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永影

十七世纪的传教士们把对中国的光辉描摹带回了欧洲，并掀起了一股“中国风”（Chinoiserie）。这些光辉描摹对西方启蒙时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法国的伏尔泰、德国的歌德，还有英国的坦普尔爵士（Lord William Temple，1628-1699）。坦普尔是一个刚刚卸任的辉格党派外交官，刚出道的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曾在其麾下担任私人秘书，為他处理一些文字工作。斯威夫特从一六八八年起追随坦普尔，中间有几年曾离开过，而后又回到其府上摩尔庄园（Moor Park）继任秘书一职，直到一六九九年坦普尔离世。

斯威夫特研究专家埃伦普赖斯（Irvin Ehrenpreis）认为坦普尔将自己的一切旨趣都传递给了斯威夫特，彼时的斯威夫特奉行着坦普尔的各种趣味和思想，包括文学风格、政治观念、道德取向和美学理念。坦普尔关于中国的思想和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斯威夫特的创作，在《格列佛游记》（GuHivers Travels，1726）的第一部和第三部中充满了斯威夫特对英国的讽刺，在第二部和第四部中则有关于儒学思想的回响，这种儒学价值传统是英国社会所缺乏的，也是坦普尔所推崇的。斯威夫特笔下的格列佛并末涉足中国，最远只到达了东方的日本，见识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及其对基督教的态度，但中国的形象在斯威夫特的作品中却多次被或明或暗地提及。

坦普尔关于中国的不同评论都收在他的杂集中，作为其秘书的斯威夫特曾在一六九0年为这本杂集的出版进行过整理和校对。在此过程中，斯威夫特不可能不受到自己恩主的影响。……