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捐赠契约见证一桩捐资兴学善举

2019-08-13罗应梅赵财霞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浙江档案 2019年7期

罗应梅黄凯赵财霞/贵州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捐资兴学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历来受社会及政府鼓励，这是惠及万千的善举。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先后7次颁布或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1]，对捐资兴学的褒奖对象、褒奖范围、褒奖等级、褒奖机关、褒奖形式、捐资方式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和说明。政府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这种善举予以褒奖和鼓励，加上人们面临近代以来严峻的社会现实和救亡图存的责任感，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社会形成了重视教育、乐于捐助教育事业的良好风气。据统计，自1929年至1938年，捐资兴学的人数达636人，捐资总数达32317735元[2]，对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支持作用。

贵州素来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但捐资兴学不乏其人。如1905年，贵州实业家华之鸿捐银二万两以创办贵州官立通省中学堂，后又数次捐助资金在贵州各地修建数所学校。1910年，贵州举人乐嘉藻捐银3000两以助贵州省立图书馆之建设，并捐献自己所有藏书。抗战爆发后，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校秘书主任、贵阳华氏家族代表华仲麟教授，与母亲高瑶涵女士一起捐赠田产以兴建国立贵州大学图书馆、设立瑶涵奖学金并助力子弟小学之建设等，得到国民政府的嘉奖。贵州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完整地记录了华氏家族捐赠田产以兴学的善举。现将档案所记事实一一整理，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