年，贵州实业家华之鸿捐银二万两以创办贵州官立通省中学堂，后又数次捐助资金在贵州各地修建数所学校。1910年，贵州举人乐嘉藻捐银3000两以助贵州省立图书馆之建设，并捐献自己所有藏书。抗战爆发后，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校秘书主任、贵阳华氏家族代表华仲麟教授，与母亲高瑶涵女士一起捐赠田产以兴建国立贵州大学图书馆、设立瑶涵奖学金并助力子弟小学之建设等，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完整地记录了华氏家族捐赠田产以兴学的善举。现将档案所记事实一一整理，以飨读者。

一、捐资及褒奖概况

（一）捐资概况

1942年8月25日，华仲麟先生与其母亲一起，将自家田产契据、房屋地契等财产凭证亲自点交给校长张廷休，以此田产和产出变价作为国立贵州大学兴建图书馆之基金。据国立贵州大学呈报给教育部并转呈国民政府的“捐资兴学事实表”显示，这些契据所代表的财产为：华家坐落在贵阳中埧的田221坵、土21块、山一座，每年可收谷500挑，约合150石；坐落在刘家庄的田56坵、屋基一座，年收谷100挑，约30石，并当年秋收所得谷物亦同时捐赠。田、土、山、屋，价值约六十万元，当年秋收谷物变价约值三万元[3]。

在教育经费严重匮乏的民国时期，在经济落后的贵州山区，学校得到这样一笔可观的社会捐助，无疑对学校的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民国时期有关捐资兴学的褒奖条例，这一善举理应得到国家的褒奖，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国立贵州大学将这桩捐赠及时上报中央政府，并登报致谢，以便对此进行嘉奖。

（二）褒奖概况

1942年9月1日，国立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组织召开了国立贵州大学第一次临时校务会议，讨论研究“本校教授华仲麟先生令堂华太夫人捐赠田产建筑本校图书馆”的事宜，最终议决：“1.由校呈教育部照例颁给奖状，并呈请蒋委员长、陈部长颁给匾额，以示褒扬。2.登报启事并致函感谢。3.函地方政府办理过户手续照章免租。4.组织保管委员会，除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为当然委员外，并敦聘地方名流，何辑五、周贻春、欧元怀、任志清、杨葆昌、华仲麟、柴晓达诸先生为委员。5.本年所收租谷就原仓储藏或变卖，得价作永久奖学金，奖学金名额之分配，俟各院院长、各系主任到校后再行商讨，惟华太夫人之意，外文系及化学系须各有一名。6.建筑图书馆式样请华太夫人决定。”[4]

隔天即9月3日，由学校总字第118号公函[5]呈送教育部，详陈华教授及母亲捐赠祖遗贵阳田产作为本校兴建图书馆之资的详细情形，并“仰乞钧部专案转呈国民政府明令褒奖、题颁匾额……”；同时指出，此桩善举“出于士大夫易，出于巾帼难，出于席丰履厚之闺帷易，出于停辛茹苦之节妇难”，因此恳请蒋介石“亲予题赐匾额一方以褒捐输”。9月28日教育部指令：“令国立贵州大学照章补呈捐资兴学事实表暨捐资实证各三份再行核办，此令。”国立贵州大学于1942年11月25日补呈捐赠契约3份、捐资兴学事实表3份、注册证3份以及买卖契约等文件。1943年6月，奉颁匾额获准并送到贵州，贵州省政府在华家举行了隆重的受匾仪式，贵州省教育厅厅长欧元怀、贵阳市市长何辑五亲送匾额到华府，国立贵州大学亦派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前往华府参加仪式[6]。同时，学校还致函华府以表谢意，在贵州发行量较大的《贵阳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日报》登报感谢。

二、基金管理及使用

（一）成立田产保管委员会

为了规范和管理所捐田产，学校按照会议决定于9月17日组织成立了“华太夫人捐赠国立贵州大学田产保管委员会”，聘请何辑五、周贻春、欧元怀、任志清、杨葆昌、华仲麟、柴晓达、张廷休、任泰、陈文登、张梦麟共11位先生为委员，其中何辑五为主任委员。保管委员会负责田产的管理，所得资金的使用、审批等事宜，并审核奖学金额度及发放情况，将每年获得奖学金学生名单函告华府知晓。9月19日，学校派专人卢佐臣到华府，负责赠予田产及本年所收租谷的交接，并照章免除一切税务。

（二）图书馆建设基金

国立贵州大学接收华府所捐田产后，一面依法办理接收手续，一面由校礼聘名贤，组织保管委员会，保管处理。并议定待该项田产出售后，即以售价作建筑本校永久之图书馆，馆名即以华太夫人之名命名，即“国立贵州大学瑶涵图书馆”，籍资纪念。但在田产变价之前，每年所收谷物变价所得作奖学金之用，后又资助学校子弟学校之建设。1947年，学校启动了图书馆建设工作，设计了图书馆图纸，政府也追加十万担粮食作为图书馆建设经费；学校得到教育部“复员费叁亿肆仟万元，其中分配壹亿贰仟万元为图书馆建设经费”[7]。但是，由于当时物价飞涨，所有建筑成本成百上千倍地增加，原计划建设图书馆的资金不敷使用，图书馆工程几度停工。1951年，贵州大学图书馆改建设计图重新出炉，设计图说明中指出“1.本设计系原有本校在解放前已建未完之图书馆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做适当的改造，因原建筑基础不良，故将原设计之第三层裁减，全部作成二层楼房……；2.原建筑已造部分因施工不良，除第一层门窗顶以下外墙身保留外，其余外墙身二三楼已修部分及全部内墙及墙基全部拆除另做……”[8]1953年图书馆兴建成功，与最初的设计已经有了较大的出入，命名也没有如当初所定为“国立贵州大学瑶涵图书馆”，而直接称贵州大学图书馆。上世纪80年代，贵州大学又修建了规模更大的图书馆，原图书馆另作他用，现为贵州大学老年活动中心，它屹立在贵州大学南校区，无声地述说着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捐资兴学故事。

（三）设置瑶涵奖学金

华家所捐田产在变价之前，每年所收谷物出售所得资金，用于设置奖学金之用，定名为“瑶涵奖学金”，奖学金颁发后如有余额，用于各系添置所需图书及存入银行为图书馆建设基金。奖学金最初拟定4名，即中国文学系1名、外国文学系1名、数理学系1名、农林学系1名，每人每年奖励400元，但由于物价飞涨以及学校院系设置的增多，1943年11月，根据华太夫人的要求，将奖学金名额增加至每系一名（共13名），每人每年仍然为400元。每系每年所遴选的奖学金人选须提交奖学金分配委员会核定、备案，并函告华太夫人。1944年3月，华太夫人来函称：“查年来生活奇昂，子弟求学维艰……决将涵所设奖学金增为每系一名，每名一千元，共计十五名”[9]，同时要求学校将奖学金增数、增额向全校公布，以资鼓励。同年11月，华太夫人再次致函国立贵州大学，请将奖学金数额增加至2000元。由于学校的发展以及社会物价的飞涨，奖学金名额随着院系设置的增多而增多，基本保持每一个系一个名额的原则，其奖学金额度由400元增加到1000元，后又增加到每人每年2000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部分经济困难学业优秀学生的经济压力，更激励学生积极向上。

（四）建设国立贵州大学子弟学校

为了减轻教职员工子女教育之负担和提高办学实力，学校于1944年提出创办员工子弟学校的建议，但在抗战最为艰苦、物价不断飞涨的时候，经费成为最大的问题。1944年2月29日，国立贵州大学致函华太夫人谓：“建筑之始需费至钜，除呈准教育部拨专款外，惠予协助，可否由上项奖学基金内拨助子弟小学建筑经费之用。”3月7日，华太夫人复函称：“大函称子弟小学之兴办，拟将今年谷款除留壹万贰仟元作本年奖学金外，余款拨助子弟小学修建之用，益见高瞻远瞩，函表同意。”国立贵州大学子弟学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一所全日制封闭式精细管理的贵州省属中学，被誉为“花园式精品学校”。

三、思考及启示

（一）在中国教育向近代化转变的艰难历程中，商人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是最具积极性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给教育以极大的支持。贵州的华氏家族原本世居江西临安，清康熙年间其远祖以行医至黔，落脚于遵义团溪。清同治年间，以华联辉为代表的华氏家族因避乱迁居省城贵阳，经营永隆裕盐号而致富。清末民初，其子华之鸿成为贵州最大的企业家，也是这一时期贵州政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以他为代表的华氏家族对贵州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数次捐资以助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对贵州开民智、兴教育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其创办的文通书局成为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七大书局之一，印刷、出版了大量文化教育书籍，使贵州风气大开，为闭塞、落后的贵州人接受新思想、学习新文化提供了精神食粮，为贵州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华太夫人二十余岁便丧夫，守节持家三十余年，独自抚养子女成才，还将祖遗田产捐作学校兴学之资，此种仁风义举，应为社会所称道及鼓励。

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活动，既是政府政策鼓励的结果，更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10]，因为近代商人既面临中国近代以来残酷社会现实的推动，又有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浸染熏陶而孕育出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生价值的引导，强烈的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地将自己所得用于开发民智、启迪新机，以救亡图存。

（二）在教育经费极度短缺的民国时期，社会捐资兴学可谓是维系与发展教育事业的经济命脉，尤其是一些私立大学的创建及发展正是得益于社会捐资兴学，比如著名的南开、燕京、大夏、东南大学等，均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捐资。据档案记载，国立贵州大学的创立和发展，得到无数社会捐助，校舍的建筑、奖学金的设立、图书仪器的增加等都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贵州政治名流捐建了国立贵州大学的体育场，华氏家族捐建了国立贵州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奖学金，社会名流袁干承先生捐献了《四库全书》正续编及珍本数千册，等等。国立贵州大学的发展和壮大离不开社会的支持，是国家重点拨款建设、集社会力量捐资兴学共同支持的结果。

（三）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正蓬勃发展，高校的数量和规模都不断扩大，尽管政府的教育拨款日益增长，但处在国家中西部省份的高校，仍然普遍面临资金短缺问题。虽然国家现在已经出台了诸如“一省一校”“部省共建”等重点发展西部教育的政策，但仍然不能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中西部的高校不仅要在学校内涵发展上下苦功夫，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培养人才、多出成果，同时还应该提升向社会募集资金的能力，充分调动政府、社团、校友等的力量，以“双赢”或“多赢”的原则，采用灵活多样的筹资方法来解决学校资金短缺的问题。

至今，贵州大学仍然得到社会各界及校友的大量捐助。因此，我们在规范社会捐助资金的管理及使用，鼓励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领域，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方面不断努力。同时，也在深入探讨及总结捐资兴学的成效与不足，总结经验，为我国当下相关政策的制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教育资源分配及教育经费的保障等方面提供历史借鉴，以利于更充分地吸纳优质资源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教育事业的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